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高超艺术，得讲究方式方法，否则弄巧成拙，不但会把事情办砸了，甚至还会引火烧身。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这个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
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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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送礼者不敢过分，而载振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
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十分流行。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
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
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载振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
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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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堪称“著作等身”。
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
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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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
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
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
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
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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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了。
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
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
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或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
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台。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
古人已去，今人如何送礼？又有什么“考究”？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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