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歌“三问”

姚谦曾经写的情歌，很多源于自己的经历。他觉得能被历史留下来的、成为经典的情歌，首先出于“真心”。

他常常拿自己为蔡健雅写的《纪念》这首歌举例子：“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

姚谦向我回忆，写这首歌时，他刚结束了一段一年多的感情，结束得很辛苦。当他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从耿耿于怀中恢复之后，又无意间遇到了对方。当时他觉得对面的她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气味都没有变，但却觉得她已经不是自己曾经朝思暮想的那个人了。通过这件事姚谦才发现，问题不在她，而在于自己。“爱情很多时候是自我经营的，我只是把我自己想象中喜欢的那个人，投射在她身上，然后我开始与她，以及投射在她身上的情感与想象产生恋爱。”

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台湾流行乐坛后，姚谦在点将唱片公司担任作词人，为江淑娜、伍思凯、优客李林、江蕙、林慧萍、王菲写歌。在索尼唱片前身新力唱片公司担任华语部总经理时，他造就了李玟、庾澄庆、王力宏；在维京唱片亚洲分公司担任总经理时，又捧红了萧亚轩、江美琪、侯湘婷、林忆莲、刘若英、李心洁、黄立行、杨千嬅以及赵薇等人。在那20多年间，他创作了几百首流行音乐的歌词。从王菲的《我愿意》，到辛晓琪的《味道》、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张学友的《如果爱》、王力宏的《公转自转》，他写的情歌悲情、写实，他也被人称作“伯乐”，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几乎都会上榜。

那20多年，是唱片业最鼎盛的时期。而当时在中国，人们几乎谈到流行音乐就是在谈情歌。

但似乎大众化的情歌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一直并不高。姚谦也觉得，情歌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肤浅，是因为后来唱片行业为了获得利润而量产有煽动效果的情歌，过度地使用技术逻辑思考，导致歌词往往雷同。失去“真心”的情歌丧失了原有的创作高度。纵观每年出产的上千首流行歌曲，失恋、心痛、伤感、没有承诺、身不由己、等候、错过、疏离、去留，一些同义词被无限反复。

量产情歌的煽动效果，也曾让姚谦感到恐慌。

2000年左右，姚谦决定离开唱片业的几年前，一天中午，他去楼下麦当劳吃饭。当时在台湾，唱片公司为了推广，会在人多的地方竖起电视墙，播放MV广告。姚谦排队等待点餐的时候，无意中看了几个广告，当时受韩剧风格影响，连续三个广告的主题分别是绝症、两个男人为争夺情人打架、因情所困而导致的车祸和跳楼。“突然间，就觉得，我面对自己情感和情绪创作出的作品，很可能正在影响着别人以后的生活选择。”几天后，姚谦在自己所任职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会上告诉所有员工，以后他们公司制作的MV中，不能有癌症、跳楼、车祸等主题出现，尽管这些主题最吸引眼球，有助销售。

之后他再写情歌，也避免写出决裂般的歌词，“因为流行音乐会反过来影响爱情”。

“特别是自怜主题的情歌。自怜本身是生物学上自我保护的一种心理反射，但如果所有的情歌都是在自怜，可能也会影响年轻人对爱情产生一种片面的判断。因为爱情不是拿来对照自怜的，爱情本身很多时候是欢愉的，人们应该捕捉、享受爱情当中的美好。”

流行音乐烘托了不同时代的爱情，造就了大量情歌，但也难以避免地让情歌留于烂俗。

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预见了后来流行音乐的发展，他自己则相对怀旧，担任过一支管弦乐队的指挥

其实早在姚谦入行之前，就有人已经预言了这种情况。曾长期担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别顾问的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于1977年出版了《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Bruits. Essai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在这本书中，阿塔利预测了唱片业对音乐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他认为，爱迪生于1877年创造的留声机，彻底改变了音乐。此前上等阶级独享古典音乐的时代结束了，唱片打破了阶级。留声机发明之后顺势推广的版权和演出产业，则进一步改变了音乐产业，也改变了民众对音乐的理解。音乐的价值不再仅仅是现场演出独一无二的乐曲，音乐可以被复制，也可以在任何地点被重复播放，即便演奏者并不在场，现场演出被音乐复制品所取代。

第一批成功发行的唱片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出现，随着AM调幅无线电广播和45转唱片的大量问世，爵士乐成为被商业化的流行音乐，此后婴儿潮和“二战”后经济危机的结束则催生了摇滚乐成为新一代流行音乐，FM调频广播和33转唱片得以发展。“排行榜金曲”和“大师经典”的概念由此诞生，音乐开始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的主要载体之一。

时至今日，尽管保存音乐的载体已经从黑胶唱片，改为录音带、CD、MP3，再到网络音乐平台，但复制产出的流行音乐依然是主导。这些改变，在阿塔利1977年写成这本书的时候都还没有发生，因此他的观点也必然带有局限性，在他眼中，相比音乐工业生产出来的歌曲，他更怀念留声机发明前的音乐。

=====================$$$=========$$$=========$$$=====================

“Orpheus”在古希腊神话语境中被翻译成“俄耳甫斯”，中国人通常会把他与*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混淆。而在音乐语境中，“Orpheus”更多被翻译成“奥尔菲斯”，或者根据意大利语的拼写“Orpheo”而译为“奥菲欧”，后者成了著名古典音乐厂牌的名字。

俄耳甫斯前往冥府拯救妻子的古希腊神话后来成为歌剧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

在一些版本的神话里，俄耳甫斯的音乐才能和手中的七弦里拉琴，都是传说中他的太阳神阿波罗的馈赠。凭借着这份天资，俄耳甫斯曾经成为伊阿宋的伙伴，与伊阿宋一起踏上“阿尔戈号”，在寻找金羊毛的冒险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的琴声催眠了守卫的巨龙，帮助伊阿宋偷到金羊毛，随后的归途上他又击败了塞壬女妖的魅惑歌声，避免英雄们葬身海底。

结束征途的俄耳甫斯归来后爱上了尤丽狄茜，两人在林间举办婚礼。那天俄耳甫斯的牧羊人朋友都来了，人们在婚礼上欢唱，俄耳甫斯的美妙琴声和动人歌声令动物们都不由得驻足聆听。正当他沉浸在幸福之中时，新娘的密友西尔维娅穿过人群，告诉俄耳甫斯他的妻子死了。俄耳甫斯前往冥府，历经艰险救回爱妻，却又因一个不经意的微小错误而再度永失。

他的绝望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的俄耳甫斯郁郁寡欢，在酒神节日中不敬神，最终被酒神狂女们撕成了碎片。他的头颅顺着海流漂到了列斯博斯岛，那里成了古希腊抒情诗歌的发源地。

而在另一些版本的神话里，俄耳甫斯遵循着古希腊英雄们半人半神血统的传说，是色雷斯国王阿拉格罗斯与缪斯女神卡利俄珀的儿子。他的母亲被认为是九位缪斯女神之首，主要的职责是修辞与史诗。在这个版本里，俄耳甫斯真正的音乐老师是他的亲生兄弟利诺斯——旋律和节奏的发明者。

也许古希腊人试图告诉后人，旋律和节奏，诗和修辞，再加上一段悲伤的故事，才是首优美的情歌。

如今每当人们在夏夜抬头看到星空中那由俄耳甫斯七弦琴化成的天琴座，脑中浮现的恐怕还是悲伤的旋律。巧合的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a星正是中国神话中的织女星，东西方最知名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在星空中交汇在了一起。

俄耳甫斯的影响远没有停止。如果说1594年上演的歌剧《达芙妮》的配乐已经失传的话，1600年的《尤丽狄茜》则通常被视为西方艺术史上的第一部歌剧。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俄耳甫斯题材作品问世，并在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的《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的“没有尤丽狄茜，我将怎么活下去”成为最脍炙人口的歌剧咏叹调之一。格鲁克用连续的乐队伴奏取代了羽管键琴伴奏，并赋予合唱空前的作用，音乐就此与戏剧进一步结合。

俄耳甫斯神话故事中的凄美与伤感就这样一再推进人类音乐史的发展。也就是在此时，人类刚刚开始了解音乐对于听众情绪影响的魔力。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除了文学、戏剧与音乐领域之外，当时的医学、宗教与哲学领域还很关注“相思病”（Lovesickness）。当时人们认为，狂热的爱能够造成巨大的危险，对人的身体造成各种痛苦，折磨人的精神，火热的情欲使人失去理智，堕入野兽般的境地。即使是有益的、和谐的爱情，也可能以强大的力量超过人的身体和心灵所承受的限度。而音乐，则被视为治疗相思病的一剂良药，与沐浴、美食、美酒和睡眠一样令人恢复活力。

在古典音乐经历了数代更迭之后，19世纪初，布鲁斯（Blues）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由此人们进入了现代音乐时期。过去一百年中，布鲁斯音乐似乎成为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悲伤音乐。除了程式化的十二小节和弦之外，最典型的布鲁斯歌词通常也是描述一个人运气多背，失恋，以及在大环境下人生如何时运不济。

从布鲁斯衍生或受其启发产生的爵士乐、福音音乐、摇滚乐、金属乐、蓝草音乐（Bluegrass）等多种音乐形式，都离不开情绪对人的影响。音乐思维的形成，让我们进而开始思考不同音乐中的配器、演唱、作词、编曲、节奏，以及每种音乐所代表的情绪。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当你打开手机中的音乐软件，会发现软件已经体贴地为听众列出适合不同情绪的歌单，如“阴雨天窝在床上听的情歌”“适合阳光明媚的春天听的情歌”。

为了与听众拉近联系，披头士乐队尽可能把人称代词加进他们早期的歌词和歌名中，于是有了《她爱你》《我想牵你的手》《爱我吧》等歌曲

音乐的魔力在于，给任何一位毫无乐理知识的人听一首没有歌名和歌词的乐曲，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首乐曲传递的情绪是欢快还是悲伤。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音乐不像绘画或文学，需要通过人类的视觉和头脑，将所看到的文字或图像进行解码，以分析出诸如“蓝色代表忧郁”的理解。音乐给人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在人类所有能表达爱意的感官信息里，为何声音对情感起到如此重要的加成作用？

科学家们通过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在试图找到最终的答案。

有别于其他感官，听觉的优势在于声音能在黑暗中传播，绕过一切障碍，就算我们看不到音源也无妨。所有脊椎动物都具有听觉，很多生物甚至同样拥有判断音域的生理机能，从而发展出类似“歌唱”一般的语言形式，但人类在语言之外，还衍化发展出了真正的音乐。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音乐认知研究员戴维·休伦（David Huron）通过十几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推论：人类在失恋时喜欢听慢节奏的悲伤情歌，并且悲伤的情歌拥有治愈效果。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觉得，欢快的音乐才应该帮助伤心的人提振精神，但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催乳素（Prolactin）是一种有镇静效果的荷尔蒙，会在人们难过的时候分泌。忧伤确实会造成生理作用，而这可能是一种适应环境的反应，为的是帮助我们储存能量，并在创伤事件之后重新为未来做准备。在性高潮和分娩后，还有女性哺乳期间，人类都会分泌催乳素。如果拿眼泪做化学分析，人们会发现泪液不一定都含有催乳素——润滑眼球的眼泪没有，喜极而泣的眼泪也没有，只有伤心的眼泪里有催乳素。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彻底改变了音乐，自此现场演出被音乐复制品所取代

所以休伦认为，悲伤的音乐可以帮助人们“骗过”头脑，从而使人们进入通过音乐想象出来的、安全的悲伤感，进而产生心理安慰与自我平衡的作用。

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伤感”。每个人的催乳素分泌量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听完悲歌的时候会说他们很难过，有的人会说他们虽然也感到难过，但当中仍带有一些欣慰或愉悦的感受。休伦推测，有些伤心的人听完悲伤的情歌会获得舒缓，是因为他们能分泌较多催乳素，产生“悲歌后的欣快感”（Pleasurable Music-inducedSadness）；而那些越听越难过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催乳素分泌太少，所以只有“悲歌后的伤感”（Unpleasant Music-inducedsadness）。

除了神经学，还有更多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研究来解释为什么情歌能给人带来安慰。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科学家范托尔（Van den Tol）将这种设想进一步精确，认为这种拥有治愈效果的音乐不仅仅是悲伤（Sad）的音乐，还要达到凄美（Beautiful But Sad）的水平。在2014年的研究中，范托尔请了220位受试者，让他们回想伤心时候听悲伤歌曲的经验，范托尔发现，凄美的歌曲更能改善情绪，人们听完后会“觉得好一点”“觉得比较冷静”“感到被安抚”。

范托尔的研究更是总结出了四种听众选择凄美情歌的理由：共鸣、勾起回忆、美学价值和传递信息。

按照范托尔的理论分析，可以以此类推。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听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昨日》（Yesterday），耽溺在“往昔在脑海浮现，为何她不辞而别，姗然离去，一定是我说错了什么，我只好静静等待昨天”的这份无力和自哀自怨中，很可能是因为这歌词表达的失落与听众产生了共鸣。听众也许曾经与恋人关系很好，但一次争吵，让两人分开，尽管歌词的本意不一定是写给情人的。

而如果一个人喜欢反复听卢·里德（Lou Reed）的《完美一天》（Perfect Day），则很可能和听众过去的经验有关。“恰好是完美的一天，品尝着桑格利亚酒，待在花园，片刻，天色将晚，我们不再流连。恰好是完美的一天，在动物园里给动物喂食，稍晚，还有一场电影，然后是一路流连。”伴随着钢琴的重音，卢·里德用略似说话的声调缓缓地描述与恋人的一天，尽管歌词里都是平凡的美好，但那嗓音却让人略带忧伤，仿佛这段感情并不会长久，或者已经成为回忆。

同样是失恋的人听的歌，方文山的《菊花台》就能将缱绻离别、挣扎纠结描述得美丽如诗。“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倘若听者的失落，可以用一种美来呈现，那么他的伤悲似乎也可以笑中带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则拥有一种传递信息的能力。“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也许听者并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但通过播放这首歌，陈奕迅就可以帮他表达积压多年的思念和抱歉。

由此看来，在悲伤的时候听情歌，可以让听者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有人了解他。这些情歌代替听者的心和嘴，痛心却精辟地描述听者的过去，并帮他说了一些他一直想说的话，这都会让人感觉好受很多。

就算作词或者演唱者对于听者来说是陌生人，但这种关系依然能帮助听者走过恢复期，并产生一种感受：“我现在经历的事情，这个音乐人也经历过，还熬过来了，现在他恢复了，能侃侃而谈，不只如此，他还能把悲伤的经验升华，化为美妙的艺术创作。”

艺术之所以能感动人，是因为它将人们与真理相连，不同的故事被赋予了普世经验。

范托尔的后续研究也发现，面临失去所爱的巨大悲伤，人们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瞬间贯彻快乐的方法，而是一个能看见过去回忆、接住悲伤的歌曲，一点一滴地陪伴自己，并让人们重新发现这段感情关系中曾经美丽的地方。

也许如今我们可以在音乐史中反向假设：并不是音乐人喜欢创作悲伤的情歌，而是听众需要这种凄美。而人们常提到的“老歌”，就是这样一种情感的最好载体。

中世纪吟游诗人最早的伴奏乐器是一种近似于小提琴的弦乐器维埃尔

1977至1978年间，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磁带从东南沿海一带进入大陆，随后又通过无线电波让更多的人听到。到了1979年，随着卡式录音机慢慢变成大陆寻常家庭的消费品，邓丽君成为大部分人的情歌启蒙。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臧天朔、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大陆摇滚音乐人，以一张专辑《告别的摇滚》与邓丽君作别，坦承邓丽君当年对他们的影响。邓丽君甚至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启蒙者。

乐评人李皖对本刊分析说，情歌对当时的大陆人来说是一种寄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原先的价值体系整个崩塌了，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支柱力量，那就是爱情。当时我们觉得爱情拥有一种特别稳固的性质，当身边什么都变了的时候，爱情并没有变。吃饭和性，这两个事情是生活中最根本、最真的部分，爱的表达也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感情。所以大家把价值和理想都寄托在了这种不变上，尽管沧海桑田，人们依然可以为爱情付出热情。”李皖认为，中国音乐中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或伊斯兰宗教那样探讨人与上帝关系的母题，因此情歌更加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大主题。

情歌不再仅仅是情歌。

1987年，台湾地区宣布解除“戒严令”，党禁、报禁、新闻文化检查制度由此开闸。处在这个时代大变局中的罗大佑接连推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等专辑。命运、沧海桑田、云烟、转移、梦成为罗大佑经常挂在嘴边的关键词。在《恋曲1980》，他洋洋洒洒地唱道：“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他用情歌来表达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一代人与旧时代的告别，与新时代的拥抱。几年后的《恋曲1990》，他唱道：“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飘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罗大佑通过“你与我”的关系，来表达个人与时代的爱。北京歌手成方圆早在1984年就翻唱了罗大佑的《童年》并在大陆流行，1985年广州歌手朱德荣翻唱了《之乎者也》《现象七十二变》，但悄无声息。1989年《爱人同志》在大陆发行，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观，大家只是零星感受到了他的童趣、爱情和对光阴的回忆。真正读懂罗大佑，明白他情歌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悲情，要到整整10年之后。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的“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上，一名男青年抱着把电吉他走上舞台，在低沉的键盘声过后，突然爆发：“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现场观众不过上万人，这一幕也只是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成了人们口中的传奇，被追认为中国音乐史的历史时刻。青年就是崔健，他的《一无所有》出版后，流进了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在他们看来，这首表面上的情歌，与思想界的解放精神、自由思考是一致的。

1990年，以“为北京亚运会募捐”为名，崔健在全国展开巡演。演唱会上，他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观众们打着手里的打火机，崔健在一片黑暗和千万火苗中发出嘶哑的声音：“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还在想什么，我说要让你做主……我感觉这不是荒野，却看不见这土地已经干裂，我感觉我要喝点水，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就这样，《一块红布》《花房姑娘》《假行僧》，崔健这时期唱了很多情歌，里面有“你”，有“我”，也有“爱情”，但他唱得绝不仅仅是爱情，他将那一时期中国人的心理，用充满悲剧感的色彩写了出来。此后摇滚乐在大陆陆续开花结果，并以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达到高潮。

与此同时，台湾都市型流行音乐进入黄金时代，一下出现了一大批嗓音各异、个性独特的流行歌手，几乎全都处于创作巅峰期。李宗盛成为那一时期著名的制作人，他特别注重诚恳的歌词态度，努力体会城市现实中真实的情感变故。他为周华健制作了首张专辑《心的方向》、为张艾嘉制作了《爱的代价》，还有张信哲的《心事》，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李宗盛尤其精准地为许多女歌手打造了上乘且流行畅销的作品，中国情歌史也终于出现了都市女性形象。就像陈淑桦在《那一夜你喝了酒》里唱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意而来，朦胧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都市女性有独立住所，有自我，中国情歌中的男女关系逐渐趋于平等。李宗盛的作品犹如一部都市女性情史大全，如张艾嘉所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问题被浮华掩盖殆尽时必然产生一种深刻：精神世界贫乏美好得只剩下风花雪月了。”李皖这样评价道，“人即使未必有信仰的需要，却不能缺少抒情的需要。他需要一件贴身的抒情媒介，在脆弱时抵挡人生的寂寞无依。这媒介前几千年是书画、戏和宗教，这一百年更多是影视、是歌。”

9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黑人音乐、R&B和民歌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以周杰伦为代表的新一代流行音乐兴起。情歌多了一层游戏的色彩，男女之间的感情再也不像当年那么惊天动地，也并不是稳定的关系，但李皖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进步：“人们对爱情的忠贞观念受到了冲击，认为中断婚姻也没什么。我觉得其实它挺正面的，年轻人想要活在当下，活在真爱中，拒绝虚假的爱情。”

（感谢乐评人李皖、中央音乐学院高天在采访中为本文提供观点和线索。本文参考资料：《为什么伤心的人要听慢歌》，丹尼尔·J.列维京著；《噪音》，雅克·阿塔利著；《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李皖著；《古典音乐·如何爱》，橄榄FM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