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武汉汉阳江滩公园大禹神话园里的“大禹治水”系列群雕

想象一幅裂开的画卷，把每个分离部分的边缘重新涂抹为新的画面，然后把它们叠放在一起，你见到新的图画，也能看到曾经的痕迹，若如此往复，也许你见到的画面，就如同历史文本中夏禹的叙事呈现在你面前的样子。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

在西周中期发现的青铜盨上，用金文铭刻着类似的文言叙述。虽然至今出土的文献，无法使人们的目光再穿透更早的历史，但能够肯定的是，距今约3000年至2500年前，相似神话的各种零散版本里，大禹是一位创世的神祇。

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不过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大禹治水”却属于“动物潜水取土造地”的创世神话类型中的一个变体。这种故事类型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刘宗迪教授认为，因科学家证明史前曾多次发生洪水，先民的洪水记忆是创世神话的基础，黄河流域产生的禹的神话也不例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吕微在《神话何为》一书中介绍，若将人物与地点等专名抽离，在世界范围内，所有这个类型中的故事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故事原型：

当初世界只有一片原水，没有陆地，造物者和他的伙伴在水面上无处落脚。造物者让动物进入水中取土造地。动物相继入水，却先后失败，最后一个才衔着一小块土上来。这是块会生长不息的泥土，造物者把它放在水面上，最终长成了大地。而潜水捞泥者只把部分泥土交给造物者，自己私藏了一块，因为泥土会长大，藏不住，被造物者发现。私藏的泥土撒在已经造成的平坦大地上，形成了山谷或沼泽等不平之地。造物者将偷窃的潜水捞泥者罚入地底的深渊。因大地很大，造物者的眼睛已望不到边，就派人绕着新创造的大地走一圈，查看大地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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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青铜盨上的神话里，禹替代了潜水捞泥的动物，但这个故事并不完整，没有出现偷取神土的角色。其他神话版本中，传说中禹的父亲鲧承担了这个角色。《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述，鲧在禹之前，没有等待天帝的命令，先偷了具有神力的息壤堵塞洪水，天帝命令祝融在羽郊外*死鲧。鲧从腹中生下禹。天帝于是令禹来布土，终于平定九州大地。

比照同一故事类型下的其他故事，学界认为，鲧没有等待天帝命令的真正原因，可能正是他未全部上交息壤。而围绕鲧的罪行，鲧禹神话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样貌，反映出先人看待世界的观念的转变。

“在原始神话里，世界的创造总是某种偶然性事件的结果。鲧禹神话中，鲧窃息壤并且扰乱了天帝的创世程序，导致创世的不完满，所强调的正是鲧越轨行为的偶然性。”吕微在书中认为，这种与伦理无关的偶然性在《尚书·洪范》的版本中已变为道德上的错误，鲧阻塞洪水，乱了五行，天帝一怒之下，没有传给他治国大法，治国的纲常由此受到破坏。“鲧成了道德上的千古罪人，鲧禹神话朝向历史化、理性化转换。”

汉代画像石拓片，大禹像

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的“变脸”。神话分化的初始不可考，但能肯定的是，两种版本曾长期并行不悖。写于战国初年的《天问》中，屈原见到的故事更为丰富：众人推举鲧治水，鲧听了鸱龟的话，偷取息壤，治水将成时，被流放羽山。禹承父志，在应龙的帮助下，填深渊、垫平地，放稳九州，掘成川谷，计算东西南北的长度，安置天帝的下都昆仑山。

“同为治水，天帝为何要惩罚他？”屈原向天发问，“既然鲧由众人推举，为何不先让他试着去做？”吕微在书中分析，屈原的犹疑正源于道德叙事的框架下，面对非伦理的神话版本的矛盾态度，“可以断定，截至战国初年，鲧禹故事的两种版本依然保持着均势的传承格局”。

虽然禹的原型不可考，禹的神话样貌流变，后世对禹的崇拜和信仰却贯穿始终。《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神话经历了历史化之后，创世神大禹演变成为夏代的圣王，即夏禹。

尧舜时洪水暴发，群臣举荐鲧，九年治水未成，遭舜诛*，又启用禹，禹带着群臣、百姓伐树、开山。他在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拿着规和矩，还装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开发九州土地，疏导河道，修治大湖，测量大山。从此九州统一，四境之内都可居住，四海之内的诸侯来京城会盟和朝觐。

这是《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吕微写到。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治水方式首先发生变化。“战国时，人们为防止水患，就采取筑堤的办法，为利便交通，盛行农业，又盛行疏水灌溉的办法。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有利而无弊端。”顾颉刚发现，战国时期的典籍里，鲧的失败被越来越多地归于堵塞的方法，用息壤填土渐从大禹的身上消失，疏导的方式成为大禹的功绩。而《史记》中写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没有神奇的息壤，也没有《天问》里的神龙相助，《庄子·天下篇》形容大禹累得小腿无肉，不生汗毛。一个战战兢兢、事必躬亲的大禹形象跃然纸上。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先秦诸子除看重禹的功绩，舜、禹、启代际间的禅让问题，也在他们当中产生过最为激烈的争论。舜以禹的德行，把帝位禅让给禹，但禹将位子传给儿子启，终结了禅让制。孔子将其视为上古社会由“大同之世”转入“小康之世”的转折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而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然而，先秦诸子中却还有截然相反的说法。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孟子》等战国文献强调启之‘贤’，是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极度勃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曾在《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中分析“尚贤”思想的社会根源，“它是由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不过，当受禅让制的感召而亲力亲为的燕王哙却使燕国惨遭大乱，反对之声由此而来。而秦汉“大一统”后，历史语境变迁，夏禹的样貌也随之转变。

随着神话的历史化，战国末期的《帝系》中，大禹作为人王，已不再从鲧腹中出生，而是被安放进神圣的世系之中。鲧仍是他的父亲，而鲧的父亲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但汉代的纬书《尚书帝命验》里，一位名叫修纪的女性走在山间，看到流星穿过昴星，感到全身战栗，随后生下了白帝精的化身，也就是禹。

一位有父的人又成为一位无父的神。世系中的大禹是知识阶层凭着史学的自觉，对古史传说进行加工、整合的产物，而感孕而生则是一种古老的神话结构。“先接触某物而意有所感，之后神奇孕育，最后诞下始祖圣王。”据杨栋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类早期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形态。但《尚书帝命验》里的神话，却不是汉人观念的“复古”，也不单是上古神话遗存的片段，“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是要通过神话的逻辑顺序、性质要素与五德终始说的配合，赋予帝王君权神授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尚书帝命验》里禹的诞生是汉人编织出的一段“符码”。被流星穿过的昴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五行属金。而杨栋介绍，很多圣王、圣人、人王在纬书里都是感孕而生。“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有很强的系统性，这一系统多受东汉刘歆的‘五德终始说’支配。尧为火德，舜为土德，禹为金德。”

这种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与朝代相对应，解释朝代更迭的做法，始于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他发明以“以五行相胜”为动力的“五德终始说”，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受命于天，具备五德中的一德，而朝代更迭的原因是，后朝的德胜过前朝的德。后世的统治者希望借此学说，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一个理论依据。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诗》《书》等儒家经典被奉为“经”，儒生对经的解释便是“纬”。在西汉中后期至整个东汉的纬书里，通过把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论相掺和，汉朝的统治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夏禹所属的德便是在这一体系下演算出的结果，与他本身已无甚关联。战国前邹衍的“五德始终说”里，依据“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法则，禹属木德。然而，在“革命”年代受宠的“五行相胜”，到了“和平”年代却遭到统治者厌弃，主动权在手，具有让贤性质的“五行相生”得到青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总结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经过他与后世刘歆的改造，禹方属金德。

禹的形象与夏的内涵有所疏离，但纬书中为表现大禹的神性和天人的感应，用异相、受命、祥瑞等方式描绘大禹，使他的事迹繁复如神幻小说。杨栋告诉本刊，纬书承接战国时期文献中“圣人异表”的表现方式，把禹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尚书中候·考河命》中的禹高九尺九寸，怀抱玉斗，头戴钩钤，脚踩饰以文彩的鞋子，虎鼻大口，两个耳朵有三漏，“是谓大通”，能通晓一切。而其中这样描绘舜禅让禹时的场景：

八风修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厥藏，蛟龙踊跃于厥渊，龟鳖咸出厥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如尧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

汉亡之后，董仲舒的“三统论”绵延后世，夏脱离禹，作为“黑统”代表的一套正朔、服色、礼乐体系，构成儒生阐释三代的标准框架。而“造神”运动结束后，谶纬之说消亡，纬书遗散殆尽，禹的神异形象在后世史著、志怪小说和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流传。

（感谢祝鹏程、陈侃理、朱佳艺、赖婷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吕微著；《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杨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