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古代女性的婚姻，常常被人提及的一句话就是“从一而终”，女性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婚或改嫁。在极端情况下，男女双方订婚后，女方还未正式过门，但因为男方去世，女方也要为其守寡，俗称“望门寡”。女性“从一而终”在明清时期非常普遍，就汉代而言，女性“从一而终”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教，汉代女性再婚非常普遍，有些人甚至公开谈论自己再婚之事，当时的男性也不以娶再婚之女为非。在《孔雀东南飞》中，县令和太守都找媒人向刘家提亲，求娶被焦家休掉的刘兰芝即可说明问题。那么，汉代女性会在什么情况下再婚，为何又能再婚？这是不是汉代女性地位较高的表现？
一、再婚的汉代女性汉代女性再婚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主动再婚，二是被动再婚。主动再婚是指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结束双方关系并再次嫁人，被动再婚是指女性被丈夫休弃或丈夫去世后再次嫁人，或者是女性的父母逼迫其离婚改嫁。在其中也存在着女性原本不想再婚，但迫于父母兄长的压力不得不再婚的情况。
刘兰芝被休后归家
先来说说主动再婚。女性主动再婚原因比较多，或因家贫，或是疾病，或因双方关系不和。比如朱买臣之妻因生活穷困，难以忍受，主动要求离婚，朱买臣挽留无果后，只能同意。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因丈夫平阳侯曹寿身患恶疾，在他回封地养病时，没有跟随，而是继续留在长安，实际上就是主动结束了双方婚姻，后来她也再次嫁人。
武帝另一同母异父的姐姐修成君金俗有女，嫁给了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迁，刘迁长期冷落修成君之女，双方关系不和，修成君之女直接“求去”。王政君之母李氏本是王禁正妻，但因丈夫好色，常娶妾室，也主动提出离婚改嫁了。在秦末，外黄县（今河南民权县）有一富家女，因瞧不上丈夫庸庸碌碌，直接离开丈夫，跑到亲戚家藏起来，要求离婚。这种因丈夫无才而主动离婚的女性在汉代应该也是存在的。
下面来说被动再婚。相较于主动再婚，汉代女性以被动再婚的情况居多。西汉初年，长安人臧儿将女儿王氏嫁给了金王孙，在王氏已经有孩子的情况下，仍逼迫她离婚，以便入宫，谋求飞黄腾达，王氏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之母王皇后。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因丈夫去世，归居娘家，后来在自家宴会上遇到司马相如，二人当晚就私奔结婚了。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扣押，致使其妻误信苏武已经去世，便再嫁他人。
王丽坤版王夫人
东汉后期，骆俊被袁术所害，其妻便再嫁华歆。蔡邕之女蔡文姬原本嫁给卫仲道，在丈夫去世后，被匈奴人所掳，就嫁给了匈奴左贤王为夫人。曹操掌权后，派人从匈奴将蔡文姬赎回，蔡文姬又再嫁给董祀为妻。献帝朝丞相曹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允许自己的妻妾在自己死后重新嫁人，“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很难想象的。
在被动再婚中，有些女性也表现得很主动，甚至追求有妇之夫。光武帝刘秀之姐湖阳公主刘黄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就想再婚，刘秀和她谈论再婚人选，她主动提起了尚有妻室的大司空宋弘，认为他有威容德器，他人莫及，只是被宋弘以“糟糠之妻不下堂”为由拒绝了。看来风气所及，皇帝都亲自给自己找姐夫了。
袁弘版刘秀
汉代女性再婚次数没有限制，一般是一两次，即便是普通女性也是如此。宣帝的外祖母王媪先嫁给王更得，在丈夫去世后，又嫁给了王乃始。江苏扬州仪征101号汉墓出土《先令券书》，上面记载墓主之母与墓主之父结婚后生育四个子女，在墓主父亲去世后，墓主之母又先后将两个男子招赘家中，并生有子女。墓主对此毫不避讳，自称“有三父”。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女性再婚次数更多。比如陈平之妻在嫁给他前，已经结婚五次。宣帝的王皇后少年时“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颇有“克夫”之嫌，其所克之人恐怕不止一两个，所以只好一直待在家中。直到宣帝继位，因感念与其父王奉光的交情，才将其召入后宫，封为婕妤。
二、汉代女性为何能再婚？汉代女性能够再婚，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经济因素。汉代女性是家庭中的重要劳动力，其劳动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她们既可以在家中纺织，又可以外出下田劳作。在一些家庭中，由于丈夫外出求学或去世，供养家庭的责任就全落在女性身上。比如翟方进年幼丧父，想要到长安拜师学习，后母怜其年幼，也跟着到长安，靠织履供应他读书。东汉时的乐羊子外出求学八年，其妻靠纺织供养婆母，同时还为他提供学费。
另外，汉代女性还可以从事商业，贩卖丝织品或珠宝，或者行医相马。有意思的是，汉代人将男性经商视作一件不体面的事情，而对女性却没有这方面的指责。汉代不少女性可以开小酒馆和旅店，以此谋生。比之后世女性，汉代女性职业范围相当广阔。也正是因为汉代女性并未被完全禁锢在家庭中，可以从事相关职业，养活自己或家人，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应也就比较高，在婚姻中也就有较大的发言权，离婚后再嫁人也不会受到过多阻拦。
社会观念。汉代男女交往比较自由，可以共同参加娱乐活动，无所避讳。汉高祖和光武帝衣锦还乡时，都举办过盛大的宴会，当中便有不少女性参加。陌生男女也可结伴同行。比如，东汉人糜竺从洛阳归家，“未达家数十里，路傍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女性还可受邀去男性家赴宴。淮南王英布有爱妾，与男性医者相熟，到其家饮酒。东汉时，巴郡人宋迁与其母到邻居阿奴家饮酒。女性也可以单独会见来拜访的男性客人，汉乐府《陇西行》就描写了一位女性殷勤周到地接待来访宾客的过程，还因此获得了“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高度评价。
男女交往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贞节”观念淡薄，也就不会觉得女性再婚是很突兀的事情。而且，当时的男性也不觉得娶再婚女性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卫青成了大将军，仍然娶了已经结过两次婚的平阳公主。汉代社会流行及时行乐，时人就以女性守节不再婚为苦事。东汉人曹文叔之妻夏侯氏在丈夫死后悲痛异常，不欲再嫁，人们劝她说：“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
周丽淇版平阳公主
法律保障。由于汉代女性再婚比较普遍，所以*家庭在汉代并不少见，子女之间也就出现了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区别。与之对应的则是“同产”，也就是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汉代法律之所以作出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确定不同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继承权。在汉代，妻子在离婚后，有权带走自己的嫁妆。古代印度直接从法律上禁止女性改嫁，而汉代并未从法律上作出类似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女性主动离婚的事例。可以说，汉代法律为女子再婚提供了重要保障。
文史君说比之后世女性，汉代女性在婚姻中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某些群体中，女性甚至可以自择夫婿，表现得很主动。而社会习俗和法律能够允许女性主动离婚或重新嫁人，其实也是女性在汉代地位较高的表现之一。不过，从西汉到东汉，女性再婚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汉代皇帝和官员也开始重视妇女贞节问题，下令褒扬守节妇女，并给予物质奖励，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守节，拒绝再婚，并因此酿成了一些女子为守节而自*的惨剧。但整体上看，相较后世女性，汉代女性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她们在婚姻中可以打破“从一而终”的束缚，勇敢自由地追求个人幸福。
参考文献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李晓燕：《从婚姻、家庭看汉代妇女的地位》，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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