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三）

又一种看法则既抓住词的行殊句式，又兼顾词可“倚乐而歌”的特性，认为词起源于前代的乐府诗。如南宋胡寅在向子湮词集《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谓：“诗馀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还有人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予以阐发，如清徐巨源说：“乐府变为（趋〉、〈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流为诗馀，流为词，词变为曲，而乐府尽亡。”（见周亮工（书影）)更有人端出梁武帝萧衍的七首《江南弄)，认为这便是词了。徐轨词苑丛谈)评（江南弄）：“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之先矣。”梁启超（词之起源）中更进一步断言：“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这一说法确实兼顾到了词特有的曲子与歌辞两方面，而且（江南弄）不仅有曲有辞，还有一定格式，比词起源于（诗经）的说法显然进了一大步。那么，这真的已是正确的结论了吗？这里不妨先引两首萧行的（江南弄）看一看：

众花杂色病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酯岁腹。中人望，独踟蹰。

美人绵眇在云堂，雕金镂竹服玉床，婉爱塞亮绕红梁。绕红梁，流月台，鞋任风，郁徘徊。

从格式上看，这两首（江南弄》很像词。但词之所以为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所紧繁托身的音乐条件。词所配的音乐属燕乐系统，并不是什么样的音乐与歌醇配合起来都西以称之为词，面（江南弄》所配合的又是什么音乐呢？（乐府诗集》卷五十引《（古今乐录)说：“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知（江南弄》所配的乐曲并非属于燕乐系统的新声，而是梁武帝加工了的、流传于江南一带的吴声西曲。吴声西曲属“清乐”(汉魏南北朝时的俗乐)的范畴，自陈朝以后，便被视为“古曲”而受到冷落，“清乐遭梁陈之乱，所存益鲜，隋室以来，日益漏缺。…自长安（武则天年号）以后，朝廷不重古曲”(（通典》卷一四六）。《江南弄)的音乐自隋时就已“日益漏缺”，而且在武则天后就不为人所重视，那它怎么会是词的先声呢？从音乐系统上说，它与词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说明《江南弄》并非新调的先声，不过是旧曲的遗响而已。如果硬让词远远地和（江南弄）去挂钩，显然有些生拉硬扯。

第三种看法认为词起源于唐代近体诗，是近体诗经过加散声、和声和泛声而成的。沈括（梦溪笔谈·乐律)说：“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日‘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方成培〈香研居词尘》也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这里所谓散声、泛声、和声，都是指演奏时，为调和声多辞少的矛盾，于乐曲旋律之外另外加的声音。如王维著名的七绝（渭城曲）（又名〈送元二使安西）)演变为长短句（阳关三叠》，原诗作：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经过一番添加和声、散声和泛声，却成为：渭城朝雨，一霎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干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人生会少，自古富贵功名有定份，莫遣容仪瘦损。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又作：

欲知详细，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