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适逢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期，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残留的却是历史的劣根，大多数统治阶级依然是野心勃勃，残忍凶暴，这个时代也因此蒙上了一片阴影。
庄子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纵然有心作为，但是面对这世界的凶恶，也只能做出无奈之举，并提出了一个适合当前时代的保身之法，此时，《人间世》这一篇章便迎刃而出。
《人间世》以当时的时代为背景，创造出了身逢乱世的保身之道，其中智慧乍一看有消极避世之疑，但其中却充满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处事智慧。
郭象解说《庄子.人间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
其意是说：人是群居动物，不能离开人群而生活，但这个世界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变化和嘈杂，只有“无心而不自用者”才能顺应自然，不受世俗所牵累。
在《人间世》这一篇章中，庄子借用了颜回和孔子两人之口，用“心斋之论”的道理，表述了关于“无心而不自用”的智慧。
颜回要去卫国辅佐卫君，他说：卫国的君主太年轻，独断专行，不顾人民的死活，想去教化卫国的君主。
而孔子便对他说：一个人虽然德行纯厚诚实笃守，可未必能和对方声气相通，一个人虽然不争名声，可未必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如果勉强把仁义和规范之类的言辞诉说在暴君面前，这就像用别人的丑行来显示自己的美德一样，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害人，害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所害，你这样一定会遭到伤害的。”
不管颜回提出以小德感化，还是以大德化之的说法，都被孔子一一否定。
颜回最终失望异常，只得向孔子请教该如何治理的道理，说：“敢问其方？”
于是此处便提出了“心斋之论”的道理，所谓“心斋”就是无我忘我，一切以无为而治的处世状态，无论身处何处，心中波澜不惊，一切都不介怀于外，不仅能够让凡心进入澄澈境界，也能在身逢嘈杂之中保持独立人格。
我们越是刻意去做一件事，反而越背离结果，只有以空明虚境的无心之态作为，方可化育四方自然。
庄子的“心斋之论”，不仅仅是指自己身逢乱世时的保身之法，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事之道。
这样超然脱俗的处世状态，与世俗庸众的处事风格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
因为生活中有许多人常犯这样一种错误，就是总喜欢将自己坠入嘈杂之中，企图以自己的主观力量与嘈杂对抗，比如有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评价别人，又或者将自己放在仁义道德的鲜明高点去妄图对抗世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愚昧的行为。
原因有二：
其一，世人评价善恶的时候总会带着主观的偏见，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去判断结果，这样的善恶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不惯这个外界，或者和他人产生纠葛的时候，并不是外界本身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主观偏见产生了问题。
其二，过于自我标榜，刻意自命清高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即便你的出发点是对的，最后造成的结果通常是错的。
比如你看不惯这个世界的浑浊，以及看不惯人性的邪恶，想去指责对方的时候，不但改善不了其恶的本质，反而会因为你自身的鹤立鸡群而受到伤害。
所以孔子才对颜回说：“这就像用别人的丑行来显示自己的美德一样，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害人，害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所害，你这样一定会遭到伤害的。”
鲁迅曾说：“当浑浊成为常态时，清醒也成了一种罪”。
最重要的是，一个本性邪恶的人，并不会因为别人的建议就轻易地行使善良，因为他本性就是邪恶的，他需要面对的只是由恶形成的果而已，就是受到他本身应有的惩罚，而一个群体的浑浊，也不可能会靠一个人的特立独行就有所改善，而是需要这个群体因愚昧而受到惩罚时之后的自我反省。
所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指责别人的错误，让自己保持鹤立鸡群的高姿态，这个行为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因此酿成了更大的错误，因为方式是错的，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一定是错的，除了出发点是对的，从认知到方式都是错的。
所以永远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指责对方，最好的方式是保持自己的气节，以混同于世俗的状态身处其中，守住内心的底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同时也不故作清高。
就像《道德经》之中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不以自己的标准去批判别人的错误，更不要以自己内心存在的道德观去衡量世俗的是非对错。
好的人生状态并不是能够随意批判这个世界的黑暗，而是身处于世界的浑浊之中，既有包容浑浊的度量，又有孑然一身的气节，此可谓之“心斋”核心了。
作者|国学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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