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0年，中国精武体操会在上海诞生，后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它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精武会是一个武夫云集之处，但华东师范大学仲富兰教授经过资料整理和研究发现，它还是一个精通音乐之道的雅集之所在。一百多年来，精武会如同磁场一样吸引了诸多音乐才子的加盟，从而形成“精武问乐”的特质传统。而闻名天下的霍元甲不仅是一个武术大师，也是一个酷爱民族音乐的大家。以下是仲富兰教授在“2022上海民俗资源传播与利用”讲坛的演讲。
武术与音乐，看似不同的门类，其实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属于文化范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教、礼、易等，都与人、人性、情感息息相关。而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和武术的演进则与民族性和地域性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在整理与搜集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百年历史的过程中，对国家级非遗精武武术与音乐的结合，有一些粗浅体会。近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有关论述，更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认知。今天，我想围绕“‘精武问乐’与讲好中国故事”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引发更多思考。
“精武问乐”是海派音乐的重要内容
首先破题，谈谈什么是“精武问乐”。也许有人会问，“乐”为什么还要问呢？这涉及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这里的“问”，就像古人“问天”“问地”“问世界”一样，有请人解答，也有探询、探路的意思，更暗含着继承传统的意思。我理解的“精武问乐”，就是百年前诞生于上海的精武体育组织，对于礼乐与武术结合的一份传承与探求。1910年，从精武体育会诞生之日起，这个组织就不光是武术家的团体，更是一拨文人、艺人、硕学通人聚集的社会组织，习武健身之余，一批音乐家也开始了“问乐”活动，他们组织“中西音乐小组”“中华音乐会”“粤乐雅集”“群众歌咏”乃至组织“精武武舞”的展演，通过创建“辛酉剧社”“精武话剧团”“中华音乐会新剧团”等，进行系统的“问乐”活动，甚至“问乐”国际，与沪上西侨音乐组织也有切磋与交流。
那么，精武为何要“问乐”呢？精武武术离得开音乐的作用吗？我认为，一点也离不开。一场武术活动，当然不是让观众来欣赏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烘托武术动作的效果与氛围。音乐与技击动作是紧密结合的：一方面，技击动作是对音乐情绪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音乐又从情绪上和力度上渲染了技击动作的氛围。百年前，上海精武会的先贤是懂得武术与音乐高度融合的文化先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实践夯实了海派音乐的基础。
提起“精武问乐”的代表人物，就不得不提广东音乐的一代宗师吕文成先生。吕公是上海精武体育会早期会员之一，幼年随父从广东到上海谋生，在银匠店当学徒，也曾就读于广肇义学。1925年，吕公担任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教员，由于他深受广东音乐的影响，在上海也学习到江南音乐及西方音乐文化，于是开始了中西音乐交融的大胆尝试，用小提琴演奏国乐、粤乐及江南音乐《午夜琴音》《夜深沉》等，此举在百年前是一个创举，震动了当时中国和西方乐坛，使吕文成成为上海颇负盛名的精武人和音乐人，成为百年海上一代音乐大家。
说到对于西洋乐器的引进，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海派音乐宗师司徒梦岩。司徒梦岩祖籍广东，生于上海，20世纪初开始师从徐家汇教堂的外国小提琴教师，学习小提琴演奏，是我国最早一批接触小提琴和西洋音乐的音乐家。司徒先生还兼任上海精武体育会欧弦部小提琴教授，他在向上海人演奏西洋乐、小提琴的同时，将乐曲的旋律移植到小提琴上来演奏。司徒梦岩是将小提琴用来演奏国乐的第一人，也可以说，他是将西洋乐器小提琴在我国民族化的先驱。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中国，并不曾出现今日所见的高胡乐器。司徒先生早先是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工程师，留学美国研读造船专业时，他师从美国小提琴制作家戈斯，学习小提琴制作。他深感，民族乐器中的胡琴音量小、噪音多，就尝试着将传统二胡的外弦改为钢弦，研制出比常用二胡高出四度甚至五度的胡琴，专门用于国乐的演奏。在演奏技法上，运指灵活，并加强音色、力度的控制和扩大对比幅度，又创造了双腿夹琴筒的持琴方式，以去其沙音，使音色柔美，适应了国乐演奏风格表现的需要。高胡，如今已成为民族乐器中最主要的特色乐器之一。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是海派文化兴起的高峰期，来自全国各地移民中的优秀分子，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演绎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文化生态图景，而精武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音乐平台。通过形成多元杂陈的文化门类，向西方学习，又追求国乐的理想目标，他们生动诠释了早期海派文化“精武问乐”的特色。
“问乐”是华夏民族礼乐精神传统
我们知道，礼乐一直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内的风俗习惯，逐步演变成约束氏族内部成员的意志和感情以服从集体的行为规范；而“乐”则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原始巫术，主要用于祭祀时的一种舞蹈，也就是说乐起源于所谓的“巫教文化”，表达了氏族成员对神或自然的敬畏或收获时的快乐，是人类自身感情的表达方式。到了西周初年，周公较为系统地创建了礼乐体系，即历史上所谓“周公制礼作乐”，这些礼仪规范在《周礼》一书中有大量的记载。乐有雅俗之分，宫廷与各级官府、军镇之乐，构成国家礼乐体系，故也称雅乐；民间“乡礼”规定宗族、家族祭祀，所用之乐，大抵与国家礼制仪式接衍，故也称“俗乐”。传统意义上的礼乐多以民间礼俗样态存在，互相渗透而又互相影响。中国的礼乐传统，无论雅俗，都是传统文化的活态显现，两者不可偏废。
上古时代，我们祖先的歌舞，体现的是天、地、人“太和”的景象，表现的是“天顺民从”的一种礼乐社会的观念，并逐步沉淀、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最终成为“礼乐”文明的源头。“礼乐理念”在华夏文明诞生之初就已萌芽，后在西周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弘扬。春秋时，经孔子的总结和提升，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儒学思想体系。经历代哲学家的言说、阐发与升华，从精神萌芽到文化精神，再到哲学思想的曲折性提升，体现了儒家对礼乐社会的一脉相承的追求。
古代的“武舞”为音乐与武术的融合开创了先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做战争的演习操练，用它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者叫战舞。原始武舞与原始武术，其实都是舞者手执各种武器，做种种技击动作姿势的演练。
当中国社会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武舞不仅表现武术的技击技巧，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情节，着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唐代诗人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剑舞这样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只有连续快速的撩、挂、云等技击动作，才有可能达到撼人心魄的效果。
再如当今体育中的艺术体操、健美操、韵律操，如果脱离了音乐，它们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我总在想，当年的精武先驱为什么那么热衷借助音乐这个载体来展现武术的魅力，并且延揽人才，成立了专事音乐创作的机构？想来应该是源于古代武术技击动作离不开“问乐”传统的特点。因此，“精武问乐”可以说是音乐与武术结合的典型范例，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与礼乐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
海派武术与音乐百年来形成的特质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编撰《精武志》时，我们发现精武先贤对中国古代礼乐思想践行的大量史料。比如，1925年上海出版之《精武粤传》记载：“吾精武开创以来，首重国操，次即音乐，综而计之，国乐组有京乐、粤乐、沪乐，西乐组有铜乐、弦乐，总其成者，有乐律研究组，盖以音乐非一国之事，须尽取世界之乐理而研究之”。同时，我们还发现，霍元甲不仅是一个武术大师，也是一个酷爱民族音乐的大家，据该*载：“精武主要科学，注重拳术音乐两门，在创始时，先得一七代家传绝技，兼通音乐之直隶霍元甲先生。”这说明精武会创始之初，绝不仅仅是一般武夫俗子的云集，而且还是精通音乐之道的雅集之所在，故而一百多年来，精武会如同磁场一样吸引了诸多音乐才子的加盟，从而形成“精武问乐”的特质传统。
儒学礼乐文明，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学内容，那个年代的一批音乐人特别崇尚古代传统音乐作品中诸如“孝亲敬祖、忠君报国、节用爱人、尚智轻愚、和而不同、敬事而信、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等传统美德，精武会“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宗旨，正是这种血脉流淌出来的一种精神凝练，使精武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充满了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积极精神。抗战时期国土沦亡，人民流离失所，时任精武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出资资助上海电通公司，拍摄了爱国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民族危难关头的不朽战歌和时代强音，展现了觉醒奋起的中国人民全新的精神风貌。而这首歌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绝非偶然。
“精武问乐”之“乐”，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音乐艺术本身。所谓乐与政通、乐以载道，音乐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外化形式，吐故纳新，聚气成魂，积淀成上海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百年问乐最大的特质所在。
音乐和武术，既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凝练，又具有高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征。音乐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它不需要经过翻译，就能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感情上进行交流，通过“问乐”所流露出的喜、怒、哀、乐，不会因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产生隔阂。而精武武术所包括的大部分技击动作，有许多也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这些攻防转化在共同遵循人体运动规律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国的技击动作中都有相通之处。为什么上海百年前的一个体育组织，能够在国际上80个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心中产生共鸣，纷纷成立相关机构？光说健身和自卫是说不通的，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具有人类的某些共通性，因此更易于国际传播。
传承“问乐”传统，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城市记忆的丰富性和城市文化的独特性，是上海的底蕴和魅力所在。能不能以音乐语言这样一种视角，传承“精武问乐”的传统，激活海派文化中的音乐语言，通过精武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进行国际传播？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用音乐语言和肢体语言的结合，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创建符合全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问乐”体系，促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交流，共奏人类进步的欢乐颂；同时，以音乐艺术的独特力量消弭隔阂、纯净心灵，让“精武问乐”成为世界和平的使者。
放眼世界，我们看西方体育，这种交融也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以体操的发展过程为例，其就是音乐和动作结合的典型。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卢梭和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等近代教育思想家提出自然成长的理论，产生了自然体操。19世纪中叶德国人斯皮斯，将体操纳入学校体育，上体操课时配上音乐，他认为这将有利于身体的自由活动和心情的舒畅，此可谓西人“问乐”的重要成果。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中国文化艺术要走向世界，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我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光靠口号与宣传，也不能老是想着商业利益，而是要潜心研究，寻找抓手，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载体，将自身的魅力和潜在的艺术特征相融合，寻找符合全人类需求的突破口，才是取胜之道。
“精武问乐”就是中国传统音乐与武术基因结合的典范。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一传统，以音乐为纽带，以情感为桥梁，向世界展示中华艺术之美，礼乐文化之美，也让世界看到海派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对于市民文化生活的引领，“精武问乐”不仅可以体现东方神韵，更能体现国际风范。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增强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用世界共同的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可谓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着力提高上海城市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展现中国形象亲和力，讲好中国故事，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这是上海人民的重大使命。
当然，现在的时代环境与百年前精武会所处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因此，发扬“精武问乐”传统，不是简单复制照搬，而是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元宇宙、大数据、网络媒介已经成为音乐传播中重要的技术载体和传播平台，在让音乐改变生产方式、消费者改变聆听习惯、音乐公司改变经营模式、音乐家调整制作和传播手段的同时，也以强大的渗透力，颠覆了音乐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时空概念，使空间、地域、国界概念逐渐被淡化。为此，要适应这种变化，用好各种新的技术和媒介手段，使中国故事传得更广、更有影响力。
中国文化是深厚的，城市的活力是无限的。期待更多运用音符的力量，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崭新的视角与动力，创造性地传播当代中国的可爱、可亲与可敬，让中国文化的奇妙绽放出无尽的魅力。
【思想者小传】
仲富兰，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非遗与传统文化应用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精武志》主编。已出版《上海小史》、《上海六千年》（三卷本）、《图说中国人生礼仪》、《中国民俗学通论》（三卷本）、《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民俗传播学》、《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四卷本）等多部著作，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韩等国文字。（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
来源：作者：仲富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