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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为干大事的人不逞匹夫之勇，要能忍小忿而就大谋。汉代的张良受圯上老人之辱时，“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终于获得高人指点，苏轼认为这是“大勇”（《留侯论》）。刘项之争，高祖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能忍，项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不善忍（《留侯论》）。由此看来，大丈夫“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今日的戒急用忍，就是为了来日的一展宏图。所以对韩愈的处穷戚戚，求哀君父，以忍待变，终复其用，苏轼不但不置一贬词，并且称誉他勇冠三军；贾谊不善处穷，“以自伤哭泣，至于天绝”，苏轼不但不同情他的处境。
项羽剧照
反而批评他“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论》）。基于这种认知，所以苏轼自己处穷“唯以时自娱为上童”（《与庆源书》）。把苦闷、彷徨、困惑、迷惘暂时置之脑后，安土忘怀，随缘自适。这种作法，其实是以忍而全身，以忍而待变，以求今后的有所为。在这点上，韩愈、苏轼二人的处穷，是殊途同归的。韩愈处穷披诉种种艰辛，哀感父，这是以一个顺字勤王，以一个诚字君；苏轼处穷暂时泯灭荣辱，压抑本，这是怀藏利器，有朝一日待时而动。
韩愈
可见两人忍的途径不同，归于儒者的则是一致的。苏轼穷居岭海，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虽然暂时免愈那样的执着之苦，然而终竟难以掩盖他内圣外王的治世之心。韩愈有苏轼又何尝不是有待。庄子曾经论到什么是逍遥游，他认为无无功无名无得才是真正的逍遥游。苏轼处穷恋阙，有为有待，当然也就难以达到庄子的遥游的境界了。所以，尽管庄子的万物齐江海寄余生”（《江仙·夜归临皋》）。
庄子
但他始终没有“忘却营营”，始终没有飘然归去；相反，终“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这种“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是格意蕴中持久统一的自我部分，是他精神支柱的主体。如果说韩愈是在余生中，在戚戚怨嗟中表现了对生命、对事业的执着；一超然物外的思想，佛家的与世无争、随缘自适、无挂无碍的教义，儒家的穷善达济的宗旨在苏轼的血脉里会贯通，化而为旷达超脱的处世哲学和自然淡泊高雅飘逸的胸怀。
儒家
形成了他显性人格和隐性人格兼备、儒释道文化兼融的混合型超旷人格，然而苏轼始不入庄禅者流，在苏轼身子里主持造血功能的骨髓始终是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这一点又使得他与韩愈的君子儒人格既相异又相通。从上面对韩愈和苏轼的比较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韩愈和苏轼在特殊的环境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独特的身心组织，表现了不同兴趣、动机、气质处世态度和行为倾向，一言以蔽之，表现了文化精华不一致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前者是纯儒的人格，不管韩愈在处穷中如何表现，戚戚怨嗟也好，求哀君父也罢，他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的是儒家文化的报君济世精神。
苏轼
我们不能为他处穷中戚戚怨嗟的假面现象所迷惑，这只不过是欲行大志者的韬光隐晦、屈待伸而已，是执着专情、痴迷不改的另一种特殊形式的表现。后者是混合型的超旷人格，即儒释道交融一体的人格。这里既有苏轼对儒家圣贤的顶礼膜拜，也有他对庄禅精神的企羡。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仲庚在谈到人格时训为：人格是个体内在的在行为上的倾向性，它包括了四个因素，即全面整体的人，有特色的个人，社会化的客体，持久统一的自我。在苏轼的人格中，这四个因素都有，但持久统一的自我在其人格中显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在他的儒释道混合型的超旷人格中。
陈仲庚
传统儒学形成了他人格中的持久统一的自我，担句话来说，儒学在他的人格内蕴中占主要成分。尽管他也常常叫嚷“长恨止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那么，苏轼是在旷达中，在乐天安命中表现了对生命、对事业的执着我们也不能被苏轼“江余生”，随缘自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执着的表现不同，但实质则一致点韩愈苏轼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