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在《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篇目里，经常提到宋国，仿佛宋国能认清自己的定位，甘于做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陪衬。但其实在两位霸主过渡的空窗期，宋国也曾试图争霸。
那位试图争霸的宋国国君，便是宋襄公。
宋国是根正苗红的商朝后裔，开国国君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
早在商纣王衰败、周文王姬昌崛起的时候，微子启便认为大祸将至，劝谏商纣王修身养德，团结大多数贵族，保住商朝的六百年江山。但商纣王不听，说了一句：“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把商朝的命运寄托于上天垂幸。
微子启见商朝不可挽回，便逃离朝歌。
等到“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微子启又回到朝歌，代表商朝向周武王投降，周武王恢复了微子启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并册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诸侯，管理商朝遗民，祭祀列祖列宗。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坦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史记·宋微子世家》。
微子启没有和比干一样给商纣王尽忠，商朝灭亡后也没有殉国，极有可能是希望给周朝做带路党，取纣王而代之。但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周武王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周武王驾崩以后，周成王继位，周公旦辅政。
管叔鲜和蔡叔度不服周公旦，便鼓动武庚禄父共同起兵，准备攻破镐京取而代之。周公旦见周朝有覆灭的危险，被迫出兵东征，诛*武庚禄父和管叔鲜，流放蔡叔度。
经过这场战争，商纣王和武庚禄父的大位终于空出来了，而商朝遗民需要管理，列祖列宗需要祭祀，周公旦便封微子启为诸侯，建立宋国，继承商朝的国祚。
直到此时，微子启才兑现了投降周朝的红利，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
微子启受封的时候，周公旦以周成王的名义，给微子启颁布了《微子之命》，可以视为宋国的立国法统，其中有这么两句——
“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
“上帝时歆，下民袛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这两句话意味着，宋国是周朝的宾客，而不是臣属，微子启的爵位是上公，任务是帮助周朝镇守东方。
可以说，在周朝的各诸侯国里，宋国的政治特权虽然不如齐国，但也是地位超然的国家。
后来，微子启薨逝，按照商朝“兄终弟及”的传统，册立其弟微仲继位，但微仲薨逝以后，又按照周朝“父死子继”的新规定，传位给亲子宋公稽，宋国的国君之位，就此留在微仲一系。
经过微子启、微仲、宋公稽等十六位国君，宋国君位终于传给宋闵公。
宋闵公是宋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公元前684年，齐国和鲁国爆发“长勺之战”，鲁庄公用曹刿的战术，击败初出茅庐的齐桓公。
同年夏，齐桓公和宋闵公组成联军，讨伐鲁国，鲁庄公又用不遵礼法、不讲武德的战术，在乘丘击败宋军。宋闵公不服，便于次年单独统兵伐鲁，结果鲁庄公不等宋军列阵，就向宋军发起进攻，宋军再次大败。
经过这两次战败，宋国和鲁国便结下仇怨，逐渐站在齐国一边，追随齐桓公争霸天下。
公元前682年，宋国爆发内乱。
宋国大夫宋万诛*宋闵公、大夫仇牧、太宰华父督，执掌宋国军政大权，随后萧国和曹国出兵干预宋国内政，驱逐宋万，拥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为国君，史称宋桓公。
刚继位的时候，宋桓公不愿意做齐桓公的附庸，便有些反复，背叛了“北杏会盟”，齐桓公为了进取中原，直接出兵讨伐宋国。
经过这次战争，宋桓公彻底臣服了，开始继承宋闵公的“亲齐”路线，追随齐桓公东征西讨，为齐桓公的霸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于宋桓公追随齐桓公的记载，《春秋左传》里比比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
“庄公十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庄公二十六年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
“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来，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宋桓公始终追随在齐桓公左右，不离不弃，忠诚不渝。
既然每次齐桓公出兵征伐，宋桓公都积极响应，每次齐桓公召集会盟，宋桓公都是排名第二的人，那么齐桓公和齐国成为维持天下秩序的霸主以后，宋桓公和宋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霸主阵营的二当家。
可以说，宋国的“亲齐”路线非常成功。
2、
公元前651年，宋桓公薨逝。
临终前，太子兹父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继承国君之位，庶兄公子目夷年长，且有仁爱的名声，更适合做宋国国君，便请求退位让贤——“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请立之。”
太子兹父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太子兹父和公子目夷的能力，确实有高下之分。
但宋桓公不同意。
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春秋左传》的一句话里：“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
惠公是卫惠公，昭伯是卫惠公的兄长，宣姜是卫惠公的母亲、齐桓公的姊妹。齐子是嫁给齐桓公的卫女，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则是嫁给宋桓公、许穆公的卫女。
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卫惠公的兄长昭伯，和卫惠公的母亲宣姜私通，生育两子三女，两子都做过卫国国君，三女分别嫁给齐桓公、宋桓公、许穆公。
换句话说，宋桓公不仅是齐桓公的外甥女婿，也是齐桓公的连襟。通过这层关系，齐、宋、卫、许四国紧密捆绑在一起。
宋桓公和卫女之子，就是太子兹父。
正因为太子兹父是宋国“亲齐”路线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以齐国为核心的霸主同盟的重要一环，宋桓公便不同意太子兹父的请求。
公子目夷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强大的外援，即便做了国君，也得不到国内外的承认，便顺势推辞说，太子能以国家相让，可谓是大仁大义，我远远比不上，更何况太子是嫡子，我是庶子，废嫡立庶不合礼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兹父继位，史称宋襄公。
说到底，谁能做宋国国君，根本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背景问题。
不过，宋襄公的能力其实不差，退位让贤也不是惺惺作态。
因为就在继位以后，宋襄公认为公子目夷仁爱贤明，便任命公子目夷为左师，全权负责宋国政务。如果宋襄公忌惮公子目夷，退位让贤是试探他有没有野心，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人事任命。
这就说明，公子目夷说的没有错，宋襄公也是仁义的人。
于是在仁义君臣的治理下，宋国政通人和。
而在国际事务方面，宋襄公继承了宋国的“亲齐”路线，继位同年便参与了齐桓公的葵丘会盟。
这次会盟，宋襄公亲眼见证齐桓公霸业大成的辉煌时刻，旁观了“合诸侯匡天下”的具体流程，明白了“尊王攘夷”的价值，甚至有可能埋下“大丈夫当如是”的种子。
3、
此后的日子里，齐桓公在咸、牡丘、淮等地操办了三次会盟，宋襄公都以排名第二的地位积极参与，坚定执行“亲齐”路线，维护霸主阵营二当家的地位。
做为回报，齐桓公也非常倚重宋襄公。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很多次，宋国和郑国地处中原，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取宋国和郑国。所以齐桓公为了保证齐国在中原的影响力，便册立郑姬之子、非嫡非长的公子昭做太子，并送到宋国，委托宋襄公抚养。
这样一来，公子昭继位以后，便能代表齐、宋、郑三国的利益，占据中原重地，延续齐国的霸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宋襄公将继续执行“亲齐”路线，以霸主阵营二当家的身份走完一生，把“大丈夫当如是”的梦想深深埋藏在心底。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薨逝，齐国随即爆发内乱，已回到齐国的公子昭立即逃往宋国，寻求宋襄公的帮助。
在天崩地裂的变局面前，宋国和郑国做出不同的选择。
虽然公子昭有郑国血脉，但郑国不再相信齐国能维持天下秩序，听闻齐国内乱的消息以后，便归附楚国——“郑伯始朝于楚”，宋襄公则出兵击败作乱的齐国公子，拥立公子昭为齐孝公——“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
这一系列变故，造成两个结果。
1、齐国内乱导致国力衰落，郑国朝楚导致齐国失去半个中原，这意味着齐国不能维持天下秩序，霸主的生态位出现空缺。
2、宋襄公击败齐军并拥立齐孝公，意味着宋国暂时凌驾于齐国之上，霸主阵营大当家和二当家的地位出现翻转。
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宋襄公不可能没有争霸天下的冲动，最重要的是，宋襄公认为，宋国有争霸天下的资格。
从地位来看，宋国原本就是霸主阵营的二当家，现在齐国衰落，宋国晋位是顺理成章的。
从实力来看，宋国的爵位是上公，立国的时候就帮助周朝镇守东方，再经过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治理，宋国政通人和，实力相当不俗。
从外交来看，齐、宋、卫、许通过血缘捆绑在一起，更何况宋襄公拥立齐孝公以后，齐国理应回报宋国，在国际事务上站在宋国一边。
所以从宋襄公的角度出发，宋国争霸天下，几乎没有失败的理由，不去争霸天下，甘居霸主阵营的二当家，才是浪费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襄公开始行动了。
公元前641年春，宋襄公出兵讨伐滕国，俘虏滕宣公。
夏，宋襄公命邾文公讨伐鄫国，俘虏鄫子。因为东夷部族都祭祀睢水的水神，宋襄公便命邾文公用鄫子做祭品，祭祀睢水的水神，希望用相同的祭祀方式，和东夷部族结成统一战线。
秋，宋襄公出兵讨伐曹国。
短短一年时间，宋襄公连续三次出兵，屡战屡胜，建立起小范围的霸权。
但这一年间的东征西讨，也暴露了宋襄公的野心，激起一些诸侯国的反感，不再和宋襄公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陈穆公就发出号召，希望各诸侯国保持团结，继续尊奉齐国为霸主——“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
陈穆公的号召，其实就是不服宋襄公，认为宋国没有资格做霸主，但现在没有更合格的霸主崛起，还不如退一步，继续尊奉齐国。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一方面，齐国自姜太公开始，就是实力强悍的东方大国，宋国地处中原，自周朝建立到春秋时期，始终没有表现出睥睨诸侯的实力。那么在各诸侯国看来，齐国是可以维持天下秩序的，宋国则不一定。
另一方面，齐国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后裔，是周朝的自己人，宋国是商朝的后裔，事实上是周朝的统战封国。
受制于这两个客观因素，各诸侯国便愿意尊奉齐桓公，却不愿意尊奉宋襄公。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各诸侯国不会怀疑齐桓公要另起炉灶，宋襄公东征西讨，各诸侯国就很容易联想到商朝复辟。
类似于现在哪怕有种种问题，大家还是愿意在我党的领导下，逐步的解决问题，如果国民党要站出来扛大旗，大家一定怀疑国民党有其他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襄公要做天下霸主，必须做两件事——
效仿齐桓公召集会盟，以霸主阵营二当家的身份，获得各诸侯国的承认，继承齐桓公的地位。
放弃“尊王攘夷”的旗号，以“仁义守礼”做争霸天下的基本路线。
因为宋襄公做为商朝后裔，没资格尊王，攘夷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宋国的国情。那么用仁义的本性做为宋襄公的人设，用遵守周礼号召各诸侯国，便是宋襄公的最佳选择。
4、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发起两次会盟。
第一次是春天，宋襄公召集齐孝公、楚成王在鹿上会盟——“僖公二十一年春，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国和齐国是姻亲兼盟友，宋襄公又帮助齐孝公平定内乱，故而宋国排名第一、齐国排名第二。楚国是南方大国，数十年来开疆拓土威风赫赫，齐桓公也是阻止楚国北上中原，才彻底奠定霸主地位，排名第三。
这次会盟的排名顺序，可以看出宋襄公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无法改变的宋、齐历史关系，把齐孝公置于宋襄公之下，再以齐国的国力声望，威慑野心勃勃的楚成王，逼楚成王承认宋襄公为霸主。
事实上，宋襄公的目的达到了，楚成王在宋、齐两国的压力下，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于是呢，就有了同年秋天的第二次会盟——“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这次会盟的阵容，不次于齐桓公历次会盟诸侯的阵容，但值得注意的是，齐孝公没有参加会盟。
无论齐孝公不参加会盟的原因是什么，起码在其他诸侯国看来，齐孝公是不支持宋襄公做霸主的。
齐孝公这么做，原因其实不难猜测。
因为齐孝公欠宋襄公天大的人情，必须要还，所以上一次会盟的时候，齐孝公甘居第二，给宋襄公做背书。现在人情已经还清，宋齐两不相欠，齐孝公便不愿意再给宋襄公做背书。
这个微妙的变化，显然被楚成王捕捉到了。
楚国的实力不如齐国，但强于宋国，那么在齐孝公的震慑力消失以后，楚成王又怎么可能臣服于宋襄公？
于是在会盟期间，楚成王直接俘虏宋襄公，然后拥着宋襄公伐宋，幸亏公子目夷调动兵马保家卫国，才保住国祚，消弭了突如其来的灭国危机。
楚成王见伐宋不能成功，便释放宋襄公归国。
这次会盟失败，成为宋襄公争霸事业的转折点。
盂城会盟的时候，郑国也参加了，这意味着，郑国即便不是彻底臣服宋襄公，起码也是观望态度——如果宋襄公能震慑楚成王，郑国就有可能臣服宋襄公，否则的话，郑国就继续朝楚。
结果宋襄公不仅没能震慑楚成王，还做了楚成王的俘虏，宋国都差点因此灭国，这就导致郑国对宋襄公的幻想破灭。
为了不激怒楚成王，公元前638年春，郑国国君郑文公，亲自南下朝楚。
如果郑国朝楚成功，其他诸侯国必然有样学样，宋襄公以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宋国霸业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
这个微妙的变化，宋襄公也捕捉到了。
于是在听说郑国朝楚之后，宋襄公立即出兵伐郑——“僖公二十三年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卫、许是宋襄公的姻亲，滕是宋襄公新征服的附庸国，这支伐郑联军，可以视为宋襄公的基本盘。
而听闻宋襄公伐郑，楚成王立即出兵“伐宋救郑”，要保护楚国进取中原的前进基地。
11月，宋襄公和楚成王在泓水相遇，隔河对峙。
泓水在河南柘城县境内，距离宋国都城商丘，不到五十公里。楚成王能走到这里，说明陈、蔡也在郑国之后，背叛了盂城会盟，重新倒向楚国。
从各诸侯国的倾向来看，泓水之战，事实上是继齐桓公的“陉山之战”以后，以宋襄公为代表的北方诸侯国，和以楚成王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国的第二次决战。
胜利者，可晋升为天下霸主。
然而，宋襄公用来争霸天下的仁义性格和守礼路线，导致宋襄公在决战中输给楚成王。
决战那天，宋军很早就在泓水北岸列阵，楚军抵达战场比较晚，迟迟没有渡过泓水。随同出征的公子目夷见状，便向宋襄公提议，半渡而击，必胜。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司马，即公子目夷。
公子目夷的战术，和曹刿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各诸侯国默认的潜规则，剑走偏锋，赢得战争胜利。
但宋襄公不同意，拒绝了公子目夷的意见，亲眼看着楚军渡过泓水。
此时，公子目夷又提议道，可以利用楚军正在列阵的时机，命令宋军发起冲锋，一鼓而下，楚军必溃。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
如果宋襄公接受公子目夷的意见，估计大部分楚军都要死在泓水岸边，楚成王都未必能回去。
但宋襄公再次拒绝了公子目夷的意见。
就这样，宋襄公放弃了两次绝佳战机，等楚军完成列阵以后，两军开始堂堂正正的决战，结果楚军大胜，宋军大败，甚至宋襄公的亲军都全部战死，宋襄公本人的大腿受伤。
“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泓水之战”的失败，让宋襄公沦为历史的笑柄，不仅后世人用迂腐二字来评价宋襄公，就连当时的人都有些鄙视他。
公子目夷就说，强敌没有列阵，正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不遵守礼法而发起攻击，其实是可以的，即便如此仍然担心不能取胜，岂有纵容强敌的道理？——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
子鱼，也是公子目夷。
实事求是的说，公子目夷是正确的，但处在宋襄公的位置上，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
宋襄公既然用“仁义守礼”做争霸天下的基本路线，那么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要维护自己的人设，以周礼的原则做事。否则的话，宋襄公自己都不遵守周礼，不以仁义处世，还怎么号召各诸侯国，做天下霸主呢？
就像宋襄公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也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商朝后裔要争霸天下，必须比周朝诸侯更遵守周礼。
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匹配，政治路线和军事实力不匹配，就是宋襄公的困境，也是宋襄公沦为历史笑柄的根本原因。
而“泓水之战”的过程和战后总结，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三篇文章——《子鱼论战》。
5、
“泓水之战”彻底断绝了宋襄公的霸主梦，但经此一战，宋襄公也认清现实，开始调整国策。
就在“泓水之战”结束以后，周游列国的晋国公子重耳便抵达宋国。
宋襄公非常清楚晋国的实力，更清楚公子重耳的价值，于是公子重耳受到宋襄公的高规格礼遇，临行前，还送给他二十乘车做为礼物。
《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写道：“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公元前637年3月，齐孝公利用宋襄公战败的机会，不再顾忌曾经的亲密关系，直接起兵伐宋，齐国重新凌驾于宋国之上。
5月，众叛亲离的宋襄公，薨逝。
宋襄公最后时光的一战一和，彻底抹除了宋、齐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宋国的“亲齐”路线逐步调整为“亲晋”路线。
五年后，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宋襄公之子宋成公追随他，在城濮击败楚军，一雪泓水战败之耻。随后晋文公召集齐、宋、蔡、郑、卫、莒等诸侯国在践土会盟，宋国的排名仅次于齐国，位列第三。
宋国，终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世人总是追逐皇图霸业，甚至会因此迷失方向，但历史一遍一遍的告诉我们，皇图霸业乃时势所造，非人力汲汲以求可得。认清自己的定位，找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
有时候，国君误判形势，可能会害了国家，害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