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鹿孚德
《第三帝国史》，郑寅达、陈旸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读君一卷书，胜过十万卷。有些书确实当得起这句赞誉，它们是吸收了成千上万本著作的成果提炼成的精华；但对有些书来说，这声恭维则是一个讽刺，它们同样将成千上万本书汇聚一堂，但却是东拼西凑，如同一锅煮烂的杂烩乱炖。这部厚达700页的板砖大作《第三帝国史》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如果它只是一本通俗读物，那对它的批评顶多也就是文笔枯燥，一板一眼，像本冗长乏味的高头讲章，但也算面面俱到。但既然作者序言中将这本书视为中国第三帝国史的研究成果，并且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格式（注意，是格式）又如此符合学术规范，所以，我们以学术论著的角度去评判它，应该更加恰当。
当用学术的放大镜去审视这本书时，问题便接踵而来。
并不存在的研究空白
首先是在序言中，作者写到1990年代自己参与“法西斯体制研究”项目研究时，“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在1995年出版，让中国学者在法西斯体制研究方面，“颇有点实现了‘弯道超车’的自豪感”。但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西方国家早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研究著作就已出炉。诸如斯奈德（Herbert .W.Schneider）与克拉夫（Shepard B.Clough）的《法西斯主义之形成》（Making Fascists），布雷迪（Robert A. Brady）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与构造》（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等等，其中也包括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成名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战后，法西斯主义研究俨然是西方显学，各种论著更是层出不穷。
仅以《法西斯体制研究》成书的1995年之前而论，从伦佐·德·费里切（Renzo De Felice）的《法西斯主义之阐释》（Le interpretazioni del fascismo，1977），到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的《法西斯主义：比较与定义》（Fascism :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1983），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的《透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1970），乃至汉娜·阿伦特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在1951年就已出版。西方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即使称不上日新月异、也称得上直道而行。更况且中国学者集思广益的研究成果，从1991年的《法西斯新论》到1995年的《法西斯体制研究》，每一本书的史料、论述、观点，都坚实地建立在先前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实在看不出西方学者哪里出现“弯道”，竟能让人生出这种“超车”的“自豪感”。
这种匪夷所思的“自豪感”倒无意中暴露出一点，此书与二十多年前的两部重要的研究成果《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本论著在注释中经常出现，从引用前人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倒无可非议。但关键的是，引用却又隐瞒出处所在，就不得不让人心存质疑了。
《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书封。
存疑的引用
不妨随意翻开这本书的其中一章，第四章《统制经济》的第二节《摆脱经济危机》中引述了希特勒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根据注释8，这段材料引自“Adolf Hitler,My New Order.pp.145-156”，但事实上，整段材料的来源是《法西斯体制研究》第一编第三章《纳粹经济体制》的第177页，只不过作者将原书注释的“阿·希特勒：《我的新秩序》，纽约1941年版，第145-156页”改回了原文标注。同样，本书中从“沙赫特是一位精通金融业的银行专家”开始，到“每年兑换五分之一”，差不多四大段的内容，完全未标明出处，但这四段内容其实整合自《法西斯体制研究》第176、178-179页的内容（包括页下脚注）。很多字句都原封未动。但有趣的是，这中间其实还经过了一次“再加工”。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精粹世界史”的大众历史读物。本书作者正是其中的一本《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的合著者之一。只要翻看这本书的274-276页，就会发现，这段文字基本上是对这本书的原文照搬。
或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当初也是《法西斯体制研究》的合著者之一，自己照搬自己当年所写，即使不声明出处也不算问题。但遗憾的是，这段内容当年并非由作者负责，而是由另外两位德国史研究学者李巨廉和邸文撰写。即使是同行之间学术互通有无可以不在意彼此“借鉴”，但这种不直接标明出处的做法，仍然让人困惑。
另一点让人困惑之处是，作者显然特别偏爱在注释中征引原版文献和论著，这确实可以增加本书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前提是，征引的文献、数据、论述和观点必须是自己亲自翻译，而非二手转引他人著作。仍以本书第四章《统制经济》第三节《四年计划》为例，作者插入了三个表格，注释称这三个表格皆引自“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杰罗米·诺克斯、杰弗里·普里德姆合编《纳粹文件汇编》）这三个表格确实出自这部厚达700页的文献汇编，但却并非直接引用。而是转引自张炳杰、黄宜两位学者编译的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的第六部分第七节《希特勒的“四年计划”》。只是作者进行了略微的加工，譬如将原书第111页《四年计划的战略物资生产》的标题改成“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各种原料的增产情况”，将单位“千吨”换算成“万吨”。事实上，全书中只要标注引自《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的史料文献，十之七八都出自这本书。
在这里，倒不必怀疑作者反查了原版文献对某些译文进行了修订，譬如作者在引用《扩充就业面纲领》（《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标题为《纳粹政府关于“减少失业法”，节录》，第97-98页）时，就对译文有较大的修订，但纵然如此，作者也理应在注释或参考书目中加以说明。最奇怪的是，这本资料选辑在全书中未出现过只字片语，甚至连书后的参考书目里都未曾列入。当然，我们也可以抱着最良好的意愿，相信作者确实是认真翻阅了原版的文献汇编，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译文进行反查。但整体看完就会感觉巧合也太多了些。
在这些让人困惑的数据和资料引述中，最有意思的一条是第一章的第10条注释引用的内容。这是一段数据，统计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纳粹党的社会成分组成。用以佐证作者对纳粹党阶级属性的定性——这种阶级分析法，本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式史学的余绪，出现在一本21世纪的著作中，本就让人有种时光逆流的错位感，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出处，作者注释称这些数据引自迈克尔·卡特（ Michael Kater）的《纳粹党：领导者与成员的社会面目，1919-1945》（The Nazi Party：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1919-1945）第242、256页。引用一本学术专著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加上迈克尔·卡特本身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名家，而这本书也是研究纳粹党的名著之一，自然更无可厚非。但古怪的是，全书中除这一处引用过这本书外，就再没有其他地方提过这本书了。关于这一点，直到翻开《法西斯新论》一书的附录才恍然大悟。附录中有一篇周希奋撰写的《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恰恰是这篇论文的第一条注释引用了这本书。只不过周希奋的引用是一个根据书中内容整理的表格，而本书作者只是把表格中的一些数据摘取出来而已。
不新的“新”
上述林林总总的问题，或许可以淡而化之为学术规范不够严谨。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一本书如此大量的论述和观点都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学者在纳粹德国史上的研究水平呢？
我们确实能看到这本书比之前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譬如第八章《抵抗运动》的第四节就涉及了纳粹德国时期的“地下文化”，尽管这也是西方学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研究，但引进中国时已经是21世纪初，算得上是新潮前沿。但翻开这一节就会发现，除了零星几段史料来自理查德·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的《第三帝国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外，大部分内容都不过是《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的整合抄录。这本2008年翻译出版的著作，其实是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根据自己拍摄的同名纪录片撰写的通俗读物而已。
纪录片《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画面。图片来自豆瓣网。
那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一如东拼西凑的乱炖也有其营养价值，尽管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整合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再像撒盐一样撒上一些新近出版的论著内容，但如果你对中国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感兴趣，或者用更学术的说法，是“关注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那完全可以花钱买本翻看。
但从另一方面讲，欧美学界研究这段历史已经积数十年之功，从通俗读物到专业论著层出不穷，许多论著也都已经译成中文：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本书作者认为这本书“尽管很有特色，但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约瑟夫·W.本德斯基的大众历史著作《纳粹德国史》（第四版），迈克尔·伯利的《第三帝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单卷本纳粹德国史之一），以及不久前刚刚翻译出版的纳粹德国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的巨著“第三帝国三部曲”。在这部书第一卷的序言中，埃文斯爵士写道：“极少有哪个历史课题曾受过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勉的迈克尔·拉克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标准参考文献，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个条目；而在1995年第一版中所列的条目仅有25000个。标题数量的惊人增长，雄辩地证明了有关此一课题的出版物持续涌现、从未断绝”。接下来，埃文斯总结了研究概况，并且前驱和同行做出的努力进行肯定，不吝肯定和赞扬。声称自己的书“尽量博采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长”。
尽管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上绝对称得上扛鼎之作，当作者却宣称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专家，它是“为那些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或者略知一二并想要了解更多的人而写的”——换言之，这部耗尽心血的皇皇巨著，只被作者定义为一部写给普通人的大众史学读物，甚至不敢称为“研究成果”或是“专业论著”。写到这里，我想真正的差距究竟在那里，已经不言自明了吧？
封面题图为《编舟记》（2013）剧照。
作者｜鹿孚德
编辑｜罗东
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