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的良善是受外公外婆的影响最大，他们都是中国普通人，普通得就是中华文明大海里的一滴水，流不流，流向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中华传统树林里一片叶子，落不落，落向那里没有人知道，一辈子默默无闻。
（武汉关钟楼）
外婆的娘家姓余，外婆的父亲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府里的厨子，无关手艺怎么样，也是见过大世面，但据说张之洞大人平时十分节俭，饮食简单，只是来了宾客才会多做几个小菜，张府有厨子数人，分工明确，有专门做饭给客人吃的大厨，有专门做给家人吃的二厨，也有专门做给下人吃的三厨，不知道余老先生当时是几厨？在晚清时，经常有人慕名来拜师，他也就靠着拜师礼生活，并没有以厨艺为生。毕竟那个朝代渐远，“宰相家人七品官”已经成为过去，拜师学艺的人也越来越少，余家晚年的家境逐渐寒酸。幸得当年张总督提拔的“长沙府同知”（五品官）现任“长沙铁路局”祝局长，他念及长官张总督的旧情，将余家两个儿子，都安置在长沙铁路局做“勘测”（当时把勘测设计工作称为“踩线”，曾经来宜昌市勘探过“川汉铁路线”），哥俩有了不菲的工薪，足矣滋补家用。
我外婆是余家的三丫头，母亲按张府的要求从小就给她包小脚，要包成“三寸金莲”（四根脚趾头向下折断，包在脚板下，形成一个三角形小脚）。外婆到了八岁，眼看小脚就要包成了，两个人参加铁路工作，见过世面的哥哥们坚决反对包脚，强行将外婆的小脚解放了，但是她一双脚也差不多废了，有三根脚趾已经向下折断了，这种情况外面不叫“三寸金莲”，而称为“残脚”，的确，脚掌面积小了，但还不是小脚，骨折影响走路，几乎就是残疾人。。
外婆的母亲余陈氏是宜昌葛洲坝人，九岁那年宜昌大洪水，家里就剩下她和弟弟两个人，叔叔领养他们姐弟，但不久，弟弟在稻田地里淹死了，余陈氏一直怀疑是叔叔动了歹心，想霸占她家的地产和城里的房产。
余陈氏十岁那年，叔叔说带她到汉口走亲戚，到了武昌，却给她挂上草标，把她给卖了。
买她的是与张之洞总督府有关系的一个官员，余陈氏从此就是“手红丫鬟”，她一辈子忌讳“丫鬟”这个词，谁当面提及“丫鬟”她就火冒三丈。虽然她从来不提当丫鬟那些年的人和事，从她对“丫鬟”一词的态度来看，丫鬟生活对她的伤害是刻骨铭心，是她一辈子的阴影。
清朝的奴才是一辈子的奴才，“一日为奴终身为奴”，14岁那年余陈氏在张府的安排下嫁给了余厨子，两个奴隶结合，还是奴隶，后代也该是奴隶。
只是外人觉得“宰相家人七品官”，婚后他们回到黄州，黄州的知府和富豪们也有些巴结他们，这就形成了一种怪现象。
余家在离开张总督府之后，离开了奴才身份，黄州城有些人却尽力维持着余家（实际是张府）的“荣耀”，捐送田地、房屋、财物，让余家成了黄州城的大户。
民国元年，外婆出生，母亲的大户人家的心结尚存，尽力死撑着“大户人家”的面子，结果因来源干涸，败家得很快，最后只剩下一幢两进（两层天井）的院落，其他土地和房屋都卖了。
外婆16岁嫁给老黄州城清源门的何家老大何绍成，何家有兄妹六人，父母早亡，是爷爷做私塾教师，带着六个孩子生活（老四年幼夭折）。老二是妹妹，后来嫁给湖南长沙纱厂的大公子。军阀混战时期，何家一家人多亏了这个嫁入豪门的妹妹帮助，才能渡过难关。何绍成在12岁就到汉口“柳祥泰百货”当学徒，“三年摇摇窝，三年抱孩子，三年爬暗楼”，这是他九年学徒的真实写照。何绍成聪明，又在爷爷手里多读了几年私塾，很快就成为“账房先生”的徒弟，不久就掌柜了“柳祥泰”在汉口六渡桥的一家分店。婚后何绍成把妻子何余氏接到汉口，在六渡桥租了房子住下。
1932年，女儿坤儿出生了，何绍成爱不释手。
好景不长，日本人觊觎中华大地，发动战争，全民抗战开始了。初期，外婆积极参加“童子军”、“战场救护训练”，见过真的枪伤，真的流血和牺牲，学得一些现代医药知识和外伤处理方法。
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武汉，全市乱成一片，民房那里经得起航弹的摧残，人们纷纷涌进英法租界躲避战火（战后统计英法租界挤进了4.8万人）。
外婆母亲的表哥“欧二伯”是法租界的巡捕，租界里的法国人早就跑光了，把花楼街的一幢二层楼房子交给欧二伯私人管理，欧二伯找到外婆要他们一家搬过去：如果你们不去住，别人也要抢进去住，世界这么乱，谁也管不住啦。
外婆一家总算是有个安稳的落脚地了，日本的飞机不会轰炸法国的租界，只是租界里到处挤满密密麻麻的人群，吃水吃饭哪里来？就连厕所都没有概念了，处处都是厕所，满巷子污水横流，卫生环境十分恶劣。疾病十分严重，欧二伯和一帮巡捕们每天都在处理病亡和饿毙的尸体，还要阻挡继续冲进租界的难民。
1938年武汉沦陷，日本占领武汉，物质更加匮乏，租界里每天不少人抬出去，还有不少人拼死冲进来躲难。
何绍成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躲在家里不出门，外婆给几个大户人家的女人编织袜子手套，挣点米油钱；曾经的豪门名厨余老先生胸前挂一个木盒，在花楼街口和中山大道上卖香烟，以补家用。
坏消息接踵不断，黄州的老房子被日本的飞机炸弹震垮，爷爷带着弟弟们去山里“跑反”，老六在路上“丟”了，老五被广西兵抓了壮丁，老五媳妇受辱跳河自尽；最后一封信是老三来的：爷爷从贾庙山里回来之后，就病逝了，葬在黄冈赤壁的椅子山上，大哥，活不下去了，我要去当兵。
从此兄弟再无任何联系，战后更是杳无音讯。
现在武汉是日占区，黄冈是国统区、游击区，两边有几条战线封锁，人员无法来往。
何绍成仰天长叹：坤儿，你为什么不是男子汉呀？我何家仅有你一个独苗了！
坤儿已经六七岁了，何余氏再没有*，何绍成明白他这辈子就只有女儿坤儿一个了，常常感叹，坤儿为什么不是男子汉呢？
坤儿哭着说：爷（父），坤儿不是男儿，坤儿也一样要把何家传承下去！
坤儿懂事啦！
1940年春，何绍成因营养不良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何余氏赶紧去德租界找西医汉斯，却撞上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兵听说是有发烧病人立即带上军医赶到何家，日本军医说是何绍成是“瘟病”，要传染人，要立即处理。
何余氏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医将一个大针筒给何绍成打进去一种黄色液体，针头还没有抽出来，何绍成已经断气了。
你们打得是什么？是不是毒药呀！
外婆这才明白过来，日本人说的处理就是就：*死！
余老先生抱住哭死过去的女儿，他也痛不欲生。
欧二伯用英语法语大骂日本人“猪狗不如”。
闻讯赶来的德国医生“汉斯”叹口气说，他就是“脑膜炎”，我能治，能治。
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在欧二伯资助下，草草将何绍成葬在汉阳龟山脚下公墓里。
家里顶梁柱一下倒了，如果没有欧二伯，何家祖孙三代就过不了这一关，但是欧二伯那一年也已经快七十岁了，侄女婿的死也刺激了他，从此一副垂垂老矣的神态。
余老先生也有点恍惚，他还是在巷子口卖香烟，经常不知道收钱，回来算账又追悔不已。
这一家子生活就落在何余氏身上。
法租界里人员复杂，除了日本人的汉奸走狗，也有军统、中统、汪伪特务、地下党、青红帮、走私贩子、三教九流。
外婆认识一个“李四姐”，这个邻居大姐主要是做大米走私，附带走私食盐。这几万人每天离不开的米和盐才是租界里最大的问题，李四姐手下有百余人，都是青壮女人，乘夜色掩护在集家嘴到江汉关一代长江边接应“小划子”船，江汉平原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蚂蚁搬家”进入武汉市场。
外婆找到“李四姐”要求加入“贩米”，李四姐冷笑：就你那个残疾（脚）一出街就会被捉，到时候还连累我们姐妹。外婆说，我是童子军的卫生救护员，我会救护，你们要不要？李四姐大惊：要呀，要呀，每次出门都有人受伤，你要会救护，就跟我走，也不要你背背驼驼，有人受伤了你给她们疗伤，回来分点米给你，行不行。
要得，不然一家人要饿死了。
还有，要不怕死，日本人叫我们是“资敌抗日”，抓住了二话不说就*头，你怕不怕？
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反正都是个死。
外婆从此走进了贩私的队伍。
1942年，余陈氏担心老爷子和女儿外孙女，便托人带信说，如果在汉口过不下去，就回娘家来，你俩哥哥现在湖南，那一带正在打仗，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现在家里就她一个人，回来做个伴也好，要死要活一家人在一起。
母亲在召唤。
外婆便找李四姐帮忙联系下水船，准备回黄州娘家。
欧二伯问何余氏有没有困难，何余氏正在着急船钱不够，祖孙三代要三三得九个大洋，她手头只有两个个大洋，怎么也凑不齐船钱。欧二伯叹口气，你这个侄女是我的克星，我上辈子欠了你的吗？也罢，今日一别也许从此不再见，这九块钱船费我替你把了，我也不指望你记得我欧二伯的好，我算是对得起我的表妹，见面了问个好就行了。
离开汉口那天是阴历初几，月细风高，本不是空袭的时机，不料有大批国军飞机轰炸日本基地，燃烧弹在江面上也烧得滋滋作响，把一船人吓得够呛。船老大反而高兴，说这样日本巡江炮艇就不敢出来了，今天晚上我们是安全了。
活着回到黄州，祖孙三人抱头痛哭一场，发誓今生不再分离。
外婆讲述过去的故事，总要提起两件事，一是德国医生汉斯，给她治疗眼疾，一针“盘尼西林”就好了，不像法租界里日本医生动不动就要挖眼珠，换个假眼球。后来，一家人匆匆离开了汉口，还没有给汉斯告别，至今还欠他半针“盘尼西林”的药钱，你们以后遇上德国人就对人家好一点；
二是何家爷爷何绍成葬在龟山脚下，1958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省府在报纸上通知各家各户迁坟移墓，那年*在红安山区，我们不在武汉，又不读报，不晓得这件事，等过年时，你们妈妈回来才知道，赶到武汉一看，龟山脚下已经是一个大工地，哪里还找得到何家爷爷的坟墓，以后你们祭祖就对着长江大桥桥头堡磕几个头，烧一点纸，何家爷爷一定会保佑你们何家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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