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一篇题为《缅怀晓宏｜陈朗：请君重作醉歌行》的悼文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讨论。作者陈朗是青年学者徐晓宏的妻子。徐晓宏于2023年12月12日在美国病逝。这篇悼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陈朗缅怀丈夫的同时，不吝剖析自己最真实的痛苦，揭开婚姻生活中的细碎暗面：“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
这篇悼文引发许多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更大的冲击在于连陈朗这样极具才华、学识渊博、家境优渥的女性似乎也仍然在承受某种熟悉的命运：为家庭牺牲、奉献。陈朗在补充说明中回应：“那些觉得我‘怨’的读者（不管是同情我还是批判我），其实都低估了我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立场。晓宏从来都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如我也不属于他。在爱之前，我们必须先成为自己。”
对女性来说，同等强烈且真实的爱和怨不仅在伴侣之间，也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妻子、母亲，都是和女性的自我持续角力的身份。婚姻、育儿过程中自我的撕裂、拉扯、矛盾和挣扎正在被越来越多女性说出来。
2019年，美国作家明娜·杜宾（Minna Dubin）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母性牺牲的文章，迅速在网络上走红，2023年发展成一本名为《妈妈之怒：现代母亲的日常危机》（暂译，Mom Rage: The Everyday Crisis of Modern Motherhood）的书。关于为人母体验的著作日益见长：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Orna Donath）的访谈《成为母亲的选择》（Regretting Motherhood）、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自白《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A Life’s Work:On Becoming a Mother）、韩国记者崔至恩的采访《成为母亲的自由：我不想当妈妈》、专栏作者泓舟的采访《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电影《女人的碎片》剧照。
美国传记作家茱莉·菲利普斯（Julie Phillips）在探索母亲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把目光聚焦在女性创作者（艺术家、作家）群体，写下《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The Baby on the Fire Escape: Creativity, Motherhood and the Mind-Baby Problem）。当女性创作者成为母亲，还能保有自我吗？她的创造力会被削弱吗？不在“一个自己的房间”，而是在与孩子共享的空间中创作，她的作品会受到哪些影响？
这本书看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小众群体，但其中对母性的主体性探索以及对为人母过程的展现，能给所有女性带来力量。与聚焦于生育、育儿带来的身体损伤、疲劳相比，这本书更侧重于母亲们精神上的分裂和拉扯。
创造性的母亲的故事既无关战斗，也无关拯救和自我牺牲。它是一次自我发现的英雄之旅，关于“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一个在森林里迷了路又找回方向的主人公”。
《逃生梯上的婴儿》，[美]茱莉·菲利普斯 著，栾志超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月。
孩子出生了，而我消失了
阅读《逃生梯上的婴儿》并不是一次畅快的体验，更像跟着作者茱莉•菲利普斯在泥泞中跋涉。她蹚着研究对象们的回忆录、小说、日记和采访，收集其中的矛盾、碎片和顿悟的瞬间。但这些关于为人母精彩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却看不到某种清晰的模式或路径。
茱莉起初并不甘于写一本记录母性表面经验的书，她感到这样的材料已经不少了，她想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去理解母性。于是她开始研究精神分析学。但她遗憾地发现，精神分析学如此专注在孩子的成长需求，以至于母亲及其身处的矛盾状态成了可有可无背景。母亲只能作为孩子的配角存在。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已经走到了自己故事的结局。
对母亲来说，最理想的状况不过是“母亲与孩子的兴趣是一致的”。即便是温尼科特（D.W.Winnicott）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降低了母亲的牺牲奉献标准，一定程度给母亲松绑，这种模式仍然是以孩子的需求为基准的。用社会心理研究学者丽莎·巴莱瑟（Lisa Baraitser）的话说，母亲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主体，出类拔萃......一个虚幻的人物，在许多毋庸置疑努力描述她的论述中，她似乎并不曾出现过”。世人越歌颂母亲，母亲的自我就越苍白。
《成为母亲的选择》，[以]奥娜·多纳特著，林佑柔 译，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2月。
所以在伴侣支持不足、家务分配的性别不公之外，茱莉认为母职对女性创作者更大的冲击来自她们的内心：一种自我分裂、解体的体验。巴莱瑟写道，为人母是复杂的，因为“孩子对叙事持续的攻击实际闯入了母亲的言语……由于思考、反思、睡眠、移动和完成任务不断受到干扰，母亲自己的自我叙事也被打破。留存下来的是一系列断裂的经验，根本无法彼此相接，相互呼应”。
茱莉发现这些女性创作者描述她们为人母的经历时，最常使用的词是“分裂”。蕾切尔·卡斯克说，从聊天中抽身去抚慰哭泣的婴儿，“宛若溪流的两股支流，自我和母亲这两个身份并未留意到彼此，尽管片刻之前还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来：它们翻腾着向前，过着各自的生活。”诗人爱丽斯·诺特利（Alice Notley）写下诗句：“他出生了，而我消失了——感觉像是我将/ 永远如此，未曾来过世间。”小说家珍妮·奥菲尔（Jenny Offill）刚成为母亲时，感觉生活中“像是有一颗炸弹爆炸了”。布克奖得主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写道：“婴儿需要你全部的自我，但这是一种有趣的自我。这个自我融合了工厂工人对传送带倾注的‘全部’，以及情人对所爱之人倾注的‘全部’。不管是哪一种，这种自我都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为什么照顾孩子的人会经受绝望；它在瞬间发生——在那一瞬，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仍然存在。”
在《母亲的遭遇：干扰的伦理》（暂译，Maternal Encounters：The Ethics of Interruption）中，巴莱瑟指出，成为父母就是要拥有一个可以共享、能被影响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必须“让开”，为一个完全无法预测的他者腾出空间。
侵蚀创作的除了不停被打断、打扰的生活节奏，还有为人母的幸福与内疚。和幼儿在一起的感觉既惊叹又无聊，既麻木又深情。根据茱莉的经验，即使母亲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创作，她的孩子也答应不去敲门，不吵不闹，但她知道，他们就在那里，隔着门缝也能感觉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工作时，女儿会浮现在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脑海中：“孤独的她吮吸着拇指 / 一条巨鲠横在我喉中。”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Margaret Mead）：“并非婴儿的啼哭，而是他们太多的欢笑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珍妮·奥菲尔说：“你对孩子的爱会让你忘记你曾以为自己所爱的一切。”
而失去自我，对创作者来说是致命的。苏珊·桑塔格认为，对女性的种种要求，都与巨大的创造性天赋要充分发挥所必需的自我中心、积极进取以及对个体的漠不关心相抵牾，甚至必然是格格不入的。
母性与创造力的矛盾不可调和吗？
如果讲述到此结束，那我们很容易像前人一样，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就无法进行创作。围着孩子转的母职和创造性的自我是相互冲突的，这矛盾不可调和。但数量众多的女性创作者却用她们杰出的作品推翻了这个论断。
20世纪60年代，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完成了代表作《金色笔记》；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获得了美国最高文学奖项国家图书奖；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著作达到百万销量；知名杂志《艺术新闻》（ART news）介绍了画家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她的作品开始被主流艺术界关注......她们的创作环境是临时的、随机的、不断被干扰的。有人在厨房一边煮饭一边构思小说情节，有人在婴儿车上架着一块板子俯身记录，有人在开车送孩子上学和采购的停车间隙写便签......
《金色笔记》，[英]多丽丝·莱辛 著，陈才宇 / 刘新民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2月。
茱莉在这本书中试图追溯这样的创作过程，找出母职与创造力兼备的情况。她希望从这些杰出女性的经历中获得灵感，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尽管她的写作尝试不断分崩离析，这些女性的育儿生活没有太多共性，甚至可以说是经由不同路径承担母职。她们有的没有伴侣，有的同时有多个伴侣，有的获得伴侣充分的支持，有的受人资助，有的经济独立。最终，她放弃了将母性理论化，接受各种混乱、不和谐的叙事。
受到巴莱瑟的启发，茱莉发现接受干扰，可以让一些女作家得以冷静下来，重新找回自己的艺术才能。在探索新状态时，随之出现的是新的观看方式。巴莱瑟发现“孩子自始至终无法预测且极端的存在，迫使自己去理解曾经忽略的经验”。她感受到“更高的知觉，获得对客体以及自身情感范围、情感强度的新认知”。她拥抱一个与孩子共享的流动的自我。
巴莱瑟还指出，精神分析理论一直都认为人有统一的自我只是种幻觉。一个与外界泾渭分明的自我是对过去的想象，而非写作不可或缺的助力。这种认知也能帮助女性创作者们应对她们育儿时所经受的“对自我叙事的攻击”。成为母亲只是暂时丧失自我，接下来还会重新发现自我。这是一次打碎再重建的过程。这种信念也能帮助已经和想要成为母亲的女性，换一种角度，减少自我怀疑的撕扯。
《爱与烦恼》，[美]艾丽斯·沃克著， 乔娟译，后浪文学|九州出版社，2023年11月。
有些人还体验到育儿对创造力有新的启示。凯特·赞布雷诺（Kate Zambreno）说：“每个人都告诉我，成为母亲会失去创作的根本性动力——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生机又切近死亡， 这使我重生为一个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说：“有一天，在我抱着孩子喂奶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诸多男性作家（从托马斯·曼到詹姆斯·乔伊斯）无一不渴望去描述的一种思想和心灵状态——顿悟的奥秘，海洋般的一体感，强烈的，完整的感觉。”
艾丽斯·沃克在《一个自己的孩子》中写道，女儿的出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礼物，让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观看世界，并以远远超出我自然生命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作家伊丽莎白·斯玛特（Elizabeth Smart）是莱辛的前辈，她喜欢*时那种对自己的身体有直接认知的感觉，而且把新生命带到世界上，如此了不起的经历令她感到与神灵更接近。她对孩子们的关怀帮助她疗愈了母亲对自己的不认可带来的伤痛。
茱莉还引用了《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2013年写的心理学博士论文：一个为人母的女性必须处理两种新的关系：一种是与孩子的关系，一种是与为人母的自己的关系。建立这些关系——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母亲来说，则是重建她与自己职业之间的关系——需要参照自己的孩子以及对自己为人母的期待来重新定义作为一个个体的自己。实际上，她要重新再次成人。新手父母不仅手忙脚乱、整夜难寐、抑郁烦闷，或舐犊情深，同时也在自我内观，重新评估一切。
成为母亲：一场英雄之旅
茱莉写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你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如果没有人因为你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指责你，如果你能得到所需的财力和情感支持——为人母的所有幸福和压力都会将你从生活的中心推离，使你追忆过去的自己，并以新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个为人母的人是一个与孩子、与作为一种制度的母亲身份，以及与一个因为这两种强大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自我相抗衡的人。她是一个随着工作、孩子及生活中其他事件而持续成长的人......她的自我创造和自我修复的行为就是她的故事。”
在放弃将母性理论化，放弃在心理学层面定义母性的主体性后，茱莉接受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主体性是叙事的产物，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传记性的。“一则人生故事会让读者认识到自己具备能动的潜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公。主体性是一则英雄传说，每个人都是一则‘独一无二且无法重复’的故事中的（女）英雄。”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65年的小说《磨砺》（The Millstone）把为人母描绘为一次英雄之旅，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女学者选择做未婚母亲之后，从不谙世事、自我封闭，走向成熟和自我实现的故事。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英]蕾切尔·卡斯克著，黄建树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勒古恩在《小说载体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一文中指出，英雄的原型是作为猎人的男性，像一支箭跟随“叙事的弧线”射向目标。这是一个创造性生活的故事：学习技艺、克服障碍、尝试、失败、成功，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命运和变化的时间里。茱莉认为为人母就是这样一场英雄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英雄不是超人。超人、圣母或者家中的天使都是传统的“母亲的脚本”，无所不能，对所有人无私奉献。茱莉看到的女性创作者们，有些在一开始遵循了传统脚本，但最终无一例外地都抛弃了它。她们学习、斗争、受苦、成长。
有些女性（尼尔、莱辛、桑塔格）在冲动下走进婚姻，却被爱情击倒，经历婚姻交易的暗面，在自己还不够强大，无法同时拥有孩子和事业的时候有了孩子。后来她们离开家，以失去自己的某个孩子为代价；有些女性因为被母亲厌弃，寻找伴侣认可自己，后来终于学会不依赖任何人也能承认自己。书中的每个女性都在各种各样的“森林”中迷失过，她们也都学会重获力量——无论通过照料孩子，还是拥抱自己的缪斯。
把这些艺术家母亲写成女英雄，这也是茱莉的英雄之旅。
作者/荷花
编辑/王菡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