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孩子从小就可以接触到不少的星空知识，但这些知识可不是白来的，里面蕴含着无数代古人的心血，他们在从零到一的路上奔跑，在一片空白的纸上绘制着星空图。
古代的时候，人们对星空非常的重视，但他们重视的方面跟现代想得有点不一样，他们主要是用来推算某些东西，比如辨吉凶。这并不奇怪，这里有个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唐朝时还非常严重，隋末唐初的王绩在自己押尤韵的五言排律《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中写：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当然了，严肃文献里也是有记载的，可在宋朝以前，写星的文献难逃“神崇拜”，比如在汉代天文学家张衡的天文著作《灵宪》中把星辰分为四象二十八宿，分别用四大神兽命名：
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
而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写星的诗至少有几十首，世人对他的《夜宿山寺》很熟悉，但另一首押真韵的五言绝句《乌牙寺》是这样写的：
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我们看这些诗时，可以明显感觉到神秘和敬畏，比如李白说恐惊天上人可以说是浪漫的比喻，但这个天上人指的是什么？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里，星空和天空是非常神秘的。
那么，古人对星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我国古代观星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早在周朝时，观星就已经非常流行，而且设置了专门的官职。同时，这也是后世“钦天监”的前身，是“司天台”和“司天监”这些官职部门的祖宗。
其实关于最早的观星记录，我们能找到的就是周朝，周朝以前是一定有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周朝也是继承前人。但可惜的是前面并没有什么记录，关于前面的只能永远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不过，甲骨文中有关于彗星记载，佐证我们找不到，所以不在这里举例了。
《周礼·春官宗伯·司巫/神仕》中记载：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翻译过来就是：保章氏掌管观测天上的星象，以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据以观测天下的变化，辨别这种变化的吉凶。我们看《周礼》把这个官职给归类到什么地方就明白当时人们的心理了，归类的是司巫和神仕，这虽然是个官职，但跟巫和神沾着关系。
到了汉朝时，关于天象观测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观星上的本质并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为了辨吉凶，仍然没有逃脱“神崇拜”。
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中这样说星：
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说：
星者,金之散气,与人相应。凡万物之精,上为列星。
《汉书·天文志》中对星图有系统的阐述，但里面描写得玄奇无比，将星象变化归纳为上天是警告世人，比如这段：
凡月食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太白强国以战，辰以女乱。
意思是凡月亮遮掩五星，其分野之地亡国：木星被食有饥荒发生，火星被食有动乱发生，土星被食有*戮之祸，金星被食，强国因此发动战争，水星被食有后妃引起的变乱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着严重的迷信色彩。另外，当时的人们称火星为“荧惑”，称金星为“太白”，称木星为“岁”，称土星为“填”，称水星为“辰”。
虽然《汉书·天文志》写的是星图，但却是用来预兆人间王朝的各种事。汉朝时，掌管天文的官员有“太史公”和“太史令”，到了东汉时期只剩下太史令，比如张衡曾两次担任太史令。
汉朝时的文献里基本上都有天文方面的专门篇章，比如《史记》里有“天官书”、《淮南子》里有“天文训”、《汉书》里有“天文志”，但关于星的描写都差不多，篇幅原因，咱们不一一举例了。汉朝是观星的一个爆发期，当然，汉朝是继承在前人的基础上，周朝时就已经设立的专门的部门和官职。
汉朝对星的神崇拜一直延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本来就喜欢谈虚论玄，对于星星这样的神秘而搞不懂的东西自然会添油加醋，所以这时期的一些文献里常常难逃汉时的遗留。
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魏志·武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后五十年而公破袁绍之应。
这里写的其实有点牵强附会，但说明了那时候人普遍迷信星象的心理。此外，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会稽典录》中都有差不多的记载，无一例外的就是星对应了某件神秘事。咱们在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到了隋末唐初时，一本诗歌形式的天文学著作横空出世，这本书以诗歌的写法把前人的三垣二十八星宿做了系统的总结，成为后世学习星象前必读的一本著作，这就是《步天歌》。
直观的说也许并不会知道难度，《步天歌》里，介绍三垣二十八宿共三十一区，系统介绍了每区包含的星官，一共是283个，里面出现了1645颗恒星及其具体位置。
这在我们现在听来感觉不到什么，但那是在隋末唐初，想想那个时代，再想想这些成就，这些观测比西方早了不知道多少年，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宋明以前，这本书是钦天监和占星家必学的一本书。
关于《步天歌》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这是存在争议的。但多数学者认为是隋末唐初时一位化名丹元子的人所作，咱们这里不是考证历史人物，所以略过不提了。
从魏晋到隋唐，观测上更加系统，但具体的科学解释却看不到，这时期的观星是神秘加科学共进的时期，但各朝各代对观星从来没有懈怠过。隋朝设有太史曹，隋炀帝改为太史监。唐初时改为太史局，后期又改成司天台。所以，在一些唐朝影视剧和小说中出现钦天监是不严谨的，唐朝时有这样的部门，但名字根本不是钦天监。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脱离星象迷信说。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而宋朝时的科学家苏颂和沈括成就更加的惊人。苏颂发明创造了“水运仪象台”用来观测天像，沈括改进了“浑像仪”，在观测上，领先了西方七百多年。
继承宋朝的巨大天文遗产，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修建了我国最早的的观星台，《元志·天文志》中记载北极星：
河南府阳城，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经过多年观测后，郭守敬众人根据观测结果推出了《授时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求得的回归年是365天零5小时49分钟，和现在世界上通行的阳历，也就是格里高里历一秒不差，而格里高里历在三百年后才在西方出现。
古代先民们是从零到一的开拓者，虽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导致他们走过一些弯路，但一切又终归科学。从最开始的观星以辨吉凶，到后来的冷静观测并加以利用，这是我国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是我们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底蕴，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在天文学上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古代时，人们虽然无知，但他们勇敢的抬头仰望星空，发出了问天的呐喊。现代，我们研究星空，未来，我们一定能超越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