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59年9月入学复旦历史系以来，就专业而言，接近更多的是系上的世界史老师。大学本科时，深受我系史学前辈、世界史泰斗耿淡如、周谷城两位先生的影响，在1964年报考研究生时，根据个人的旨趣，选择了耿师。此外，给我们讲授世界古代史的李春元，世界中世纪史的陶松云、黄瑞章，世界近代史的程博洪，世界现代史的庄锡昌、靳文翰，开选修课的陈仁炳、田汝康、王造时等老师，他们以因材施教的个性择才，以乐教爱生的共性育才，融洽成甘于牺牲的园丁精神，在我们求学的道路上，留下了不泯的印象。
首先要写的是庄锡昌先生。庄先生是我们59级的《世界现代史》一课的业师，他为我们开课日，正是风华正茂时。他讲课条理清晰，分析独到，凡是遇到有争议的历史节点，比如俄国十月革命、二战爆发等，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他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习作，每文必看，并作评论。记得我写的《略论第二战场》，写的是二战后期英美为何要一再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由于史料充足，竟写了近两万字的长文，得到了先生的好评。
1963年10月26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一时声振九州，各地高校群起响应。根据校系的布置，在历史系大五学生中挑选了10名学生，形成一个“战斗组”，以1953—1963十年间的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为命题，作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系领导委派庄锡昌先生为指导教师。我有幸忝列这10人战斗组，在实践中，科研水平大有提高，为日后从事世界史教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热”中，周谷老领衔主持“世界文化史”丛书，庄先生和顾晓鸣、顾云深两位年轻教师具体从事，编辑部也向我组稿，商定以“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名篇，我与胞弟张广勇合作，奋力写就。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领先于当时刚兴起的西方史学史。
我国新时期中，庄先生一直是个双肩挑的干部，任过历史系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后又擢升为学校副校长。工作再忙，他也不忘世界文化史研究，也不忘系上的教研工作，比如继续为研究生上课，每年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后来他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就为老师分担，使学生们按期毕业。当下，他的弟子徐善伟、裔昭印、赵立行等均有成就，都是享誉国内的著名史家了。
接下来要说的程博洪先生，是国民党元老程潜之长子，但他从未自夸出身名门，很多人也不知道。他是我们世界近代史的业师。如今，我们59级老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大学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致为两门近代史的任课老师点赞，一是教《中国近代史》的金冲及先生，另一就是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程博洪先生。程先生上课时，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但他从来不看，只是讲到兴致高时，用手拍拍这个本子，意思是“我之所言，句句有据也”。这门课程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讲近代欧洲的风云变幻，紧密结合同一时期的马恩经典著作，比如讲19世纪的法国史，就随时联系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既深化了这段历史，也加深了我们对这些经典名著的理解。
先生不只是讲授世界近代史的良师，还是研究拉丁美洲的著名专家。我系成立过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由他领衔，曾经兴旺一时，阵容庞大，连晚年耿师也被拉入伍，为该室翻译了西班牙文的《格瓦拉日记》等。可惜的是，由于后继人才匮乏，这兴旺一时的拉丁美洲研究室也随先生逝去而消失了。
教我们《世界中世纪史》的是陶松云先生。1959年9月，在我们入学时的迎新会上，三位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老师同我们见面，系主任首先介绍的是位女性，就是陶先生。她为我们开设《世界中世纪史》这门课时，恰逢58年教育革命的尾声，按要求我们年级同学分批去杨浦区各个厂矿、街道，搞什么城市人民公社，致使原有的教学计划被打乱了，先生甚为焦虑，我常听到她唉声叹气。她不断向系上反映无果，于是在补课时尽量加码，但到头来我们三年的世界通史课，还是中世纪史这一段最为薄弱。先生是海归人才，精通苏俄史学，如此结果，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与先生交往的“闺蜜”都劝她尽快成家立业，有好事者还帮她介绍对象，都被她婉拒了。她一直孤身一人，在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群内，被大家尊称为“大姐”。有一次，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世界中世纪史权威马克尧先生来复旦出差，他邀我陪他去看望传闻有点怪僻的“大姐”，事前我们商量好如何言说。但见面后我们松了口气，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姐”与“马弟”聊起家常，一如亲人。过后马先生对我说：“外界传言不实，陶大姐一点也不怪僻啊。”
平心而言，陶先生对我这个耿师弟子是十分看重的，凡我问及有关俄语及译作，她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有一天，我登门请教柯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一书的若干问题，她一一回复。对其他学生也是这样，学生中学英语多，学俄语少，一旦有学生的学士论文选择苏俄方面的选题，她就兴奋之至，全力帮助学生写出好文章。可以说，终身未婚的松云先生，将毕生都献给了高教事业。
在大学本科时，田汝康先生为我们世界史专业的学生开设了《印度史》课。先生是归国华侨。新中国成立时，他是东南亚砂拉越地区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中国人，后于1950年归国。他曾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复旦，任历史系教授。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社会学和历史学，论著甚丰，《复旦大学文库·田汝康卷》，收录了他的传世之作。
有一事不可遗忘：1962年2月，上海市为贯彻中央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召开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编《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编译《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献》。可惜的是，耿先生主编的这部外国史学史教材因“文革”而中止；而后者则在1982年得以出版，田先生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立了一功。
在我读研究生时，田先生招的研究生多即将毕业，这些学长在谈到老师的学问时，都是佩服有加。田先生也很关心和体贴他的学生，我在四川北路的润德坊安家，恰巧他的学生施一飞住在隔壁一条弄堂。一次施一飞病了，我曾亲眼看到田先生来一飞家看望他！后来由我陪先生去虹口公园乘公交车回家，也是有幸……
20世纪80年代，某日，我与蔡幼纹去高安路田府为即将赴美探亲的田先生送行，以一条苏州买来的织锦缎被面相赠，他看了后十分愉快地收下了。此后多年没有消息，某天在校门口邂逅先生，交谈甚久，知他探亲归国后回故乡昆明长子家，安度晚年。
我经常对友人说起，教我英语的两位老师，对我有莫大影响。一位是教两年基础英语的任治稷老师，他认真负责、教学有方。课堂提问总是根据某同学的专长，结果回答皆畅，师生同欢。我擅长长句分析，每到这方面的提问，他总是唤我的名字，也大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教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心血来潮的任老师一面念着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一面挥舞着手臂，很有王子的做派。
经两年基础英语的熏陶，我们进步甚快，大三时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英文版大多不成问题。后来我听说，任老师教过我们后，不久就去香港落户了，这样的英才，可惜复旦没留住。
另一是教我们专业英语的陈仁炳先生。陈先生是赴美留学生，先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密执安大学博士，有多部译作出版。大三教我们专业英语时，他大约50岁开外吧，但已显露出老成持重了，这与他曲折的经历有关。他英语自然出众，教材是自编的，皆英美伟人的演说、名人著作的片断。比如他精讲林肯《葛底斯堡演说》，联系当年的时代背景，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演说的历史情景，还要求我们把它背出来。为我们上这门课是在1961年前后，政治形势相对宽松，双百方针重申，他不时借机延伸，敢于放言，尤其是他回忆在美留学时的许多轶事，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20年后，他又重上讲台，为读史老张（张国伟）这批78级学生开设《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年老体衰的他，已无力即兴发挥、谈吐自如了，但他的舶来品皮鞋还是擦得锃亮，很令人注目。
陈先生的晚年生活，说不上舒适，这可从两次饭局中看出。一次，他上完课，在工会礼堂楼上的教工食堂（当时还没有旦苑等）用餐，我已吃完饭，过去陪先生聊天。他确实饿了，先喝了一口汤，然后就大口地扒饭，而面前就一碗菠菜豆腐汤，汤上面飘着薄薄的一块肥肉，他夹起肥肉咬了一大口，连说：“我不怕肥，好吃！”还有一次他去润德坊邻近访友，我得知后便邀请他来寒舍做客。午饭的菜单是：炒青菜，炒三丝，蹄髈汤，都是内子的拿手菜，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拿得出来的待客食谱。他自然是胃口大开，吃得开心。饭毕，他叹道：“我妻子在美国，而我还是全国五个不能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这婚姻不离也得离啊。”后来听说，他真的与师母办完了离婚手续，他的女儿或自己或委托他人照顾老爸——这是我们听到的陈仁炳先生的仅有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