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乘务员刘仕英有过一次“特殊”的飞行。
2011年的小年夜,结束了当日的工作后,她正准备回家,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挂断电话,她立刻调转车头,回到了公司的航前大厅。推开客舱部的门,她才发现平日里安静的房间已经人头攒动,聚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将要和她一同飞赴埃及执行撤侨保障任务的同行。
多方努力下,他们最终把近2000名同胞安全带回国内。刘仕英回想起来,十一年前的所有细节,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刘仕英参加了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学习二十大报告的过程中,她关注到了一个词:“人民”。她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我们所有民航人工作的初心。”
二十大期间,刘仕英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刘仕英的对话:
新京报:学习二十大报告的过程中,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刘仕英: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能够参加二十大,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我心潮澎湃。
在这个过程中,我关注到了一个词:“人民”。通读整篇报告后,我发现报告里“人民”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粗略数了一下,至少有154次。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我们所有民航人工作的初心。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
刘仕英:我们民航乘务员会给人靓丽、光鲜的印象,但为了保证高质量服务,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日常培训。我们还要掌握很多技能,包括应急医疗、应急撤离、野外生存、仪容仪表等等。
我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李文丽劳模工作室”的导师,肩负着和团队成员一起研发新服务产品的任务。
刘仕英正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2011年的埃及撤侨行动中,你参与了重要的服务保障工作,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经历?
刘仕英: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了11年,但那些场景还历历在目。我记得那天是小年夜,晚上工作结束后,我又接到了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有一个特殊任务,要我立即返回公司的航前大厅。我当时立刻就调转车头,赶了回去。
回到大厅后,我发现,本该安静的客舱部变得热闹非凡,但这并不是为了迎接新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机组成员都赶了过来,就是为了一同执行这次特殊的撤侨任务。
这次任务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站是埃及的海滨城市霍尔格达,我们要去那里接到第一批同胞。第二站再到开罗,去接第二批同胞。从上海浦东出发到霍尔格达,连续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当时我们已经有些疲惫。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霍尔格达机场落地后,我看到同胞下了摆渡车,一路小跑着冲上飞机,看到他们笑中又带泪的样子,我们所有人都哽咽了。
含着眼泪,我们把50多名同胞迎上飞机。坐上座位后,他们放松下来,就像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一样,非常安心。
紧接着,我们又奔赴下一站开罗。第二站远没有第一站那样容易,因为当地的局势还不是很稳定。我国驻埃及大使馆在召集同胞回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些人可能赶不过来,有些人可能遇到了阻碍不能及时到达,但我们想接回尽可能多的同胞,所以接上一部分同胞后,等待就成了我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本以为,在飞机上等待的同胞们会有一些焦虑情绪,但没想到等了将近7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他们和机组人员一起在等待中迎接了农历新年,大家一起倒计时。后来,我们把这个新年称为“尼罗河畔的新年”,它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一次航班经历了四十几个小时,大年初一下午,我们才落地北京首都机场。在开舱门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有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可能是真的回到家了,心里踏实了。
新京报:有人把那次经历称作现实版的《万里归途》。
刘仕英:我看过这部电影,很多片段都让我很有感触。
在我们民航系统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不能把你们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把你们带回家。”这句话不仅仅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强大,也体现了我们民航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决心和自信。
新京报:这10年,你觉得民航行业有什么发展和变化?
刘仕英:我毕业后就加入了民航行业,成为一名空中乘务员。我见证了这些年民航行业的发展,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在不断发展。
举个例子,我们的服务工具已经有非常大的升级,不断电子化、智能化;现在很多机型都安装了WiFi,能够弥补我们空中网络盲区的情况。这些很小的细节都映射着民航行业的迅速发展。
作为空中交通的主力军,我们民航也一直在探索和其他交通系统的联合,为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更强的助力。
新京报记者 徐杨 蒋鹏峰 马骏
编辑 杨海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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