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耀华
“贝贝，去开门。”
季林站在门口听见母亲的声音，然后门开了，儿子站在门口，满脸狐疑的看着他们两个，然后转身跑到爷爷那里去了。
“是爸爸妈妈，跑什么呢？”爷爷笑呵呵的说，“去给你爸爸妈妈拿两双拖鞋。”
孩子却躲在爷爷身后不肯出来。雁飞自己放好行李，过来把贝贝抱了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们走的时候，孩子刚刚学会走路，现在都会给他们开门了。贝贝在雁飞怀里静静的呆了一会儿，还是跑到爷爷那儿去了。
他们二人带回来的新鲜玩具很快消除了孩子的生疏感，贝贝一会儿功夫就把那些玩具扔的满地都是，自己又忙的跑前跑后，不知道该玩哪一个好。但晚上贝贝坚决不去季林他们那边睡，母亲就先替他带上些日子。
过了一两个星期，贝贝才愿意跟着季林他们去自己家里睡觉。第一天晚上就把床尿湿了一大片，早上雁飞去收拾床铺时看见了，一声尖叫，把孩子吓得大哭，他们两人怎么也哄不下。
孩子不停的哭，早饭也吃不成了。季林赶紧给母亲打电话，让过来帮忙。母亲刚走到门口，就隔着门看见贝贝坐在地板上，脸上抹得眼泪，鼻涕到处都是。季林蹲在旁边，两手抱这头，使劲的晃，嘴里还喊着：“别哭了，别哭了，烦死了。”
母亲进来一把抱起贝贝，他就好了。然后又转过来责怪季林：“当着孩子，像什么样子，你小时候不也是这么过来的？”
“就尿个床，多大个事呢？”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又转而责备媳妇，“他晚上睡觉时间长，要起来把两次就可以了。”
季林母亲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她知道雁飞这段时间心情不怎么好。回来之后季林凭着手艺和父亲的人脉，又谋得了一份工作，收入和地位比出去前都高多了。雁飞却再也弄不到医院的编制，想得到以前的那个工作，得花一大笔钱，再说出去这几年都在做别的事，业务也生疏了。
她打算做点小生意，总呆在家里不是个办法。然而还没等开始，她的计划就被贝贝的一次发烧打断了。
“下午从幼儿园接回来还好好的，”雁飞抱着贝贝，坐在急诊室外面的长椅上，给旁边的季林和婆婆解释情况，“到了晚上就烧起来了，晚饭也没吃两口...”
“没事，医生给看看就好了。”因为担心，爷爷也跟过来了，他安慰雁飞说，“秋冬季节，咱这北方又干又冷，小孩子是容易感冒——你看这会儿医院有多少孩子。”
轮到他们了，医生看了一下孩子的鼻子，嘴巴，然后又一边询问，一边开药。不到两分钟时间，最后一句话问完的时候，一张药单也打印出来了。雁飞还想问点什么，下一个人已经抱着孩子进来了，医生又转过去看那个孩子的鼻子和喉咙，他们只好退出来了。
刚才季林还说父母不用过来，现在他才明白在医院这种地方，人多力量大是多么重要。他们两人抱着孩子进医生办公室的时候，父亲已经去缴费那里排队了，而母亲也站在了取药的队里面。这样一圈下来，他们就比刚才排在他们前面的好几个孩子早拿到药。
然后护士领着他们到门诊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护士在前面走着，已经把输液管的针头插进了吊瓶里面，然后找到一个空位给雁飞说：“就坐这儿吧。”
针扎进去的痛让本来迷迷糊糊的孩子一下子醒了过来，“哇”的一声哭了，在雁飞怀里不停地挣扎着不让护士碰他。雁飞不知所措，奶奶在旁边安慰着：“不怕，不怕，贝贝乖，等打完吊瓶，贝贝就好了。”
护士对此已经习惯，熟练且无动于衷的把针插进孩子脑门上的静脉里面，贴上胶布，连上大管子，用指甲弹了两下，说声“好了”，再去忙下一个孩子。
吊瓶里的药下了一多半，孩子的体温降下来了，喊着要吃的，爷爷赶紧跑出去买。这瓶打完，护士过来量了一下体温，就让他们回去了。雁飞还想问一句开了那么多的药都没用完怎么办，但一想药又不是护士开的，说了也没用，再说孩子好了就一切都好，争那些有啥用呢？
然而第二天不亮的时候孩子体温又上去了，赶紧再去医院，孩子一见到护士就吓得大哭，直往雁飞怀里钻。雁飞紧紧的抱住他，一边安慰着：“别怕，别怕。”自己却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吊瓶打了三天，医生给开的药用完了，孩子也好利索了。一家人兴高采烈的出了医院，季林激动的提议出去大吃一顿，父母却都拒绝了，只是让他和雁飞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两个星期之后，贝贝又发烧了，还和上次一样，来得毫无征兆。又是三天的吊瓶，这回雁飞已经有点经验了，就让用了留置针，虽然晚上大人多操点心，但孩子少受点罪。
就这一样一个冬天里，贝贝最长坚持了三个星期没有发烧，每次发烧都是三四天的吊瓶。每次打完吊瓶过上两周，一家人都会特别紧张。也就在那时，雁飞学会了念“阿弥陀佛”，因为她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能做了。
快过年的时候，雁飞和孩子一起病倒了，偏偏季林公司有一批活要赶在年前装柜——这样放假的几天货就可以在海上走着——也正没日没夜的加班，腾不出时间来医院。爷爷奶奶可以过来帮会儿忙，但毕竟上了岁数，有时候两个老人回家给他们准备饭，雁飞就左胳膊上扎着吊瓶的管子，右手抱着孩子，孩子的脑门上也插着管子。
从南非回来探亲的老同事宽哥来拜访他们，雁飞挣扎着也去吃了顿饭。席间问起那边的情况，宽哥叹息说：“越来越不行了，三天两头听说有人被*，现在大家已经不把打架当回事了。和本地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觉得我们去抢了人家的工作机会。加上有些做生意的坑人太狠，人们又把火气都发到所有的华人身上。”宽哥喝了一口酒，继续说，“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有机会也回来得了，整天把脑袋别在裤带上的日子，谁受得了。”
“还是算了吧。”季林苦笑说，“我还说那边形势好转了再过去，把孩子也带过去——看看这个冬天，孩子没有过整整一个月没事的，见天往医院跑——你看看这雾霾，”他指着窗外说，“大人都受不了，更别说孩子了。”
“那怎么办？”雁飞沉吟说，“要不去澳洲吧，那边环境好，听说你们焊工也吃香，我看有人说山东那边一个村子都过去了呢。”
“那可不容易。”宽哥其实也有这个想法，但觉得太难了，“咱没上多少学，英语又不行。”
“想想办法吧，”季林说，“就为了孩子能好好的。”
像他们这种学历不高，英语不太行的情况，常规办法就是雇主担保。季林上班忙得很，就让雁飞报了班去学英语，刚好她的护士专业也在紧缺职业列表里面。另外一点就是这种通过中介找的雇主担保，实际上是挂个合同，不能挣工资的，那么季林作为一个自由人，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挣钱养家。
季林对于自己的手艺相当的自信，尤其是在南非那几年，他和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干活，更加坚定了这种自信——在焊接这事上，他谁都不服，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让人震惊。所以签证拿下来以后，他带着雁飞和贝贝过来转了一圈，当孩子说喜欢这个地方时，他满是豪迈的说：“放心吧，给爸爸两年时间，让你永远在这个地方生活。”
然而过来以后，季林才发现这种自信有点盲目，他觉得只要有个机会，他就可以干出让人震惊的结果。但这个机会却远比想象的难，在澳洲这边，每一个工种都需要本地的认证，他给人说在中国有多年的焊接经验，难度非常高的焊接操作证，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他又说在南非的工作经验，按照欧洲标准干了三年活，干过美国人监理的项目，但人家不认——就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认证和工作经验。
要想取得这个认证需要先学一个简单的课程，然后找个师傅，当上几年学徒工，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焊工。上那学需要一笔钱，看来得先找个事，挣点钱再说。一开始季林努力找点和本地人一起*活，为的是可以提高英语。他在网上一个一个的发简历，却基本上都泥牛入海。偶尔收到一个回信，也是“谢谢你的申请，我们已经有更合适的人选了。”然而即便这样的回复，也能让季林激动一会儿，最起码没有打开邮件，只看到标题的时候，还是充满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