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东巡之碑拓本 破禅室藏
图源：金石契
北魏《皇帝东巡之碑》，
立于河北易县南管头村，
于公元437年问世之后不久，
即在人世间消失无踪。
直到1936年，
才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发现，
并作了拓片传世，
从此这件稀世珍宝方被世人所知。
但此后，
这通不世出的古碑又在岁月变迁中，
隐匿无踪。
后世寻访东巡碑者络绎不绝。
其中最痴心不改、最下功夫、
最花血本、最幸运成功的寻访者，
就数著名学者、书法家林鹏先生了。
林鹏先生，
正是易县南管头村人。
他曾托人在南管头一带寻访古碑下落，
终于发现了该碑的残片，
证实此碑已经破碎。
本文推出的是，
山西作家周宗奇著作《大聱林鹏》中第十九章：
《东巡碑》之恋
▲林鹏先生
林鹏（1928.2-2021.2.21），字翮凤，号蒙斋、夏屋山等。河北易县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太原师范学院名誉教授、山西师范大学书画文化研究所顾问。书法擅大草，遒劲豪迈、气势磅礴，书法界有“南有林散之，北有林鹏”之称。
【周宗奇按】
这是拙旧作《大聱林鹏》第十九章原文。今天再拉出来溜溜，有个由头。关于国宝《东巡碑》，坊间有流传说，林鹏先生花钱雇司机把它拉回自己南管头家，据为己有云云。一个版本说是从山西拉走的，一个版本又说是从河北拉走的，而且这个被雇的司机还在，有鼻子有眼。事关犯罪与人品，此说不得不落实。当年我写此文，翻史料，看真迹，南管头实地考察四次，是下了一点功夫的。事实与传言相去十万八千里，读后自知。
林鹏先生不是完人。一生做人、做文、做学问，多有弱点、缺点、短处与不足，一如那张快人快语、口无遮拦的嘴巴。但士君子人格巍然挺立，学术及学术思想成就不菲，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一生清名自有公论。不着边际的流言取笑，被取笑的是流言自己。逝者已逝，生者还是厚道一点的好啊！
《东巡碑》之恋
文 / 周宗奇
有一件稀世珍宝，堪称国宝。它于公元437年问世之后不久，即在人世间消失踪影，将近一千五百年以后，又突然现身，惊鸿一瞥，转眼又一次突然消失，等到三现身时，近70年光阴又过去了，似乎在专门与世人开玩笑。待它不开玩笑时，与林鹏先生订了君子交情。
说的是东巡碑，正称《皇帝东巡之碑》，习惯呼为御射碑。
天下共有几通御射碑？一般都说只有两通，都出在北魏时代：一通是太武皇帝拓拔焘的御射碑，即东巡碑；一通是他孙子文成皇帝拓拔浚的御射碑，正称《皇帝南巡之颂》，简称南巡碑。爷孙俩或东巡或南巡，都是从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到邺城，从恒代到河北。
对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其中邺城尤为重要。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北魏诸帝对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御射”之事，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路径大都一致，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道，回到平城。有史家论说，即使拓跋浚南巡碑创立这一次出巡路线不是走五回道和灵丘道，他此前一定多次走过爷爷走过的道儿，多次经过徐水河畔爷爷的东巡碑。孙儿的“御射”，其实就是对爷爷“御射”的模仿。只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为区分计，则冠以南巡碑之名。
笔者在这里多嘴的是，历史上称为御射碑的，其实还有一通，也创立在北魏代。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十月，北魏的第八代皇帝——宣武帝元恪，从邺城返回洛阳，路经河内，也有一次射术表演。《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冬十月庚子，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所勒之铭，即御射碑。赵明诚《金石录》卷21有“后魏御射碑”条，称：“在今怀州”；并引碑文“惟魏定鼎迁中之十载”“皇上春秋一十有七”云云。
▲东巡碑碑额拓片 图源：金石契
闲言少叙，这里只说北魏太武帝的《皇帝东巡之碑》。
且说公元435年腊月天，北魏皇帝拓跋焘正在急急赶路，东巡归来，他要返回京城大同过新年。这天，在徐水边一个唤作猫儿崖的地方，忽然就“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这位马上皇帝可不含糊，刚生下就“体貌瑰异”，高兴得他老子拓跋嗣一语断定“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果然，长大后他亲率北魏铁骑，灭亡了夏国、北燕、北凉等诸多政权，一举统一北方；然后向北马踏漠北，横扫占据蒙古大漠的柔然汗国，向南屡次挫败南朝，并占据了刘宋的河南之地，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骑兵统帅。
那么，眼前这个小坎儿算什么！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援弓而射之，飞矢踰于岩山”，顿时柳暗花明，就此开出一条沟通晋冀间的五回岭古道。
一箭射出一条古道，这当然是马屁话，其实人家五回岭古道早在战国末期就开通了。但那些拍马屁的官员们却相当认真，当即树碑立传，“用赞元功”。于是，便有了御射碑。
傅振伦先生评价说，“此碑高6尺，广2尺3寸余，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据说其价值不在《龙门十二品》《张猛龙碑》之下。若问这“一箭开古道”的猫儿崖位于何处，可就牵出了狼牙山下的南管头。南管头，南管头，村子不大有来头。林鹏先生就出生在这南管头。
郦道元《水经注》第11卷记载说：
徐水“西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上岭，故岭有五回之名，下望层山，盛若蚁蛭，实兼孤山之称，亦峻竦也。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径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径南崖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径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径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
郦道元所记之碑，就是拓拔焘在南管头“一箭开古道”的纪念碑——御射碑，即东巡碑。这里有个问题：郦氏所记凡三碑，都是一模一样的御射碑吗？若是，方寸之地同立三碑，有悖常情；如若不是，另外二碑是为何碑？林鹏先生对此便长期存疑：“太武帝拓跋焘从易县只经过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没完没了，像羊拉屎一样大立其碑，这是不可能的。”但吴占良先生说，他亲眼见过另外二碑之一的碑座，当地山川形胜与第一碑极为相似。
东巡碑创立于太延三年即公元437年，下距郦氏作《水经注》不过六七十年，三碑究竟何等面目，按说当时是应该看得分明的。而留下这笔糊涂帐的原因，笔者怀疑郦氏为桑钦《水经》作注，或许在这一条上未能作实地考察，而是套用已有的书面记载。此后530多年间，这笔糊涂帐无人清算，连御射碑也不见史载了。
直到宋太宗赵炅一朝，有人名叫乐史者，撰写《太平寰宇记》，方才提到此碑，且有溢出《水经注》的记载曰：“后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文于斯所立碑，中山安喜贾聪书”。
出“溢出”之语的，是清朝学者赵一清，他在校注《水经注》时引用上面的话，并考证说立碑人当为一位西部鲜卑乞伏氏官员，惜与书丹者贾聪一样皆不见于史传。惟“续赞其事”并最终刊石立碑的继任者张掖公宝周，《魏书》《北史》皆载其行状。他是南凉国王鲜卑秃发傉檀之子秃发保周，延和元年(432年)入魏后，先封张掖公，后封张掖王，太延五年(439年)即因反叛失败而自*。因此太延三年的立石时间是可靠的。然而，“三碑之疑”，他却也未曾稍涉，糊涂帐照挂史册。
朝代更迭，岁月穿梭，多少风流人物生生灭灭，又是近千年云烟过眼。御射碑连同它的糊涂帐，居然再也不见记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没有过这回事似的。世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虽早见称于文献……现在原碑已毁，遂成绝响。”
不料，“绝响”不绝，公元1936年，石破天惊，出了个幸运者徐鸿宝。
此人生于公元1881年，表字森玉，浙江金华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北京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主任委员。一生致力于文化、图书事业。辛亥革命后，曾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供职，和鲁迅一起，对京师图书馆建设有关事宜，经常协商处理，并一起至书肆购书。在京师图书馆任职间，购回许多流落在书肆的孤本秘籍充实该馆。精于版本学。胡适等学者常向他求解古籍版本疑难。
1940年，由蒋复璁提议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为五人委员之一。曾两度去香港、上海及内地协助收购古籍善本。次年，曾把沦陷后的上海古籍，秘密运往香港保藏，又收购各地私藏，共得4.8万余册古籍精品，后被蒋介石运抵台湾。
徐森玉（鸿宝）先生在河北易县觅得原碑，把20份拓本带回北平，次年傅增湘、周肇祥也前往摹拓，东巡碑才重新现身，为艺林所重。罗振玉、寿鹏飞、傅振伦等，都曾先后据拓录文。但是拓本都仅拓碑阳文字，不及碑阴，而郦道元称“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文字之繁多，当逾于碑阳。可能当时石碑已风化严重，碑阴文字漫漶难识，无法拓取。
▲东巡碑碑额拓片 图源：金石契
无名氏寻访东巡碑笔记之一：
中午1点多，在管头东北进入漕河干流，很快进入壮丽的峡谷。到一个村庄，打听到这个地名是南画猫，北距猫儿岩还有五华里。南画猫村庄东傍徐水，河东岸就是高逾百米的悬崖峭壁，景色极佳。我们停车方便，顺便来到河边。在西岸阶地注目对岸的岩壁，猛然想起郦道元“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的话，觉得就是写这个地方的，而且“览崇岸之竦峙”的确符合我们此刻的感受。这种景象令人胸中顿生豪气。
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是猫儿岩。经过北画猫，再走几分钟，就到了猫儿岩。令人失望的是，猫儿岩这里是一片相当开阔的河谷盆地，东西山地都比较舒缓，没有悬崖峭壁，自然也就没有《水经注》所描写的那种景象。和村里人攀谈，他们对大石碑之类的东西，全无所知……我们却没有轻易绝望。
首先，猫儿窪未必就是指的猫儿岩。猫儿岩是如何得名的？综合当地人的各种说法，南画猫东山的那片悬崖，有一大块峭壁上，有石头隐起若猫状，就象是画上去一般，由此得画猫之名。而“猫儿岩”一词，本来也是指这一块石壁的。这一片悬崖，恰恰是猫儿岩这个河谷小盆地的南端。至此，我们认为，不能把旧时所说的猫儿岩地名，固执地理解为猫儿岩村，而应当包括南北画猫两个村庄在内。这么考虑之后，我们感觉，刚才经过的那个南画猫，就是太武帝“御射”之所，也应当就是立碑之所。
以前的调查者，可能是从北路而来，未能注意南边南画猫的特别景观，所以未曾有机会到真正的“猫儿岩”下面看一看。南画猫的村民对我们这一群外来者很感兴趣，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和他们谈话。我问：这一带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大碑？你们记得老人提起过这里有个大碑吗？肯定的回答立刻就出现了。是的，有一个大碑，就在河边，60年代送到南管头做石磨了；剩下一个大大的碑座，后来平整农田给崩掉了。他们所指的原来立碑的地方，在河西岸阶地上。我们走过去，只见麦苗青青，下临河床，对面就是壁立如削的悬崖。
无名氏寻访东巡碑笔记之二：
太行山深处风景极好，天蓝得彻底，群山在阳光里峻拔层叠。北大历史系的几位教授、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以及社科院的几位研究员分两辆车来。他们到达之前我刚刚吃过农家饭，打算陪着村长探山洞。村长是山沟沟里最有文化的人，能写几笔书法，几句诗词。他在进山的崖壁上写“山重水复已无路”，唔，已无路。两边崖壁夹立，转过去是一大片杨树在谷里，新修的柏油路明晃晃地钻进去了。
进山后车还要行很久，行到狼牙山利齿般的峰峦和主峰高处白色的纪念塔消失在山坡后，五百年的老柿子树枝干乌黑遒劲……石碑的残块分散在水边，找到的碑座上雕着四足，又有一块，雕着一只眼睛。千年前的石头睁着秀逸的眸子，注视金色的白杨树。柏油马路从高处蜿蜒而过，我们正低低地走在北魏古道上，在白杨荒草之前的久远年代，这里是商旅兵马络绎往来的定州大道，而白石子和深潭承载着古代漕河的历史，那时候飘落在水面的是浆声灯影，而不是金色、橙色、红色的树叶。
拓跋焘行军至此，张弓而射的过去早已经消失，他和他的兵马留下了成把的箭支，被山民拾去压在炕下，而他的伟业被刻石、被打破、再被风化成薄薄的一张纸，藏在一个疯子焦黑的梦里。残石是御射碑，基本确定无疑。我们在山谷中合影，背后是太行的秋色……
寻访东巡碑者，络绎不绝，前赴后继，不可胜数。其中最痴心不改、最下功夫、最花血本、最幸运成功的寻访者，不是别个，就得数林鹏先生了。他的寻访之旅，是一个必将永久流传下去的美丽传奇。笔者本想乘兴大书一回，可惜事主已有专文问世，其精彩程度，笔者唯有全文照录。
▲东巡碑拓本局部 图源：金石契
寻访御射碑记
我的家在易县南管头村。它为什么叫管头，不知道。隔河有个北管头村，老人们告诉：北管头从前叫郎山庄，南管头从前叫什么，打听不着。后来读《水经注》，“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三源即野刹一源，七峪一源，甘河一源，它们在管头汇合，这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村南的西坡头，至今还叫“涧头”。可见“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原本就叫涧头。写起来图省事，写作间头。间与官草书相似，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了官头，最后成了管头。这种事情，一旦见诸公文，就变为既成事实，有没有道理，倒在其次了。
南管头现在是个镇，从前是个小山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有周庄社，没有南北管头。南管头的耕地都叫台，南台、北台、东台，可见从前耕地的位置很高。村子也在台上，有个地名叫八亩台。
我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据我看，我家门前的河床，五十年来增高了两公尺。《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公元五世纪的人。以五十年两公尺计算，退回一千五百五十年去，我们村前是个六十公尺深的山涧，所以说郦道元的描写是非常正确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说三源齐泄的地方叫“雷溪”。这附近没有叫雷溪的地方，这雷溪也许是我们村南山涧的名称，不过早已迷失罢了。我既然敢于确定《水经注》的“一涧”就是南管头，这离御射碑就不远了。《水经注》的话是这么说的，“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
近二十年来经常回老家探视，前山后山，东游游西转转。故乡虽然穷苦，却是山清水秀、景物宜人。抗日战争期间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是个小山，全国地图上还特意把它标出来，大概是沾了五壮士的光吧。这地方历史悠久。既然北管头原名叫郎山庄，那就是汉武帝时，戾太子之子，史皇孙之弟，叫某郎的隐居的地方了。
从北管头沿河往北走，一里路，就到了画猫儿。山岩上画着五只小猫，还有一个纺线的老太太。六十年前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这里从前只有几户人家，行政上属北管头村，这里地名叫王子坟。据寿鹏飞《易县志稿》说，这是代王嘉的墓。《史记》载，秦始皇十八年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代在蔚县。二年后，荆轲刺秦之年，王翦伐代，代王嘉奔燕，兵出此路，战败自*。他就被埋在他自*的地方。这一段河有个单独的名字：乱营河。后人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我家门前的大道，就是五迥岭的古道。乾隆年间，把原属河北的平定州划归山西，把原属山西的蔚州划归河北。此后每年阴历五月二十三，蔚州（包括涞源、阳原二县）的钱粮骡队，从我家门口过，送往省城保定。直至民国期间依然如此。虽然涞源、蔚县早就归了河北，但是河北人至今依然叫他们“老西儿”。想来令人不禁失笑。
从这条五迥岭古道走过的人很多。北魏太武帝东巡（到山东），回来的路就是走的这条古道。当时的北魏首都在大同。抗日时期还有许多外国人从这里走过。他们是白求恩、柯棣华，还有燕京大学的教授，英国人林迈克。林迈克有一张乱营河的照片留下来，照片发表在他的书中，《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的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中文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出版。照片标题是“狼牙山风光，一九四二年”。我认为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远景中圆的是莲花瓣山峰，方的是宽鞍，俗名鞍子陀。
▲林迈可当年拍摄的乱营河
图源：《寻访御射碑记》
乱营河的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很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令人绝望。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读音：涅）。我散步经常到这里来。
我揣想，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援弓而射的地方。别的小山包不值得一射，而较大的山峰，箭又射不过去。乱营河的山，非常险要，却并不高。《水经注》说，“飞矢逾于山岩”。《太平寰宇记》说，“飞矢逾于山岩三百余步”。拓跋焘是个马上皇帝，开疆拓土，武功赫赫。当年车驾行至这种地方，山穷水尽疑无路，经他一射，射出一条小路，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自然是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刊石用赞玄功”。（《水经注》）二十年前我散步到乱营河，心想，他既然走的是五迥岭古道，必然经过这里，这一箭必是在这里射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景致。
我曾经想在河水拐弯处的山窝里盖两间房子，退休以后住到那里去，一定把御射碑找出来，哪怕是一块残石也罢。万一找不出来，我想找来御射碑的拓片，照原样复制一座，修个碑亭，立在路边，也算故乡的一景，五百年后，人们就会认可。文人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多半都是好事者，想来好笑。
九十年代以来，见到的有关的出版物多起来。据傅振伦说，御射碑于1936年，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馆馆长徐鸿宝发现。（见傅振伦著《七十年所见所闻》197页，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4月，我同吴占良先生一同去拜访傅振伦先生，知道傅先生当时是燕下都考古队的成员，上述书中对易县文物古迹叙述颇详。我觉得傅先生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之前，傅先生曾说于1935年发现，见《文物天地》1988年。还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善本碑帖录》61页，说于民国10年发现的御射碑，不足据。）
近蒙河大（河北大学——笔者）教授吕志毅先生赠我一部寿鹏飞编的《易县志》。吴占良先生专程来太原送此书。如此隆重，令人感动。寿鹏飞是鲁迅的老师，浙江绍兴人。寿鹏飞是方志专家，著有《方志通义》。他主持撰修的《易县志》，是民国期间河北省所修百部方志中的上乘佳作之一。他说，“金石古物在易县特多，足现古代文化，录其有关考古及足征掌故者，余不胜记也。”（见《易县志稿·叙例》）该书第870页至876页，对御射碑有详细考证。此书《叙例》之末注明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正是发现御射碑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没想到历史竟是如此紧凑，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水经注》的记载是这样的：
“徐水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岭上，故岭有五回之名。下望层山，威若蚁垤，实兼孤山之称，亦竦峙也。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高深，壁立霞峙。石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邃，览岭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玄功’。夾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水经注》第十一卷）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的《水经注碑录》，我至1997年才见到此书。书中附有御射碑拓片图版，右上有罗振玉的题跋（据傅振伦先生说，是周肇祥的题跋）。碑文十四行，第一行不可辨认，第二行只有四个字可辨。施先生说，“余至今犹未得到此碑拓本，故据罗振玉所录记之”。书中只有第三行到第九行的释文。仅以此七行而论，罗振玉释文比《易县志稿》多辨出三个字，少辨出七个字。罗振玉大约只见了拓片而未见碑石，所以不如当时在易县的寿鹏飞和徐鸿宝等认出的字多。
▲《水经注碑录》中的御射碑拓片
图源：《寻访御射碑记》
《易县志稿》说，“可辨者尚二百四十余字。”施书说，碑文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的文章，《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五十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88年第三期）说是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先生当时居在易县，却没有去过南管头，自然未见碑石。姑以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乃作颂曰”下空六字，则碑文字数当在三百八十字左右。其中有不可辨认者约一百四十字。傅先生说，“这是易县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颇少见。”（见《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傅先生说，御射碑石高六尺，广二尺三寸余。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尝龙颜。
现据《易县志稿》将当时可辨认之文字列出：
第一行，（不可辨认）
第二行，泽历定冀……
第三行，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
第四行，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踰於……山三百余……於是復令左右将士善
第五行，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元丘，前军将军……阳億阿齐，中坚将
第六行，军蓝田侯代田，精射将军曲阳侯……射声校尉安武子麟，元兴次
第七行，飞督安熹子李茂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者，或至
第八行，峰旁或及岩侧，於是群臣内外，始知上命中之……代无……咸嗟
第九行，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方之於今……
第十行，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及……立録
第十一行，广美德，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良公去官……刺史……东……
第十二行，张掖宝周初临，续讃其事，遂刊……立文，乃作颂曰
第十三行，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光明……不……不……肃
第十四行，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域……能……下咸宁
第十五行，（立碑年月全蚀）
碑阴全蚀。（见寿鹏飞《易县志稿》870__876页）
碑额六字，二行，“皇帝东巡之碑”。
这就是《水经注》说的“御射碑”。罗振玉或周肇祥题为“魏太武帝东巡御射第二碑”。傅振伦先生说，“郦道元《水经注》卷11载北魏太武帝御射三碑。”（《七十年所见所闻》197页）施蛰存《水经注碑录》103页，“六八，后魏御射碑，三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御射碑有三石。
如果他们的根据只是《水经注》所说，“水阴又一碑……水际又一碑，凡此三铭”，就认定御射碑有三石，这就错了。根据郦道元这几句话，不能证明另外两碑也是御射碑。再者太武帝拓跋焘从易县只经过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没完没了，像羊拉屎一样大立其碑，这是不可能的。这在情理之外。
我认为，御射碑只此一石，在易县没有第二个御射碑。如果他们是根据《水经注》“滱水”条，所说在灵丘南边，现在的觉山寺附近，有御射台，“台南有御射碑”，因此定御射碑有三石，似乎有道理，但依然不正确。我没有见过灵丘的御射碑及其拓本。但据记载，灵丘的御射碑是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四六一年，南巡时所立。（请参见《太平寰宇记》和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算上此碑，御射碑也只有二碑，而没有三碑。再者，易县的御射碑，立于太延三年，公元四三七年，比灵丘的御射碑早24年，只能称第一碑，而不能称第二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碑帖鉴定》143页，说“御射碑现存易县南管头村”。它既然在南管头，我就是南管头人，我何必在画猫儿盖房子？说起来我也是抗日时期出来的老革命了，镇里和村里的干部支持我，又有我二弟林鸿帮助，于是我就在南管头北头村边盖了几间房。原想退休以后可能要清闲的多，谁知也未见得清闲多少。这是真正的“无事忙”，忙的厉害。自然也经常回去，与亲友们闲坐时，总要谈到一块古碑。
人们说，海底捞针，何处寻访。我说，它若是一张饹饼，我就不必寻访了。它究竟不是一张饹饼，没人吃掉它。我对侄子们说，发现此碑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岁以下的人不用问，专问七十多八十多的人。
我的侄子们很能干，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打听到了。说此碑已断为两截，较小的一块，砌在一个井沿里。此井是个废弃井，左边盖房，右边盖房，把这井挤到一个小夾道角里。我二弟林鸿在电话上告诉说，这石头发白色，在井口处，眼看得到，手也摸得到……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吗？我想，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属国家，私人怎好动得？再一想，它这个位置十分奇妙！既不在地下，也不在地上。如此一想，高兴异常，真是天助我也。我告诉林鸿，把它弄出来。我急忙把御射碑的图版，在复印机上放大几份，寄给林鸿，告他看上面有字没字，如果有字，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经过同主家协商，主家慨然应允。扒开一看，石头巨大，一、两个人弄不动，夾道里又容不得许多人。侄子们焊了一个铁架，按上滑车，才把它弄出来。抬上三轮摩托车斗，运到我的院内。他们忙了一整天，晚上打来电话，说上面没字。我说，对照复印件，仔细查看。我守在电话旁，深夜十二点，侄子打来电话，说，大伯，有字，没错，就是它！我当时那种激动，无法形容。人若高兴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找到的御射碑残石（拓片）
图源：《寻访御射碑记》
我急忙回到南管头。我的学生阎瑞峰，手拓数纸。我们仔细端详，这是御射碑的下半部，“乃作颂曰”，清晰可见。家人告诉，碑断开以后，这较小的一块，被接到井边，做了井沿。从前乡民们打水的桶是铁桶，脚上穿的是钉鞋。天哪，它竟遭受如此磨难。不过又一想，时间是历史表现。1937年的拓本，还是整石。它断开必在1938年。1939年发大水，就把它淤住了。如此说来，它做井沿，只有一年时间，依然还有字迹，真是老天保佑。我相信，高级文物是有神灵佑护的。
晚上，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一个人站在这御射碑的残碑前，我觉得我应该向它焚香叩首才对。我怕村民们说我疯颠。我觉得这御射碑，有说不出的灵异。天下大乱，它能够及时的藏惹起来。不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以及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火，会使它粉身碎骨。若不是及时藏起来，恐怕早就打碎，修了水库了。我在这残碑前，默默地祈祷着。我的祷词很长，很乱。第二天我把它写出来，成了这样几句：
太武张狂，羽矢鹰扬。
当年胜迹，贞珉文章。
郎山脚下，顺水之旁。
宝刻有神，战乱知藏。
残石重光，太平永康。
赐福吾家，赐福吾乡。
——御射碑残石祝词
我想给它盖个碑亭。我问文物所所长杨卫东，要在我这后坡上，盖个古式的八角亭，有三万元行不行？他说，三个三万元也不行。我到那里去弄这么多钱，想一想也就罢了。我侄子对我说，大伯，那另一块比较大，字也多，它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也是发大水淤泥盖住的，不深，你想要，我明天就给你挖出来。我说，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无权挖掘，让它在那地方呆着吧，那里很安全。
我多年来的目的就是找到它。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快乐无可比拟。人做事要适可而止。
2001年6月15日于蒙斋灯下
▲林鹏先生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千古东巡碑，就这样在又一次消失了近70年之后，让林鹏先生得到了，虽说还是残碑，还不是全碑，但这份得天独厚的造化，已然远在幸运儿徐鸿宝之上，因为后者不过是见到过此碑并拓了20份拓片而已，何曾真正拥有？成全林鹏先生者，天时地利人和也！大凡世上成就一桩功业，除过当事者痴心不改之外，真个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三才断定命尽握”也。
林鹏先生与东巡碑的缘份，还有后续。徐鸿宝先生当年那20份拓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兵荒马乱和红色风暴，大多已灰飞烟灭，据说存世只有4份，流落谁家亦云遮雾罩难知其详。但林鹏先生不死心，锐意搜求，不计功夫与血本。还真奇了妙了，于2010年元月，果然得偿所愿。由吴占良先生求得一份，亲自送来太原林宅。林鹏先生大喜过望，立马将早就预备停当的一大摞人民币扔了过去，只怕有谁反悔似的。
元月13日上午，笔者闻讯赶赴林宅，老先生当下予以展示，并让我尽情拍照存念。请看本章“链接”中的相关照片，左边是比他还高出许多的拓片全貌，右边是新主人那咧得再不能大的乐嗬嘴巴，像个得到水果糖的乡村娃娃。
这就满足了吗？不是还有那大半通东巡碑没有挖出来吗？不是已经知道它藏身何处了吗？依笔者对林鹏先生性格的了解，他会“善干罢休”吗？不过碍于“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无权挖掘”罢了。
不过，笔者与林鹏先生的想法有点不同，特希望能经他手，让东巡碑完璧归一，建不世奇功。为此，当面不断罗嗦之外，曾郑重致书一封，直陈鄙见。全信如下：
林先生您好！
在下昨晚第三遍拜读大作《寻访御射碑记》，感慨愈烈，如击如捣，夜不能寐。诸多思绪先不说，只就另一半碑是否抢救一事，在下另有看法，特兹奉商请教。
林先生说，高级文物是有灵性的。诚如斯言！既然如此，它一半有幸得见天日，另一半却继续蒙尘地下，灵性十足如御射碑，阴阳两界，纵然感激先生，能无一丝哀怨吗？更为严峻的是，尊作将一切大白于天下，另一半残碑其运危矣！国家出面掘之尚可，万一沦落歹徒之手，在铜臭气中辗转受苦，甚或流落域外恶境，怎能保证“让它在那地方呆着吧，那里很安全”？如此，能让先生良心得安吗？岂不落个事与愿违？
在下看来，以先生一生行事之胸襟、胆魄与手笔，似应一鼓作气，抢救出另一半国宝御射碑，好事做到底。天上地下，璧合为一，还其原貌，竟其全功，功在当代，荫其子孙。诚如此，先生功德无量也。此或为上天特别眷顾先生之意也。
至于御射归属，国乎家乎，倒在其次。自家宅中立一通仿真古碑，背面铭记全事之来龙去脉，不也别具深意吗？再者说，身外之物，到终了谁又能带得走？比起冲天义举、湛湛清誉，抱残守缺何堪论！
行笔至此，也有打油数句，收束于下：
天生林公，必有大用。
成全御射，或为首功。
念兹在兹，平生之梦。
今得其半，尚难消停。
抱残守缺，非公心性。
玉成全碑，堪称大公。
国乎家乎，其实相通。
放眼着力，青史垂名。
以上言语失度，还望先生海涵。一孔之见，仅供参考也。
周宗奇
2009年11月26日凌晨3时于学洒脱斋
▲东巡碑拓本局部 图源：金石契
前不久，我再去南管头采风揽胜，重新目睹已见天日的东巡残碑，感慨丛生。林鹏先生的长子林原先生，回到老家已经多时，谨遵父命，督造新的林家乡村庭院，内中为东巡碑修建一座华贵碑亭，乃题中原有之意。
围绕着这小半通东巡碑，我们谈了很久。当时在场的还有林鹏先生的乡村弟子李和平先生，话题自然要涉及那大半通残碑的命运问题。林原先生说，它的方位已经确定，只是压在别人的院房之下，挖掘时机尚需等待。不过，村委会等各个方面都表示全力支持，一旦时机成熟，不论费多大功夫与成本，都要让它安全出土，全碑面世。这下我相当放心了，不但在于相信林原先生的这番话，更在于相信他的为人品德和做事风格。
作为长子，林原先生稳健沉静，多年来担任省城一家著名大型饭店的总经理，业务精通，世事练达，出版有专著《一个酒店从业者的修炼》，为业内之佼佼者；同时，自小在严父训诲下熟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颇有见识，更难得低调作人，不事张扬，长期兼任乃父“文秘”一职，成功策划、承办了老父亲许多文化“大工程”。所以，我绝对相信东巡碑璧合问世之不朽工程，必定能够胜利完成。说到这里，不妨把林鹏先生另外两个孩子也顺便简介一下。
次子林明，多学多才，尤多反向思维，论人论事多有“谬论”妙出，防不胜防；行事风格恰如天马行空，神龙不见首尾，连父兄们都常不知他在干什么。笔者看得清楚的唯有一条，他手抄一种《金刚经》，工笔小楷，颇见功力，可谁又见他苦练过书法呢！女儿林曼最小，只接受过笔者一次访谈，堪称惊鸿一瞥，也就不敢捕风捉影了。总之，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唯有两大特色大家共有：其一，都是孝子贤孙；其二，永远学不会“我爸是李刚”！
还回到东巡碑。它为什么堪称国宝呢？就因为它是为雄主拓跋焘唱着千古赞歌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它是一通魏碑，其“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也！
2004年，内蒙和林县出土了一方镇墓石，纵46厘米，横38.5厘米，厚54厘米。石上刻有正书九行，前八行各有十四字，第九行九字，计一百二十一字，最后一行刻三星及符咒。字体为北魏早期正书，结构方正，隶楷相傍。经考证，系北魏延和二年即公元433年产物，是国内现存北魏年代最早的石刻孤品，比太武帝东巡碑、嘎仙洞鲜卑祝文刻辞和嵩高灵庙碑这三种碑刻，要早上4至13年。当然，就书法艺术水平讲，这得另说。
▲嘎仙洞祝文刻石
▲中岳嵩高灵庙碑（局部）
掉一下书袋子。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据说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后世影响至巨，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内核。真是这样吗？也有别的说法。说是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才受到关注，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淋油加醋，遂取代帖学。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有“十美”之誉：“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细考之，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瓘、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特多。这种书体是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居汉分至唐楷的枢纽。
代表作嘛，碑刻中说曲阜孔庙的《张猛龙碑》为魏碑第一。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造像题记以《龙门十二品》为最，捧为“魏碑书法的精华”。墓志铭中无出大名者，因为它是要埋入圹内，碑石较小，字体精致，蕴藉妍华，仅有少数趋于方峻。它们一直深埋底下，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显得弥足珍贵。
有代表性的如元羽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张玄黑女墓志，刁惠公墓志铭等。摩崖刻石可就特色独具且惊心动魄了，以石门铭最早，再下来就分成了二支：一是山东掖县、平度县的寒同山、云峰山一路，一是山东泰安县北，由泰山至半山之经石峪、南徂徕山，郡县近郊之岗山、尖山一路。有人用“触目惊心，心惊胆颤”8个字形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徂徕山佛号、邹县四山摩崖刻经，那它们就算代表作吧。应该如何评价魏碑的书法成就？笔者作为门外汉，比较认同下面这样一种说法。
魏碑是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过渡，是用楷法书写而渗有隶书笔法的书体。风格总体上说是俊秀方正。名帖层出，“淳化阁帖”之外，还有《平复帖》《出师表》《月仪帖》《归田赋》和《真草千字文》等等，形成了一个时代特有的书学氛围，是书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魏晋南北朝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三国时期有魏国的钟繇、吴国的皇象；晋代有晋武帝、晋元帝、张华、桓温、王敦、庾元亮、庾翼、谢安、卫瓘、杜预、沈嘉、都停、王复、山涛、陆云；南北朝时，有宋代的宋明帝、羊欣、孔琳，齐朝的齐高帝、齐武帝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成就最高最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书法已成为朝野上下全社会重视的艺术；书法已形成了家族、地域和阶层等群体氛围，这种书法艺术团体化、专业化现象极大地推动了整体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书法已成为一门学说和科目，在发展中逐渐渗透了哲学和艺术等其它门类的因素，诸如佛、老、儒等各家的思想意识；另外，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的重新渗透，也使书法艺术更富有变化空间和字体式样。总之，书法由汉代发展到南北朝，已经彻底成为一门独立于文化之林的艺术门类。
还应该看到，这个时期除了大量石刻书法之外，纸、绢等法帖、书简、信函也已普遍。书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普及程度上与后代乃至当代已没有太大差别。魏碑作为一种独立于这样艺术氛围的特殊书法，自然大放异彩并因之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书法。
而且，从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看，魏碑滋养了同时兴盛的行书、楷书、草书等各体书法的发展孕育。依托魏碑，楷书得以从石刻上走下，在纸、笔等书写工具的进化完善中长足发展，日趋形成；同样，行书和草书也因此形成流派，因为书写团体和书写者的个性而体现出异彩纷呈的个性特色来。如蔡邕创“飞白”，正是得益于汉未至三国时期的书法兴盛氛围；更别说“二王书法”的多种多样、齐备完善，则无论怎样说都是魏晋南北朝书法繁荣的结果。这也是魏碑和魏碑时期社会文化的主要成就之一。
从以上这一大格局估算，尽管当下还没人对东巡碑的艺术价值作过整体深切评价，但就凭它“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这一索引，断定它是国之瑰宝，当毫不为过。
东巡碑部分单字赏析
▲东巡碑拓本单字 图源：金石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