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F·肯尼迪总统、中央情报局特工托马斯·休伊特、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苏联*尼基塔·赫鲁
1962年3月11日晚，一股强劲的东南风拍打着加勒比海的海面，当晚，一艘运动渔船驶近古巴海岸线。30英尺长的“森林约翰逊巡游者号”(Forest Johnson Prowler)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坚固、速度最快的木船之一，但它的引擎非常安静，足以让三名船员将其航行到离海岸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不被听到。这些水手是中情局派驻古巴的外勤人员中最有经验的船员之一，但即使是他们也不允许看到两名蒙面特工的脸。这两名特工爬过船舷，登上一艘16英尺(约合10米)长、装满物资的玻璃纤维独木舟。
恶劣的海况几乎让特工们的任务在正式开始前就结束了。他们的独木舟一下水就翻了船，宝贵的人力和装备都被冲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船员们拼尽全力地取回包裹，好在这些装备是装在防水罐头内，并用塑料袋包装的。终于，独木舟被扶正，装备也重新放好，两个特工爬进了独木舟，设法稳定住身体，他们把独木舟朝向海岸，慢慢划进了张开的圣地亚哥河口（San Diego River）。
采用独木舟渗透的主意来自汤姆·休伊特(Tom Hewitt)，他是那两名操舟特工的上线，中央情报局迈阿密站的情报官，他正在迈阿密焦急的等待着任务的消息。中情局的规定禁止他直接参与特工的渗透行动，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对那对搭档负有深深的责任：这对搭档中的核心是经由他训练，负责运营管理古巴当地情报网络的特工，另一人则是那个特工的无线电操作员。休伊特的工作是在他们返回古巴后，远程指导特工的行动。休伊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工作了10年，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向那位特工传授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如何运营一个有效的间谍网络的知识，尽其所能减轻这位特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该小组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间谍网络用来收集情报，甚至在必要时煽动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颠覆活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是肯尼迪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休伊特深知他手头正在运作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但即便如此，他也没能想到自己的团队很快就将在阻止世界进入核末日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1962年夏天，前苏联秘密向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这一行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几乎导致了美苏两国核战争的爆发。关于那次古巴导弹危机，已经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但汤姆·休伊特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任何的书籍和文章中。当年10月U-2侦察机拍摄的导弹发射架照片，几乎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核对峙中取得的关键性情报突破，让美国获得了无价的优势。谷歌搜索“汤姆·休伊特、古巴导弹危机、中央情报局”，只能从他的一位中央情报局老上司的书中找到一处参考资料，其中提到了10年后，美国在老挝的秘密战争中，他在组织“道路监视”小组中所扮演的角色。
1962年10月，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古巴圣克里斯托巴尔的一处导弹发射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古巴发现前苏联核导弹的功劳主要归于U-2高空侦察机，或许还有零星几处提到了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报告。这场危机是情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越来越相信来自间谍飞机、卫星和监听站的技术情报。然而，到目前为止，中情局从未公开承认休伊特在首次发现导弹证据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就是忘记了它”退休的中情局高级官员杰克唐宁(Jack Downing)说。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曾与人合著过一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书，名为《一场地狱赌博: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1958-1964》(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这是件大事，" Naftali在得知休伊特参与的行动后写道。他说，这些新信息“有助于解释肯尼迪政府为什么甘愿冒险(派遣一架U-2飞越古巴上空)，总统此前一直希望避免出动侦察机。”他说，能够促使肯尼迪改变想法的情报“必须比非常具有说服力”。
这次雅虎新闻对汤姆·休伊特和他的特工在导弹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度调查，是通过采访休伊特的家人、曾与休伊特共事或认识他的中情局老兵，并综合其家人提供的私人文件、解密的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政府文件、古巴政府的档案、书籍和新闻文章等史料拼凑而成的。他们一起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奉献、沉默的专业人士的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23年，托马斯·摩西·休伊特三世在华盛顿特区早产。他的父母一贫如洗，随后不久便离婚。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婴儿，他靠慈善机构资助住院一年多。在经历了艰难的童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高潮的1943年春天，他进入了纽约州金斯角的商船学院(Merchant Marine Academy)。1944年2月22日，休伊特在“乔治·克利夫号”(SS George Cleeve)上担任见习生，这是一艘将废钢铁从突尼斯运往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Hampton Roads)的轮船。货轮在距离阿尔及利亚15英里处的外海遭到德国U艇的鱼雷攻击，除一人遇难外，休伊特和其他所有船员都幸免于难，但他们被迫弃船逃生。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休伊特一家，米莉，蒂姆和汤姆在迈阿密的一张全家福照片
战后，他与米尔德丽德·“米莉”·斯图尔特（Mildred “Millie” Stewart）结婚。1950年，休伊特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但六个月后就辞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使得他与其他人的沟通交流都受到了限制。“他喜欢人际交往，”米莉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不喜欢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解码信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职业挫折后，休伊特于1952年重新加入中央情报局，这一次他是一名准军事官员。根据他的商船学院教育经历和战时在海上航行中的经验，中情局让他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培利营(Camp Peary) 被称为“农场”(the Farm)的新培训机构担任海事行动教官。他和米莉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两年，然后回到总部。但是汤姆很快就厌倦了在办公桌后的工作，他要求调到中央情报局热火朝天的迈阿密站工作。随后，休伊特夫妇带着一岁的儿子蒂姆(Tim)于1961年初抵达迈阿密。
对于一个想要在20世纪60年代初功成名就的中情局官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位了。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在哈瓦那建立了一个日益红色的政权。当时美苏冷战正达到顶峰，1961年1月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决心推翻西半球第一个红色政府。由于卡斯特罗的政策挤压了古巴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成千上万的古巴人逃到了佛罗里达，许多人希望发动一场反攻来解放他们的家园。
然而首次正式的尝试便以一次大规模的溃败告终：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古巴猪湾(Bay of Pigs)南部的一处海滩登陆，被一支强大得多的古巴军队轻易击败。这场惨败羞辱了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他们渴望复仇，并决心推翻卡斯特罗。同时也在新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留下了不信任的裂缝。
1962年10月1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右)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与他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会面。当月晚些时候，古巴爆发导弹危机。
美国反卡斯特罗活动的中心是迈阿密，这个城市现在挤满了古巴流亡者，他们已经组成了几十个反政府团体。中情局在迈阿密大学的土地上建立了代号为JMWAVE的情报站，这里很快就会成为中情局除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总部外最大的情报站 ,该站是由数以百计的正式雇员和以“天顶技术企业”为掩护的承包商所组成
中央情报局就是从这里在古巴发动秘密战争的。美国的政策禁止中情局通过空降方式投送古巴特工，因此该机构动用了一支小型船队将他们送往古巴，这些小船的船员大多是古巴流亡者。但古巴安全部队持续在海岸线上以及海面上巡逻，苏联还帮助卡斯特罗政权在北岸安装了无缝衔接的雷达站，使得偷运人员和物资进入古巴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少有中情局的情报官员具备在这种环境下成功开展海上行动所需的经验，但汤姆·休伊特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4月，当休伊特夫妇在迈阿密珊瑚盖布尔斯(Coral Gables)社区的新家安顿下来时，51岁的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Esteban Marquez Novo)正在哈瓦那的阿根廷大使馆避难。马尔克斯·诺沃出生于古巴西部比纳尔德里奥省（Pinar del Río province）的洛斯帕拉西奥斯（Los Palacios）的一个富裕家庭。随着卡斯特罗的掌权，强烈反共的马尔克斯·诺沃与一群忠于巴蒂斯塔(Batista)的士兵拿起武器反对新政府。据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方报纸《格拉玛报》(Granma)报道，1961年2月19日，马尔克斯•诺沃在比纳尔德里奥省的罗萨里奥山脉(Sierra del Rosario mountains)发动叛乱。这是一场短暂的叛乱。卡斯特罗的民兵很快就逮捕了马尔克斯·诺沃组织的几名成员。4月初，马尔克斯·诺沃从山上下来，潜入哈瓦那，在阿根廷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
阿根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在使馆待了近7周后，马尔克斯·诺沃乘坐飞机离开古巴，前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随后计划继续前往阿根廷。但在访问委内瑞拉首都的美国大使馆后，他的计划改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获悉马尔克斯·诺沃离开古巴后，派飞机把他送到了美国。
在迈阿密，马尔克斯·诺沃与休伊特会面，休伊特把他带到一处安全屋，在那里他被隔离了大约两个月，随后中情局官员询问了他的情况，并评估了他作为中情局特工打入古巴的可能性。休伊特的结论是，虽然已经到了中年，马尔克斯·诺沃仍是一名合适的特工人选。休伊特正式招募了他，并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强化训练。在这段时间里，休伊特把马尔克斯·诺沃和另一名古巴流亡者叶约·拿破仑(Yeyo Napoleon)配对，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的假名，拿破仑计划成为马尔克斯的无线电操作员，因此也需要接受大多数同样的训练。
休伊特——他的下线特工只知道他叫“奥托”——在培训中采取了一种亲历亲为的方式，他认为这对于评估和建立与马尔克斯·诺沃(他称之为“查理”)的关系至关重要。在休伊特的主持下，无线电技能、武器使用和秘密写作方面的专家为查理提供了这些基本课程的指导。但休伊特亲自进行了间谍谍报技术的所有其他培训。据杰克·唐宁说，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导师了。唐宁曾在1997年至1999年间担任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的副局长，是该机构的最高间谍。这位中情局资深特工说，休伊特不仅在“基本生存技能”方面“非常出色”，而且“是一位非常酷的特工”。“如果有人对我说，‘你要进入一片丛林，或者你的飞机要在这片领土上空被击落，你希望谁在你身边?’”我的第一选择是汤姆。他是最不可能惊慌失措的人。
但是，除非休伊特能成功地让他的古巴特工回到祖国，否则教授他们世界上最好的谍报技巧也将毫无意义。
1962年1月，古巴士兵站在哈瓦那海滨的高射炮旁，回应美国入侵的警告
策划渗透行动的第一步是在古巴海岸线上选定一个地点，在那里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可以偷偷上岸。休伊特和马尔克斯•诺沃一起选择的地点不在从佛罗里达州出发最容易到达的古巴北部海岸线，而是在距离圣迭戈河上游2英里的比纳尔德里奥省的南部海岸，这条河流汇入巴塔巴诺湾(Gulf of Batabano)的加勒比海。休伊特后来写道，这是一个马尔克斯·诺沃非常熟悉，且具有安全感的地方。
但要到达那里，往返行程至少1400英里，还需要一艘最大吃水为5英尺的船，让它能在名为卡约斯德圣费利佩(Cayos de San Felipe)的一系列岛屿和大得多的松树岛之间的浅滩上航行。休伊特想让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划着一艘玻璃纤维的独木舟，载着300磅的补给品逆流而上，到达渗透点。
当休伊特向迈阿密的其他情报官介绍他的想法时，他们认为他“疯了”，鲁迪·恩德斯(Rudy Enders)说。鲁迪·恩德斯是一名准军事官员，在迈阿密期间与休伊特合作密切，后来他负责CIA的准军事行动部门SOG的运作。情报站没有任何一艘船有这样浅的吃水，也没有一艘船具备足够的航程。迈阿密只有一名官员支持休伊：恩德斯，他和休伊特一样，是商船学院的毕业生。“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后者在他向雅虎新闻(Yahoo News)展示的一个未公开的档案中写道。
恩德斯和休伊特提出的计划是，用一艘二战登陆艇，将 “森林约翰逊巡游者”号拖到古巴西端距离卡约斯德圣费利佩(Cayos de San Felipe)不到10英里的地方。尽管它只能以每小时10海里的速度航行，但登陆艇可靠性很高，且具备足够的航程。“巡游者号”仅有4.5英尺的吃水，这意味着它可以安全地穿越卡约斯-圣费利佩岛和松树岛之间的浅滩。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巡游者号”的船员可以把独木舟放入水中，装上补给，然后让特工们上路。迈阿密站的高级官员对恩德斯的提议表示怀疑。
休伊特和恩德斯需要获得该站站长洛奇范斯沃斯(Rocky Farnsworth)的批准，才能将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无法安排会议，恩德斯把他逼进了男厕所。恩德斯写道:“我一边撒尿，一边告诉他这个主意行得通，如果行不通，我就放弃。”范斯沃斯同意继续实施这一计划，但要先对这个概念进行一番测试，视海上试验是否成功而定。
恩德斯说，后来的测试“完美无瑕”，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安全带来牵引“巡游者号”。行动被批准了。情报官和特工做了最后的准备。除了补给以外，休伊特向他的团队提供的物资包括两台RS-1对讲机、个人武器、地图和现金。
这次渗透被称为眼镜蛇行动;特工们登陆圣地亚哥河岸的地点代号是海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为这些特工提供了用于所有通信的密码: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的代号是AMBANTY-1，耶约·拿破仑的代号是AMBANTY-2。(中情局所有与古巴有关的人员代号前两位字母都是AM)
恩德斯为这次任务召集了一支全部由古巴人组成的船员队伍。登陆艇的船长和大副在革命前都是一家轮船公司的专业水手。虽然他们没有军事经验，但他们自愿参军反对卡斯特罗，而且每个人都有在猪湾(Bay of Pigs)事件中的痛苦经历。恩德斯说：“事实证明，这些相对年长的人愿意为古巴的解放冒很大的风险。”“人们必须尊重和钦佩他们。”
登陆艇离开基韦斯特，与“巡游者号”在距离海岸8英里的沙基灯塔处会合。从那里开始，环绕古巴西端为期三天的航行平安无事，船长确保全程都呆在国际水域。但当船长靠近卡约斯德圣费利佩时，他的神经开始紧张，于是他把“森林约翰巡游者者”号放在了比预计地点更远的海面上。尽管如此，这艘木船上的三名船员还是顺利地把它驶到了独木舟的出发位置，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划着木船离开了。他们到达了宽阔的圣地亚哥河口，继续往前划了几英里才找到上岸的地方。他们把补给品卸了下来，贮藏在河岸附近，然后把独木舟小心翼翼的沉入河底，以备再次使用。接着，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在夜色中悄悄溜走了。
恩德斯后来在给米莉·休伊特的信中写道：“这次行动将成为经典。”“我们用事实证明怀疑论者错了。”
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
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立即开始工作。休伊特后来写道：“这个两人小组的任务是联系任何现有的地下组织，与迈阿密基地建立无线电联系，打通用于特工们渗透、撤离行动的海上通道，并提供有关当地情况的情报。”
由于马尔克斯以前在反对卡斯特罗的抵抗运动中有不少联系人，而且他对这个地区很熟悉，他利用这个大家庭招募新成员，用不了多久他就在当地吸引了不少人员加入。在渗透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稳步建立了自己的间谍网络，并将其命名为“FUO(Frente Unido Occidental)”，翻译成英语即“统一西部阵线”(United Western Front)。
马尔克斯·诺沃严格遵循汤姆·休伊特传授给他的谍报技术，确保他的信使从不走公路或小道，而是在田间地头穿行，并在妇女或动物身上使用隐蔽装置来传递信息。FUO说服有同情心的当地人使用一种视觉信号系统，通过在他们的晾衣绳上挂不同颜色的衣服来通知他们当前的状态是安全还是危险。补给品要么被埋起来，要么小心翼翼地藏在掩体里。
随着间谍网络从朋友和亲戚扩展到警察和民兵，马尔克斯·诺沃通过一名只对他负责的信使与他的下线特工取得联系。在招募前，他和迈阿密站核对了所有潜在特工的身份背景，甚至还密切监视拿破仑的行踪。FUO监听了卡斯特罗民兵和海岸警卫队哨所的电话线。绰号“普莱西多”(Placido)的马尔克斯·诺沃在农村地区维持着一支独立的向导部队，其任务是带领他的队伍安全地穿过这些地区。该情报网络还拥有一支反间谍队伍，负责审查新成员并调查安全漏洞。
这些技巧都使马尔克斯·诺沃的工作在一开始非常成功。休伊特写道：“从最初的两个人小组的核心开始，迅速发展成一个广泛的抵抗/情报综合体，延伸至比纳尔德里奥，分支机构覆盖哈瓦那和松树岛。”
事实证明，海上行动成为了间谍网络运作的关键，它使该网络能够获得再补给，并能让新招募的人员秘密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受训。
第一次类似的任务发生在1962年5月24日,尽管与古巴巡逻艇近距离接触,中情局还是在圣地亚哥河的河岸边，代号海伦的地点成功完成了第一次的水上补给行动，为AMBANTY间谍网络提供了约1500磅的武器和各种其他物资。
很快，这个间谍网络就引起了美国政府高层的注意。肯尼迪政府颠覆古巴和推翻卡斯特罗的猫鼬行动由陆军准将爱德华·兰斯戴尔（Edward Lansdale）负责 ,他在1962年7月25日的备忘录中提到，中情局已成功将11个特工小组送入古巴本土 ,“最成功的是比那尔德里奥省的一个。与此同时，苏联人在半个地球之外做出的一个决定，将使马尔克斯·诺沃和他的下线特工获得更重要的地位。
摘自爱德华·兰斯代尔准将的猫鼬行动备忘录节选
1962年8月1日，一名特工报告了马里埃尔皮纳尔德里奥港发生的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件。那天，一艘苏联大型货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抵达。“任何人都不允许靠近这艘船，连海关官员也不行，”这名特工报告说。“在港区所有正式员工都被清空后，该船开始卸货。”
特工认为包括“中国人、捷克人和苏联人”在内的“很多人”下了船，当然“中国人”可能是来自苏联远东地区的苏联人员。然后，卡车被吊到船上，放到货舱里，装上货物，盖上帆布，然后被“极其小心翼翼地吊回岸上，就像他们是玻璃制品一样”。一上岸，卡车就在苏联人员的护卫下开走了。这名特工随后发表了令人信服的评论：“很可能卡车上装载的是火箭、火箭的弹头部位，或者最有可能就是核弹头。”
这名特工比中情局总部几乎所有人认为的都要接近港口。
1962年夏天，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进行了一场西方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的赌博：他下令向古巴部署中程弹道核导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武器库比不上美国。但是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可以通过将美国城市置于危险之中来弥补这一不足。如果苏联能在美国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之前就把导弹部署到位并投入使用，他们就能给美国一个既成事实，把美国城市作为人质，可以让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在未来的谈判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1960年，苏联最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哈瓦那通过翻译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
但是，在一个与苏联隔海相望、地处两个不同大洲的国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部署数以千计的部队，建设导弹基地，部署和安装SA-2防空导弹来保卫这些基地。最后的步骤才涉及运送弹道导弹本身及其核弹头。
前苏联部署导弹的第一阶段被休伊特的AMBANTY间谍网络发现并报告。在古巴西部,马坦萨斯省的下线特工将情况报告给了休伊特的密友吉恩·诺文斯基（Gene Norwinski），与此同时，刚抵达美国的古巴难民在接受美国官方的筛选询问时也提到了前苏联军事力量的加强。8月2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麦科内(John McCone)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他收到了“大约60份报告”，内容是苏联集团加大了对古巴的军事支持。
这时候正是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和他的团队证明他们价值的时刻。在休伊特提供给雅虎新闻的AMBANTY间谍网络的未注明具体日期的编年历史中，有一行简单地写着:“1962年夏天——导弹危机的建立——报告导弹基地的准备工作。”
然而，当来自古巴特工的报告传到兰利时，他们遇到了一堵叫做怀疑的无形墙。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士普遍自大的认为，苏联不敢向古巴部署弹道导弹。批评人士后来表示，这让他们对相关报道产生了非理性的怀疑。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紧张情绪，他们在不久后便叫停了中央情报局的U-2侦察机对古巴本土的照相侦察行动。自1962年2月以来，中央情报局每月两次在古巴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从未发生过事故，但在8月29日一次飞行中拍摄的照片显示，古巴西部至少有8个新建的SA-2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正是这种SA-2地空导弹在1960年5月击落了由美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驾驶的，侵入苏联领空的U-2侦察机。苏联将其部署到古巴，正是为了阻止美国通过空中侦察的方式了解随后的核弹道导弹部署情况。
为了避免重蹈鲍尔斯事件的覆辙，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重新规划了U2下一次飞越古巴的航线，原定于9月5日飞越古巴西部的航线被临时调整。9月11日，肯尼迪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U2不得飞越古巴西部。至此，中情局能够侦察苏联在比那尔德里奥的扩张进展的资源，就只剩下了休伊特的古巴特工们。
1962年10月23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离开白宫
但即使在苏联开始部署SA -2地对空导弹之后，中情局的分析人士仍拒绝相信苏联即将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中央情报局唯一一位对这一观点给予高度重视的高级官员就是局长本人。然而，在八月底，麦康尼和他的新婚妻子去法国度蜜月，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来。相关的辩论在兰利中情局总部展开，唯一一名认为苏联可能会向古巴部署弹道导弹的美国高级官员却仍在国外。
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对一份预测苏联不太可能向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文件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AMBANTY 间谍网络却向迈阿密发出了重要信息，该信息最终将证明中情局的评估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中情局于1962年9月18日分发了这份特工报告。报告称，在比那尔德里奥省，有大片地区“在秘鲁和哥伦比亚人的协助下，由苏联人严密守卫”。报告特别强调了严密的安全措施，阻止人们进入附近的乡间庄园，“那里正在进行非常秘密和重要的工作，据信与导弹有关。”报告给出了标志着警戒区域边界的四个小城镇的网格坐标。“如果你拿起铅笔,把这四个城镇用铅笔连线,你会发现正好是一个梯形,” 中情局官员塞缪尔·哈尔佩恩（Samuel Halpern）在98年接受CNN“冷战”系列纪录片制作组采访时说，他当时在兰利负责古巴问题研究。 “所以后来我们就叫那个地方为梯形区域，并最终让U-2侦察机从这个区域上空飞过拍照。”
10月14日，美国空军少校理查德·海泽(Richard Heyser)驾驶的一架U-2侦察机飞越古巴西部，在AMBANTY间谍网络确定的区域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截至10月16日，这些照片已被仔细判读，它们直接证实了休伊特的特工报告的具体内容，即中程弹道导弹的存在。肯尼迪总统现在有了图片证据，他可以向世界展示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至关重要的是，他还知道导弹尚未进入可操作状态，这使赫鲁晓夫在随后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关键优势。整整六天，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聚在一起，考虑各种选择，从全面入侵古巴到仅仅接受苏联的部署。10月22日，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通报了古巴的导弹发射阵地，并解释说，美国海军将封锁古巴，以防止更多的导弹部署。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命运进行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意志较量。
肯尼迪(右)会见并赞扬两名在古巴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空军飞行员以及负责评估其报告和照片的五角大楼官员
对于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和他代号为AMBANTY的间谍网络的其他成员来说，这次行动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据古巴共产党报纸《格拉玛报》报道，随着危机的加剧，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躲在一个安全屋中，那里距离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恩托克•德拉杜拉(Entronque de Herradura)村约3英里。在休伊特的简短时间轴历史中，有一个简单的单行条目：“导弹危机-特工显示出突出的重要性。”休伊特写道，该网络还在当月报告了苏联在松树岛的施工进度，以及苏联船只进入马里埃尔和哈瓦那港口的情况。这些特工都冒着巨大的风险，休伊特说，10月10日，一名头目被捕，被判处五年监禁。
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电台宣布，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议，私下同意从土耳其撤回美国的“木星”导弹。肯尼迪还公开保证不干涉古巴内政，尊重古巴的主权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在他们的安全屋里，马尔克斯·诺沃和拿破仑看到苏联军队的导弹开始撤离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结束，但对于AMBANTY间谍网来说，更黑暗的日子还在后面。
到了1963年秋天，马尔克斯·诺沃变得不耐烦了。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抵抗组织，但中央情报局拒绝了他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游击战的请求。11月15日，他通过无线电向休伊特发送了一条加密信息：“我必须在叛乱和离开古巴之间做出选择。”我已决定起义。我希望你能帮我拿到我需要的武器。”
休伊特第二天回答说。“正如你在迈阿密时所同意的，除非有可能在古巴全境同时发生叛乱，否则不得擅自行动。目前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全面起义。”他在同一天发送的另一条信息中重新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在全国性的起义准备好之前坚持行动，你将会把敌军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你和皮纳尔德里奥人民这里，这将彻底摧毁你和团队辛苦建立的一切。我们现在不能支持起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和我们达成的协议。”
西部统一战线的规模和组织架构对马尔克斯·诺沃来说是一个弱点。他的组织是为游击战而建立的，但它所做的一切只是收集情报。“这两个基本上是不兼容的，”鲁迪恩德斯(Rudy Enders)在写给雅虎新闻(Yahoo News)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就需要引进大量人员，而这肯定会被卡斯特罗的情报人员所渗透，而情报收集单位则是由高度隔离的三人或四人小组组成。”
与此同时，克格勃正在帮助卡斯特罗的安全部队实现专业化。休伊特说，马尔克斯·诺沃刚渗透时，卡斯特罗当局松散的控制为其建立间谍网络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到了1964年，这种控制已经演变成一个更加专制的体系。任何没有加入共产党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在政权的眼中都是可疑的。卡斯特罗的反谍报机构在调查可疑的反政府活动时采取了一种更为耐心的方法，如果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罪的人愿意提供情报，他们将被给予自由。
中央情报局想要渗透特工进入古巴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前进入古巴的特工也越来越危险。
对于像FUO这样的网络，有人估计成员有1000人左右，这么庞大的网络，毫无疑问最终都会被渗透。但AMBANTY间谍网络通过大量且毫无必要地违反间谍活动的基本规则，使整个网络更容易被卡斯特罗的反间谍机构所渗透。休伊特说，从本质上讲，古巴特工无法保守秘密。一些特工遭受了休伊特所说的“被迫向任何值得信赖的朋友或亲戚透露他们地下活动的细节”。他说，他们有时会穿戴或公开携带一些间谍装备，这些设备本应“只用于地下工作”。特工人员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同潜在招募对象联系，同时，没有被正式招募的人有时也会被要求协助行动。马尔克斯·诺沃自己有时也无法完全评估他招募的特工的动机，于是就把这个网络和休伊特所说的“一些相当不情愿的特工”绑在了一起。
但休伊特也批评美国政府对古巴秘密行动的政策，他写道，这种政策“忽冷忽热”。他补充说，“没有一致的计划来发展全国性的抵抗运动。”休伊特没有指名道姓地指出，美国对FUO的要求过于严格。他写道:“他们一直要求在古巴的间谍网络提供情报，来自上面的压力非常大。”他补充说，有时CIA自身也有过错，在同一个地理区域运行两个谍报网络，结果一旦出事，就两者都暴露了。
一九六四年“鼠洞行动”期间，从联合西部阵线(FUO)成员处缴获的武器、通讯设备及用品
马尔克斯·诺沃和中央情报局在AMBANTY间谍网络上已经努力了两年。1964年春天，这种好运开始消失。休伊特在报告中写道:“1964年2月4日，在皮纳尔德里奥省中部的帕索-里尔市，一名由该网络培训的特工被逮捕，这是间谍网陷入危险的第一个迹象。”“这个人显然是在对反革命嫌疑犯的例行围捕中被捕的，但是他后来被转移到哈瓦那，最后于4月15日被处决。”
据《格拉玛报》(Granma)报道，5月15日，一名运煤工人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圣胡安·马丁内斯(San Juan y Martinez)附近的一个农场参观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埋藏着军火和通讯设备的贮藏处。他通知了安全部队，安全部队搜查了附近的一间小屋，发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被报纸描述为“一名间谍的日记、情报信息、指令和从‘Otto’到‘Placido’的信息”。
休伊特说，他们在48小时内逮捕了该网络的一名主要特工。休伊特说:“就在同一天，BANTY -1中断了与迈阿密基地的联系，通知该基地，在当地局势得到恢复后，他将重新与迈阿密联系。”“后来他再也没有在电波中出现过。”
到那时为止，古巴安全部队已经突袭了古巴西部和松树岛的房屋和安全屋，逮捕了数百名网络成员。据《格拉玛报》报道，其中一名被拘留者告诉逮捕他的人，“Placido”——马尔克斯·诺维——躲藏在赫拉杜拉（Herradura）市中心的一家烟草公司里。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法不一。据《格拉玛报》报道，5月20日，安保人员包围了这栋建筑。马尔克斯·诺沃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文件，没有让它们落入敌人手中，他决定继续战斗，向安全部队开枪。据《共产党报》(Communist newspaper)报道，当安全部队最终强行进入室内后，他们发现马尔克斯•诺沃已经死亡，致命伤显然是他朝自己的太阳穴开的那一枪。他的尸体边上是一个装有1万美元215比索金币和近4.4万比索现金的公文包。
10年前，在接受《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采访时，马尔克斯·诺沃的侄女阿拉切利斯·罗德里格斯·圣罗曼(Aracelis Rodriguez San Roman)讲述了这个故事。在她的版本中，她的弟弟吉尔伯托(Gilberto)在与古巴军队的枪战中丧生。吉尔伯托是马尔克斯·诺沃的侄子，在马尔克斯死前一周刚刚重新潜入了古巴，罗德里格斯·圣·罗曼告诉《先驱报》，当马尔克斯·诺沃得知吉尔伯托的死讯时，他开枪自*了。(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阿拉切利斯·罗德里格斯·圣罗曼是FUO仅存资料的持有者，但她拒绝与雅虎新闻进行接触，但是她的侄子说他只听到过这一个马尔克斯自*的版本）
休伊特对马尔克斯·诺沃死亡的描述更加黑暗:BANTY-1被古巴情报机构“严刑拷打致死”。
根据《格拉玛报》和前古巴高级反间谍官员法比安·艾斯卡兰特（Fabián Escalante）的说法,马尔克斯发给休伊特的最后一条消息内容如下:“今天是FUO成立2周年纪念日,我相信,我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对我们的事业多少有一些帮助。”“……敬酒，用威士忌或香槟，我和我的人用浸满鲜血的手帕擦干眼泪。”
在卡斯特罗政权摧毁整个AMBANTY网络之前，约翰·f·肯尼迪的遇刺以及东南亚的秘密战争，已经大大削弱了中央情报局官僚机构对古巴项目的注意力。
随着美国的意识形态战争重点转移到东南亚，迈阿密站的许多工作人员也转移到了那里。1960年代中期,休伊特曾在美国秘密战争期间在老挝工作，然后又去了越南。在他CIA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他作为中情局联络官，到布拉格堡特种作战中心和学校，协助陆军上校查尔斯·贝克威思（Charles Beckwith）建立了三角洲特种部队，后者是美军最精锐的反恐怖部队。
汤姆·休伊特(右)在1966年至1968年中央情报局秘密战争期间在老挝任职，图为他与 “道路观察”小组一起的合影。该小组的任务是报告胡志明小道的情况，北越曾利用这条小道向南越运送兵力
2004年10月1日，弗吉尼亚州麦克林市米莉·休伊特的公寓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CIA礼宾处的一名女性。她说，她打电话给米莉，是想告诉她，中情局决定授予她已故的丈夫杰出情报奖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Medal)，以表彰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工作。杰出情报奖章是中情局的最高奖项。据蒂姆的妻子帕姆说，米莉非常震惊，她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搞怪的电话。但电话是真实的。
休伊特去世大约六年后，出于某些至今不明的原因，鲍勃·沃尔(Bob Wall)发起了一场运动，让中情局认识到汤姆·休伊特在导弹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沃尔曾是休伊特在迈阿密站的直属上司，也曾与他一起在农场和越南服役。他甚至写信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敦促他给休伊特颁奖。中情局拉丁美洲分部的人员开始进行调查。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从旧文件中找出的资料，逐渐收集证据来支持沃尔的论点。
2005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大约30名访客聚集在兰利中央情报局一个被称为“旧总部大楼”(the old headquarters building)的会议室里，向休伊特致敬。客人大多是休伊特的家人和朋友。当时只有两名迈阿密站的老兵在场:鲍勃·沃尔和基恩·诺文斯基。如果没有沃尔，就不会有这个奖项。通常情况下，由中情局的高级官员负责颁奖。
200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负责行动的前副局长杰克•唐宁向米莉•休伊特颁发了她丈夫的杰出情报奖章。这枚奖章是为了表彰休伊特在工作中培训以及领导的一个特工团队在1962年发现了苏联向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
但在促成这一奖项诞生的事件发生这么久之后，这已不再是通常的奖项。米莉要求由退休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杰克·唐宁颁发该奖项。唐宁自1969年以来一直是休伊特夫妇的朋友。唐宁送给米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枚巨大的铜牌，还有一段褒奖文，叙述了这一段改写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
“1961年1月，休伊特先生作为古巴项目的准军事人员加入迈阿密站。此后不久，他发展和管理了本组织历史上最成功的行动之一。休伊特发现、发展、招募并为一支渗入古巴的特工小队提供了密集的准军事训练。正是这个小组报告了在皮纳尔德里奥省存在核设备的情况。根据休伊特先生小组的报告，情报局向该地区派遣了U-2型飞机。
他们的照片证实了搭载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的存在。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今天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在古巴发现导弹的功劳归于U-2侦察机，以保护休伊特创建、训练、管理和激励的团队的安全，这个团队经历了冷战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对古巴任务的关注、献身精神和对一线特工的承诺，促成了关键情报的收集，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
在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萨拉·利希特曼重申了这一信息。她写道：“要改变历史进程，需要像汤姆•休伊特这样的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气——他们不是为了荣誉或认可，而是因为责任和对国家的热爱而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同事让人们注意到休伊特的贡献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促使中情局授予他最高荣誉——杰出情报奖章。”
汤姆·休伊特的杰出情报奖章褒奖文，奖章于2004年8月授予，颁奖典礼于2005年1月举行
汤姆·休伊特的儿子蒂姆上高中时，父亲告诉他在导弹危机期间取得的成就。蒂姆说：“他说他的团队发现了这些导弹，但他从未因此得到任何荣誉。”
说来可能有点奇怪，休伊特自己的专业精神，可能也部分导致了中央情报局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他的功绩和他的间谍网。“我一直听说爸爸的行动保密工作做的非常好，”蒂姆说。“这就是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查证出来。”
汤姆·休伊特时刻认真对待情报界称为“按需知晓”（ need-to-know）的原则，甚至对杰克·唐宁也是如此。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前，唐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负责行动的副局长，几乎掌握了所有可能的安全权限。唐宁在休伊特在兰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对在场的一小群人说：“汤姆和我交往了近30年，但他从未向我透露过这个秘密。”
直到最后，汤姆•休伊特似乎都坚持母校商船学院的校训：“行而不言”。
休伊特的杰出情报奖章正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