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与喇嘛教的初次接触（1）
——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薄音湖
公元一二四○年，在蒙古贵族方兴未艾的扩张热潮中，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遣兵进入西藏，从此揭开了蒙藏关系的序幕，西藏的喇嘛教也就同时为蒙古人所认识。有元一代，自萨迦座主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并封为帝师后，蒙古上层统治者始终与喇嘛教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西藏喇嘛作为将西藏划入大元帝国版图的僧侣集团，确曾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但是除此而外，他们依仗帝王的宠信，“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
迨至元末，更是“其教渐趋腐败，淫戏无度，丑声外闻，遂失其旧日之信仰，”完全堕落为一群火宅酒肉僧。其时元廷的统治正处在土崩瓦解，自顾不暇的窘境，喇嘛教（主要是萨迦派）的影响也就随之迅速衰落。一三六八年元顺帝仓皇北遁后，这个本来在民众中未曾广泛传播的喇嘛教，便渐渐地被蒙古人所遗忘。
从此，蒙古与西藏喇嘛教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二百余年。在此期间，虽然有若干零散的史料表明，喇嘛教仍如涓涓细流若断若续地存在于北方，但是其活动与影响都已极其微弱，而大量史料则证明，很早就根植于蒙古民族的原始宗教——珊蛮教，却十分活跃，它不仅为平民和上层贵族广泛信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活动。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正确指出的那样：“早在世界帝国时代传入蒙古的旧佛教固然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它已没有社会意义，它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比不上从古代保存下来的珊蛮教”。
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明朝隆庆、万历初年，著名的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再次建立了蒙古与西藏喇嘛教的直按联系。由俺答汗引进蒙古的喇嘛教，是经过著名宗教改革家宗喀巴改革过的格鲁派。格鲁派传入蒙古，犹如一阵飓风刮过草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排挤了珊蛮教，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整个蒙古地区寺庙林立，诵经声不绝，呈现出与元代喇嘛教仅仅活动于宫廷的情形迥然相异的局面，从而使蒙古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其影响的痕迹，至今可见。因此，进一步搞清楚喇嘛教再次传入蒙古的具体情况，乃是一项不无益处的工作。
明代中期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后，建左右翼六万户制。其中右翼二万户是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大体分布在东起宣化，西迄宁夏，北抵大漠，南临长城的广大区域。嘉靖初年，达延汗之孙、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俺答汗开始崭露头角，到嘉靖末年，他凭借骠悍的骑兵和本人的雄才大略，渐次剪除异己，成为控制右翼地区的盟主。在另一方面，他为了解决游牧社会生产单一，产品不完备的困难，屡次向明朝敲叩通商贸易的大门。
经过数十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他被明帝授以顺义王的称号，属下各部得以在沿边诸地与明朝进行定期贸易。从此塞上不闻鸣笳之声，百姓得享安堵之乐，蒙汉和平的实现，促进了以土默特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游牧经济中增添了农业的因素，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当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蒙古的文化也产生了一次飞跃，即西藏喇嘛教的输入。
在俺答汗时代，蒙古社会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扰攘动乱和珊蛮教的野蛮统治，处于文化知识的极度贫乏状态。当“俺答封贡”后，蒙古社会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就自然地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然而当时蒙古内部还没有条件迅速创造出适于需要的文化，因此以俺答汗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开始积极地向外部汲取文化上的营养。他曾注目于汉地的儒学。
嘉靖中自汉地前来投靠他的有所谓文学之士丘富、李自馨等人，他们“说俺答收奇伟倜傥士，悬书穹庐外，孝廉诸生幸辱临胡者，胡中善遇之”，因此一时慕义而来者竟至“趾相错”，俺答汗“令〔丘〕富试之，能者统众骑，不则给瓯脱地，令事鉏耨”，量才使用。
兵行内地，遇到读书人也往往“俯念斯文”而不予*害，带回驻地。“封贡”后不久，又有丛文光受总督王崇古的派遣，“携字谱忠孝经”来为俺答汗讲“忠孝大全”，并传授其子侄。然而，尽管俺答汗等人一度熏陶在儒学氛围中，但是当时尚欠发达的游牧社会，还没有条件接受发展到烂熟的汉地儒学，它缺乏蒙元时期游牧民族被定居民族较高文化的反征服而得以“以儒治国”的特定环境，因此群聚北方的儒士，始终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正如“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那样，草原则是宜于喇嘛教滋长的沃土。鉴于蒙古与喇嘛教的历史渊源关系，不久俺答汗就避开了中原而转向雪山之国，以极大的兴趣去寻求另一类高于蒙古自身文化的西藏喇嘛教。而当喇嘛教出现在蒙古草原的时候，也确实立即显示了比儒学更适于草原地区的优越性，迅速地为蒙古人所接受。
俺答汗最初接触到喇嘛教的时间，大约在嘉靖三十八、九年（1558-1559）。据蒙文抄本《俺答汗传》的记载，当时俺答汗出征青海的卫部特，遇到许多图伯特（西藏）商人，击败了他们，并“以仁慈之心”拯救了一千名喇嘛。青海地区作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肇兴地之一，喇嘛教基础根深蒂固。俺答汗的青海之行，历时两年之久，屡与诸番即以藏族为主的土著部落接触，势必同时接触到喇嘛教。特别是他主动拯救喇嘛，足见他对喇嘛教已怀有特殊的好感。遗憾的是，除此之外史料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因而无从知晓此时俺答汗对喇嘛教的接受达到了什么程度。
最早肯定地接受了西藏喇嘛教的是俺答汗的侄孙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明人称为切尽黄台吉）。他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行兵图伯特，在锡里木济之三河交会地方，遣使对图伯特人说：“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在对方屈服后，他把几名喇嘛带回了蒙古。日本学者和田清把这件事看作蒙古确实接受喇嘛教的开端。此后不多几年就可以看到这批首临蒙古的喇嘛对彻辰洪台吉的影响。
隆庆五年（1571）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后，“于是俺答亦欲为番表答谢，而胡中独河西吉能及其侄切尽黄台吉兼通番汉佛经，迺迎为表文……表文移参以佛语。”同年彻辰洪台吉还曾“亲为表文”送明朝总督王崇吉，也是“辞多参以佛语”。彻辰洪台吉居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就通晓了佛经，下笔为文，多有佛语，必定是从图伯特喇嘛学习的结果。此后，彻辰洪台吉作为蒙古接受喇嘛教的先驱者和俺答汗的得力助手，在宗教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隆庆五年俺答汗封贡后，主要精力转向佛教。他曾一度向明朝请求经典与僧人。六年十月明总督王崇古的奏章说：“顺义王俺答纳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后累求经僧，”并认为“今虏王乞请鞑靼字番经以便诵习，似应查给”，因为佛经可以“开导虏众，易暴为良”。但是当时礼部没有准备，一时“无经典可给”明帝即令赶制，第二年三月即“颁送番经于虏酋顺义王”。从“乞请”到“颁送”，前后费时不足半年，堪称神速。然后就是接二连三地派遣僧人去讲经传法。
《万历武功录》及《涌幢小品》等曾详尽描述了明朝遣僧诵经以及俺答等人隆重欢接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送往蒙古的经卷是番经，所遣僧人亦以番僧即西藏喇嘛为主，说明明朝考虑到了元朝时蒙藏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选用了喇嘛教。
但这些番僧似为萨迦派余孽，张居正曾担心“……今在京番僧皆溷浊淫秽之流，不通释典，遣去恐为虏人所轻。”正因为如此，俺答汗与明朝的宗教联系后来就渐趋中辍了。俺答汗志在高山雪国，他要建立的是忽必烈和八思巴时代的大业，这个宏愿的实现，绝非明朝企图以佛教非战弭争的说教软化蒙古而派遣的几名庸僧所胜任的。
根据史料的明确记载，俺答汗与西藏喇嘛教格鲁派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始于隆庆五年阿兴喇嘛的到来。这位出自青海安多定区阿哩克部族的阿兴喇嘛，在西藏各派政教势力激烈的纷争角逐之中，怀膺着格鲁派首领索南嘉错的重托，远涉重山复水，出现在俺答汗的帐幕中，他的目的是为格鲁派寻找到以飙腾驰突的骑士震慑北方的蒙古汗王的支持。他的成功的活动，使他成为在沟通蒙藏关系方面蜚声史简的著名高僧。
足补史传之缺的蒙文抄本《俺答汗传》，详细叙述了他按照显然精心安排好的程序对俺答汗所做的工作。见面伊始，他就对俺答汗大加颂扬并劝导说：
大汗你世世积下福荫，
主人你由前世尊贵之汗托生，
你在圣洁的一生里，
传播了佛教诸经。
你确立了僧侣之界，
集慈善、吉祥、智慧之大成，
似神圣的咱克喇瓦尔第汗那样天下扬名！
何时到了此生之终，
能够达到佛的福份，
仁慈地指引普天能言的生灵！
为了唤起对往昔蒙藏关系的回忆，阿兴喇嘛援引了双方都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他把俺答汗比作“前世尊贵之汗”即元世祖忽必烈汗的化身，那么，中断了的蒙藏关系理所当然地应该恢复，而俺答汗就应该继续忽必烈的事业，使喇嘛教得到重兴。这使俺答汗异常高兴，他立即表示领悟和赞同。随后俺答汗又询问佛教“三宝、六道、八戒”的具体内容。阿兴喇嘛解释“三宝”说：
无与伦比的三宝是佛、法、僧，
既有佛在，就不得对其他天神崇奉，
因有经典，才使人们免受荼毒，
寻得众僧，异端邪教就不能横行。
又对“温玛尼巴梅宏”六道加以说明：
尊宝之“温”，解脱天神的死生，
权威之“玛”，解脱阿修罗的纷争，
和善之“尼”，解脱人生四苦，
庄严之“巴”，解脱禽兽的愚曚，
还有“梅”道，解脱生灵的饥渴，
幸福的“宏”，解脱地狱的酷热寒冷。
至于“八戒”，阿兴喇嘛说：
不强取，不*生，
拒绝不纯洁的事情，
不妄语，不食非时食，
杜绝招摇打扮，不思邪淫。
阿兴喇嘛循循善诱，用形象的比喻对这些佛教最基本的教条戒律一一作了解答。俺答汗犹如初入学堂的小学生，聆听了启蒙教师的第一堂课，首肯心折，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阿兴喇嘛在土默特逗留了一年多，当俺答汗已具备了必要的佛学知识之后，在隆庆六年（1572），他终于向俺答汗提出了邀请格鲁派首领索南嘉错的建议。他首先介绍了往昔神佛的种种圣迹，然后鼓动道：
宗喀巴在西藏建立了庄严极乐之地的释教，
全知者达赖喇嘛索南嘉错是超群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达赖喇嘛十几岁的时候，
就显示了与俺答汗您相见的吉祥之徵。
他说过：“圣洁的佛教，
将在东方传播、兴盛。”
无与伦比的佛经叫甘珠尔和丹珠尔，
种类繁富，妙趣横生。
高贵的大汗您若仿效八思巴与彻辰汗，
企盼完备的佛教，
就应景仰以昭林布奇为首的尊贵之僧，
送去布施贡献，
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
在神功造就的寺庙里积善积德，
请来甘珠尔和丹珠尔全部佛经。
那么佛教将得到广泛的传播，
清除一切生灵的黑暗和愚蠢！
这一段话，便是阿兴喇嘛此行的最高宗旨。他的辛苦没有白费，俺答汗听从了劝告，做出了立即派人赴藏迎请索南嘉错的决定。至此，作为格鲁派的特使向蒙古寻求援助的阿兴喇嘛，最后园满地完成了他的联络任务。
当然，促使俺答汗与西藏喇嘛教建立直接联系的动机，还并不如此简单。俺答汗是继达延汗之后的一代雄杰，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使他的势力至隆庆、万历之交，已臻鼎盛。他的属地广袤，“南至大同山西边，北至永邵卜，东至喀喇沁，西至鄂尔多斯”，莫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辈份最高，各部侄、孙凡事务必务仰看他的颜色，他顺乎潮流，与明言和，通贡互市。他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功业，在有明一代蒙古历史上，堪称俊杰，在以往全部蒙古历史上，也不愧一位佼佼者。因此他志得意满，当阿兴喇嘛把他比作元世祖忽必烈的化身时，也欣然接受，毫无辞意。《俺答汗传》曾这样描写他盼望喇嘛教的心情：
遵天命而降生的天下君主俺答彻辰汗，
怀念昔日八思巴喇嘛与彻辰汗（忽必烈），
他们建立的无与伦比的经教之朝，
使他昼不能忘，夤夜亦难成眠。
短短的几行，把他的勃勃雄心刻划无遗。他已迫不及待地要再现忽必烈的伟大业绩了。
然而，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即俺答汗渴求谒见活佛还包含着一个消极的动机，那就是年龄和疾病的威胁。万历初，俺答汗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正如许多帝王到晚年都畏惧死亡而求神问仙一样，他也不免希冀长生或追求来世的解脱。他的侄孙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曾以“今汗寿已高，渐至于老”为由劝谏他迎请活佛。《万历武功录》也提及此事说：
当是时，俺答方日夜拥美好妾三娘子坐帐中为快乐，而所畏惧者，独惟有死亡耳。
切尽善用奇兵，而抢置勿论，忽从中须臾起而以迎佛饮长生水耸动之。于是俺答携三娘子而往西海迎佛。
这个颇近情理的叙述正可与彻辰洪台吉的劝谏互为发明。
俺答汗就怀着这种既有杰出君汗的豪壮，同时又掺以垂暮老人的颓废心情，开始了他一生中，也是蒙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青海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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