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美军在日本九州的长崎，投下原子弹。长崎瞬间化为火海。
让我们关注一个细节：长崎的原子弹（绰号“胖子”），投在浦上地区，原爆点在浦上天主教堂500米的上空。这座教堂始建于19世纪后期，由当地的教徒筹资购地。浦上居民多数信教，其祖辈就是在1638年岛原之乱后移居过来的。他们买下的这块地，原属村长——在2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隐匿基督徒不断被带到这个地点，被逼“踏绘”弃教。当1873年日本政府终于解除了禁教令，被流放各处的幸存的基督徒回到浦上，为了纪念200多年的苦难，他们选择在此建一座宗教家园。到1925年完工时，浦上天主堂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原爆时，教众正在此作弥撒，庆祝圣母升天节。
长崎不但是19世纪前日本对欧开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天主教在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圣城”，集中了本国大部分信教人口。它代表了日本在早期全球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贡献，目睹了日本天主教世纪的兴衰，也孕育出最早向西欧学习的“兰学”。在1945年8月9日11时02分那一瞬间，不只浦上天主堂的教众，全日本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被消灭，超过了此前3个多世纪殉教信徒的总和。加上三天之前的广岛原子弹，日本两大城市里有超过20万平民被戮。
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8日对日宣战，加速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首次“玉音放送”，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9月2日，盟军受降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外的美国海军密苏里战舰上举行。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以及盟军代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让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细节：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在盟军代表团身后的舷仓上，用镜框挂着一面美国国旗。请仔细看：那面国旗是反挂的，而且星条数量较少。这是麦克阿瑟的有意安排：这面国旗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炮舰入侵、迫日本“开国”时使用过的。因为旗的正面褪色严重，所以反挂。麦克阿瑟用这个姿态提醒着前来签字的日本代表：请记住我们曾经来过，是我们把贵国国门打开的。现在，我们又来了。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
于是，这场战争被这个符号定义了：日本必须再度接受“开国”，则或可在美国带领下，重新进入“现代文明”。这代表了美国占领者对于日本为何发动战争、为何战败、战争性质为何、今后走向何方的最直截了当的解释。
自那时起，日本进入了7年的美军占领时期。“拥抱战败”的日本，接受了占领者全方位的改造，天皇重新成为虚君，其象征性地位在战后新宪法中确定下来。战时的政党、团体被解散，财阀解体，国家武装被解除。但这段改造尚未完成，就因中国内战结束以及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断。
冷战格局笼罩东亚，美国对日政策，由抑制改为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冷战前哨。战前的财阀势力和政治势力被重新启用，再武装化的步伐也同时开始。1952年，在美国主持下，日本与部分同盟国签订《旧金山和约》，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实则更紧密地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天下体系中的一个“朝贡国”。
日本战败了，但70多年来，日本的战败是以美国的战胜来定义、解释的。这场战争对于亚洲意味着什么，对于被日本殖民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意味着什么，可说是晦暗不明的——在日本如此，在美国如此，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以至于到了2013年，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芮纳•米德要写一本名叫《被遗忘的盟友》的书，提醒英语世界的读者：中国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一个主要的角色。
以1853年佩里带来的美国国旗作为宣示，麦克阿瑟（以及战后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日本的错误仅仅在于它拒斥了“现代”，而美国要做的，是把它重新拉回“文明”。以哈佛大学赖肖尔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以“锁国”到“开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为理解日本历史的主轴（这点与他的同事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是一样的），其影响至深。就连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人，也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反省的。
可是怎么解释日本由文明的好学生，变成文明的敌人了呢？难道不恰恰是随着佩里来航，日本逐步接受了整套殖民现代的“文明教化”，并且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吗？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上，美国一直是日本扩张的支持者，直到日本羽翼丰满，拒绝了美国在亚洲的门户开放，二者才由你侬我侬变为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太平洋战场的残酷。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发现，二战动员中，美国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区别“好德国人”和“纳粹”的同时，美国兵常说“好的小日本就是死的小日本”。他在《毫无怜悯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一书中认为，这来自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对东方人种的刻板偏见。宣战后，美国将国内11万日裔美国人遣送集中营，战争宣传中铺天盖地的种族话语、对日本人不加区分的妖魔化，体现当时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冲突的认知。
“文明教化”的逻辑，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原子弹，为什么要第二颗，为什么是长崎？杜鲁门的官方说法：尽快结束战争、减少50万到100万的美军伤亡，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历史学家以详尽的材料证明，刚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并没有在这项决策中发挥多大作用，他很晚才得悉原子弹研制计划。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仰赖的政治盟友、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
日本在1945年夏已穷途末路，使用原子弹绝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方式：苏联已承诺8月15日出兵，而美国从截获的情报中清楚地知道，一旦苏联宣战，日本就会投降。伯恩斯不顾执行研究计划的科学家的反对，执意把刚刚实验成功的核弹投入使用。这位信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政客的考量，是要赶在战争结束前，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在心理上击垮日本的同时，在战略上震慑苏联。也因此，从一开始，原子弹要打击的就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开阔平敞、易于观测、未被轰炸过的城市。核攻击的命令，甚至在对日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发表前一天就已经下达了。
未经任何警告，美军在广岛投下一颗铀弹。意识到战争可能结束，苏联提早发动对关东军的进攻，介入了太平洋战场。美国又赶在日本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比原计划提前两天投下钚弹。因为首选城市小仓天气不佳，轰炸编队遂转至次选城市长崎。在编列目标时，军方提出的最适合的城市，其实是京都。但战争部长史汀生曾与妻子在那里渡蜜月，对这座古都格外喜爱，把它排除了。可长崎呢？长崎是最早向欧洲开放、也是接受西欧文化最久的城市，有什么比长崎更能代表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敞开呢？对这个莫大的反讽，张承志这样概括：“……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苏里号上的国旗掩盖了。它成了一场普通的国家间对抗，只不过更为残酷罢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轰炸——东京轰炸，被理解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屠*邻国百姓的正当报复，而不是和南京大屠*一样的反人类罪行。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被常规化了。从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对平民的虐*，那么自己在他国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惩罚。日本不过是战败了，而且是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道义和伦理上，日本没有比美国更多的责任。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法担负起彻底清算战争罪责的任务。不要忘了，国际法本身就是殖民产物，40年前它否定了韩国的主权，把欧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没有阻止日本践踏亚洲。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中，只有3个来自亚洲，其中又只有中国和菲律宾的法官来自受害国，剩下一位印度法官帕尔，出于批判英国殖民印度的立场，对打着反殖旗号的日本采取了无限同情的态度。由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清算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责，其虚弱、无力和不彻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虚弱性，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
这的确是历史认知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真要彻底追问南京大屠*、731部队、强征“慰安妇”、重庆轰炸、三光政策、巴丹死亡行军……我们就不能不同时追问广岛和长崎、东京轰炸、以及战后对像岸信介、石井四郎这样的众多日本战犯的包庇。否则，对战争性质的探究，势必会被不疼不痒的法律、技术讨论所遮蔽。而以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这不正是右翼最擅长的么？
对纳粹的否定，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完成的，而是在不断的伦理、历史、文化、哲学拷问中完成的。对于日本的罪责，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像反省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从现代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发动战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们忽略了日本走向战争最深层的思维悖论：日本没有抛弃现代，而恰是以一种挣扎姿态，试图“超克”现代。无法从这一点批判，就无法阻止右翼把战争浪漫化的冲动。
1993年，美国一批进步历史学家，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举办展览，反思原子弹对日本平民及人类的伤害，但遭到军方和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不得不撤下所有说明文字。今天，停泊在珍珠港纪念馆外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佩里的国旗仍挂在那里，它和那个拒绝彻底反省、仍不时为殖民主义招魂的日本，存在着必然和深刻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