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黎明禁区手游）

作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秀明

内容提要：作为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虽然迄今仍处于迟滞乃至不被理解的状态，远未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历史化和知识重构的要求，但它毕竟在推动学术创新和纠谬辨正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来讲，比较突出、最具难度的是，因与现实政治同构而导致的档案化和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以及空间延展和传播媒体变化而催生的新史料问题。对此，我们应该超越狭隘、功利和短视的思维观念，站在“与古人处同一”而又超越的大文化立场进行观照和把握。

当代文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以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厌烦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阐释模式，也不再满足于过于主观的“感觉式”、“批评化”的评判思路，而是广泛借鉴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向着带有学术转向性质的学科重构的方向挺进。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不仅一部分溢出校院的批评家从“广场”撤回“岗位”从事学术研究(也包括一部分批评家退出文坛进入高校)，而且原有从事研究的不少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治学经验，将当代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去做，有的还主动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那里寻找外源性的资源。于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的历史化思潮不期而至，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规范，强调学术的自足性和规范性，重视文献史料和知识谱系，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追求。

本文拟在这一历史化的大背景下，对当代文学领域重要而又常常被忽略的文学史料研究试作探讨。在中国古今贯通、环环相扣而又异同并呈、阶段性特征分明的文学史上，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无疑是很薄弱的。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方面，它不仅根本无法与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史料媲美，就是与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现代文学史料也有相当距离——现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尽管稍逊风*，但其史料搜集整理如今已大致成型，史料意识也相对比较自觉，还推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既给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沉重压力，也为它的提升和发展留下较大的余地。

一、“历史补课”的总体背景与态势

众所周知，文献史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汉代朴学到清代乾嘉学派，中国学术煌煌成就几乎都围绕文献史料展开。陆侃如先生将文学史的工作，分为朴学的工作、史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这样三个步骤①。所谓朴学的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位列第一，可知史料在老一代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近世以降，受“考据化”向“阐释化”转换的整体学风的影响，加之政治意识形态、西方各种主义“强制阐释”和世俗功利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这样一种传统学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说全然断裂，也是岌岌可危。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一套“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②，并运用于研究实践的，几乎乏人可寻。这是一个时代学术之不幸，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钱理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③，像王瑶这样的学科开创人一代学者，大都具有这样的学养。但这一传统，“从第二代开始，就被中断了”，在拒绝一切中外文化遗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客观要求，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④当代文学学者同样也存在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甚至更突出。当然，物极必反，它在促使学者深刻反思的同时，也为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历史补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近年来，由于受传统学术思想和知识重构思潮的影响，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予以立项资助。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学术刊物也普遍加大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用稿，《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经常刊登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设有固定的“文献史料”栏目，几乎每期都刊发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理念逐渐弥漫升温，为愈来愈多的业内同行所接受，上升为一种治学理念——一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的治学理念，对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年轻一代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量大面广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就可发现，近一二十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不仅普遍注重引文的出处、注解、参考书和行文的规范，而且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上出现了“由论向史”的皈依。长期以来没有的编年、年鉴、年谱特别是考据(在过去，它几乎被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垄断”)，也开始出现了——不仅有与创作相关的生平人事、经历及家世方面的考镜源流，而且还有作品与原型的参照比较等考证。⑤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研究规律时指出：文献史料的发现往往在思想层面上与主流文化思想构成抗争格局，“所以，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作前学术阶段的工作。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文本成为文献学追逐的目标确实是学术向更高层次重新发动的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精神的淬炼和提升”。⑥当代文学史料有所不同，也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追逐的核心文本，并且在我看来，发展到了今天，要想发掘出能够彻底改变或重建当代文学整体结构和基本走向的所谓重大史料，可能性是不大的；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它需要而且应该融涵和吸纳形而上学、辩证法等逻辑理性和科学主义等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甚至像钱理群所说，采用“思想模型”或浪漫主义研究也无不可。不能以史料的丰富来贬低理论或取消理论的重要性，更不能沿袭传统史料工作那个“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的繁琐陈腐习气，这是一。其次，尽管学界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形成了较好的态势，但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史料研究迄今仍处于迟滞乃至不被理解的状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技术活或体力活，而是与政治的、人事的、世俗的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时甚至是有禁区的，并不是随意可为，想怎么研究就可怎么研究的。这也是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文学特别是与古代文学史料的一个很大乃至根本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史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尊重材料，重视证据，是治学者的必要条件”⑦，史料的有无、多寡、真假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切实的参照互证，也是衡量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文学史料不仅仅是研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论有多少困难，都有必要将其提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二、学术创新与政治化史料研究的特点及难度

作为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许很难说在方法论上有多少创新。但如果不是从一般的概念逻辑出发，而是将其放在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学术语境中进行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它的提出与实践，尽管远未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历史化和知识重构的要求，在水平、层次与境界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对于推动学术创新和纠正研究中存在的含混或不当的判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至少为学术创新和纠谬辨正，或如福柯所说的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古学的评判，提供扎实的史料依据。

比如一般文学史都将老舍的《茶馆》创作视作是对以前文学政治化模式的超越。但据老舍长子舒乙后来手稿的发现⑧和同事林斤澜的回忆，其实老舍《茶馆》初版本仍有当时盛行的这种“配合政治”的痕迹，“上下五场或正面或侧面扣着政治事件，人分左中右，议论分正反，命运各随政局变迁”。后来在排演时，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形成了统一意见”，才帮助老舍摆脱了配合政治宣传的束缚，促使他“按第二场的路子重写了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进入一个他所熟悉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从而使之从“前《茶馆》”走向了“后《茶馆》”。⑨这也就是说，《茶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人艺这个精英荟萃的艺术团体，老舍可贵之处就在于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又如人们通常都认定，朦胧诗源于“文革”期间的“白洋淀诗群”，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在诗歌领域发生的征兆”，“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峰顶”。⑩但唐晓渡、张清华等发现，事实上，它在60年代后期黄翔、哑默等贵州诗人群那里就已开始有探索了(11)，这就纠正了人们对朦胧诗起点的不确观点。再比如不少文学史都将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看作伤痕文学的滥觞。但随着视野的拓展和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得知在1978年的“地下刊物”《今天》杂志那里就已有伤痕文学，而且与文学史所说的还不一样，带有异质的成分；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代表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他们在进入体制内刊物《诗刊》之前，都曾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其中《诗刊》上有些作品原本就直接选载于《今天》。近年来，在作协系统工作过的同志提供的大量一手史料，也对很多误传的史事有匡正作用。比如，坊间一直传说周扬在复出之后没有对丁玲说过一句“对不起”的话，造成文坛的长期对立；束沛德在其新著中则有文字记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周扬曾对丁玲作了公开的、反复的道歉。(12)

而与此相反，有的研究之所以对当代作家作品作出不尽确当的评价甚至产生误评，其所依据的史料，往往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人批评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具有深重的原罪感(13)，但据从事新文学版本研究的金宏宇证实，这个结论是从《青春之歌》再版本而不是初版本得出的；它涉及版本学问题，是缺乏版本意识所致。类似的这种版本错位引发的不当论争和批评，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海外汉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中也不乏其例。(14)中国传统学术是非常重视版本的，并往往以追求善本为目标。西方亦然，如韦勒克、沃伦和沃尔夫冈·凯塞尔在其《文学理论》、《语言的艺术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版本校勘问题，强调文学研究“最好采用与作者原稿最接近的手抄本”，尤其是要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作家“成熟的意志”和“最后决定的意志”的版本，还用专章篇幅探讨了包括版本在内的“论据的编排与确定”问题，指出“有些考订真伪和作者的问题，会牵涉到许多复杂证据问题，而且也会应用到古文字学、目录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各方面的学问”。(15)这些都很值得借鉴。不过，由于现当代文学版本的修改更多是作家、编辑和传播在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下，自觉或不自觉的(也许有迎合与被迫之分)“自我修改”或“二度修改”，所以它需要结合创作学、语言学、修辞学、释义学、传播学、接受学、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一个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渊源批评”、“演进批评”的问题。(16)而这，与将重点放在“真伪鉴别”的古代文学版本研究是不同的。

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研究的推进，大到宏观的学科和文学史，小至具体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像胡风、丁玲、冯雪峰冤案平反问题，两个“小人物”与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关系问题；像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会议、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文学体制问题；像“文革”文学、潜在写作、人文精神、作文新概念、韩白事件；像赵树理、柳青、杨沫、莫言、路遥、贾平凹、王安忆等新经典作家；还有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晚年创作问题等等，都离不开文学史料的参与。事实上文学史料虽不那么自觉，但也一直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扮演了“再发动”的角色。如陈思和及其团队的“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源于文学史料，他们据此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包括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潜在写作：1949-1976》(刘志荣)，并将其纳入文学史给予较高的定位；反过来，这些研究又促进文学史料再发现，如此回环往复，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学术效应。也有的因观念所囿，从开始的视而不见到以后的高度重视、几成热门，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洪子诚讲，在80年代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17)同时，还有不少文学史料刚刚打开，尚需作进一步确认或再确认。即使像胡风这样比较成熟的话题来说，仍有不少史料“瓶颈”，而要再深入，也与史料整理发掘有关。如关于胡风与《讲话》的关系，这是关涉胡风思想实质及其悲剧命运的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胡风有意反对《讲话》，才导致其跌进悲剧的深渊。然而，从现有的胡风文学史料(包括私人书信及日记)来看，均找不到他反对《讲话》的证据。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倒是胡风不时地维护《讲话》，并总是一厢情愿地将其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加以阐释的倾向。

樊骏在80年代后期发表的著名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就史料工作所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以及其所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指出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18)只是，当代文学史料海量般的存在，加之时间又短，它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地下”存在方式，反映到学术研究，也就不复有“纸上”与“地下”史料互证的问题。对当代文学史料来讲，比较突出、也是更具难度的是，因与现实政治同构而带来的诸多非学术化因素的干扰，以及空间上的延展和传播媒体的变化而催生的新的文学史料等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史料、网络文学史料等等。对这些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也许能展现一个全面立体的当代文学世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使不少当代文学史料至今还被封存在各种政治档案中没有解密。洪子诚在一篇谈当代文学史料文章中提到：“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19)他还透露，在1957年6月至9月召开的27次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和艾青扩大会议上，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做了批判发言，内容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会议记录(包括被批判者的发言和检讨)竟达一百多万字，当时有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册发到参加者手里，后又被收回。即使是这个很不完全的发言，目前也未见公开。他由此感叹“全部的事实是否永远封闭于‘暗箱’中，甚至从此湮灭，那也是难以逆料的事情”。(20)

其实，岂止是“十七年”，新时期以迄于今的整体的当代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如民间刊物“开放”问题，它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协会章程》中虽然获得通过，但在同年年底正式发布的、经作协主席团会议“修订定稿”时，民刊“开放”一事实际上“已经搁浅”。(21)此间到底什么原因、什么人发话导致情况发生变化均不详。也许是与一体化体制有关吧，当代文学领域内几乎每次重大冲突和重要决策，都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冲突，或多或少地带有“幕后较量”的特点。有时候这种“幕后较量”仅诉诸一个指示或电话，且往往连录音也不留或不准留。所以，这就更给当代文学史料平添了“政治史料”才有的神秘化的特点。前者，如80年代初引发激烈争议、在某种程度上绵延至今的《时代的报告》事件，它一度扑朔迷离，最后“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折”(即受到“整顿停刊”的处理)，它实则是中央*处的决定，据刘锡诚记录，当时胡乔木、杨尚昆等都对此有过批示；(22)后者，如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和出版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后，在出版和宣传问题上都受到当时某些上级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严厉批评，是责编何启治据理力争，顶着压力，以个人名义写了书面保证，出版社才勉强同意出版该书的单行本。(23)李怡曾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过分集中于北京和上海“中心”提出批评，认为它不符合现代文学史料存在的实际，应该由“中心”向包括重庆、桂林在内的“边缘”转移。(24)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是体制化的文学，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高度统一(现代文学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往往是分开的，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如此，南京和陪都重庆只能算作政治中心，而很难称得上是文化中心)，它往往凭借和依托以北京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性政治权力、政治运动和政治逻辑强力来推动文学运演，所以，这就使当代文学史料存在呈现出了为现代文学所没有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以致被作为政治文献史料收入最高级别的政治档案进行保管和封存。不管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当代文学史料嵌入了明显的政治化的印记。这种政治化不仅作为背景，而且深入骨髓地影响和规约了当代文学走向，形成或称积淀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运演和叙述方式。对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搬用现代文学所谓的“去中心”的做法进行研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三、史料多向拓展与文学史关系处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料研究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放弃作为一位当代学人应有的学术使命的借口。大量事实表明，不少政治性史料往往不是以整合，而是以分散方式，在各种党史、军史、共和国史以及有关党和国家重要*的传记、年表、回忆录、文集中呈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史料研究工作中不能过分局限于文学一隅，而应放开眼光，从政治文化或大文化角度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缜密。如80年代初期对《苦恋》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虽然其间背景和内幕迄今不甚其详，但通过周扬年谱披露的有关史料，还是可以得知它的晦暗幽明的变化及其结果，不仅与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等文艺界领导核心的歧异有关，而且还与*、胡耀邦等最高决策者的主导思想密切关联，甚至是后者直接介入乃至拍板裁决所致。(25)所有这些，已远远超出了文学，而建立在广搜博取史料的基础之上。当然，史料搜集和占有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更具难度的是，当代文学史料因与社会政治纠葛和受传播载体等各方面影响，显得特别丰富驳杂。如何在继承传统朴学同时，根据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形，归纳提炼适合自己的原则与方法，站在“与古人处同一”(陈寅恪语)而又超越古人的立场进行研究，这不仅关涉思维方法，而且还牵及深层的价值观念，它不可避免地碰到史料与史观、新史料与旧史料、公共性史料与私人性史料等关系处理的问题。占有史料并不能确保研究的客观公允和必然成功，更不意味着史料的多寡与研究水平及结论的确当与否可以直接画等号。为什么李洁非的舒芜研究在诸多胡风事件研究中别具新意和深度，很重要的就在于超越了对舒芜的“犹大”定位和道德谴责，在处理其“上交书信”导致胡风命运急转直下这份史料时，没有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舒芜当年所为究竟是什么性质”，而是从史料与知识分子关联角度，将其“放在他怎样条分缕析去呈现自己何以至的由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遂使研究由“冤案”之案，进入“学案”、“文案”之案，“从感性历史向历史理性的转换，确切地说，便是越过个人因素层次，掉头深入历史肌理、机制，寻求对于文化、思想、精神上‘看不见的手’的认识，从而揭示整个悲剧的实质”。(26)

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史料研究就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实际上，这项工作内在地体现了编者的史识及其重构历史的动机。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在撰写有关文学史料文章的过程中，最棘手也是耗时最多的往往不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如何将其纳入阐释体系中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评判，并由此及彼地提出问题，推动和促进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和学科建设。占有的史料愈多，反过来，它也对研究者的史观和史识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在返回历史现场时，迷失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不能自拔，为了史料忘了目的。有人不了解这一点，同时也是与“以论代史”的观念有关，往往对当代文学史料搜研尤其是所谓的“边缘性”文学史料搜研多有批评指责，认为这种考古式的搜研不仅造成研究格局的琐碎，而且会给当代文学研究“质”的提升尤其是“大文学史”编撰带来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研究不能忽略对整体历史的把握，需要防止为史料而史料，有个选择问题，并且要注意其当代性的特点。但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辨识：首先，文学史只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与方式，而不是全部，它不可以也不应该取代其他诸多方法(除了文学史外，还有年鉴、年谱、传记、选本、大系以及作家作品、思潮运动等个案或专题研究)，而且由于与当代贴得太近，缺少必要超越，当代文学在述史上的确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局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唐弢、施蛰存等为什么不同意编撰当代文学史的主要原因)。相反，包括琐碎史料在内的所有文学史料倒是比较稳定的，带有很强的客观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因其不符合“大历史”或不足以改写整个文学史，就对它失去应有的重视。其次，所谓的琐碎史料或史料琐碎也是一个颇为含混和不那么确定的概念，如上文所说的作协代表大会通过的同意民刊“开放”而在最后公布时实则被取消，它看似小事(通常也不会被写入文学史)，但它所呈现的客观事实，对还原新时期文学“历史现场”无疑是有意义的。

从这里也可知，史料研究虽然讲的是史料，但它其实已牵涉到包括文学史观在内的诸多观念问题。过分拘泥于文学史尤其是狭隘的文学史，可能会对史料研究造成不必要的遮蔽。同样一个史料，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人来看，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问题不在史料本身是否琐碎，而是在于史料研究主体是否琐碎，是否将其纳入整体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关键在于不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选择和取舍史料，而是从史料本身实际出发寻找其“意义”之所在。如此，则有必要对琐碎史料与史料琐碎的定位和批评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只有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文化中，与其他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从整体性和关联性等方面作综合考察，才有可能对之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特别需要指出，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长期以来盛行的主观化、批评化的研究之风，不仅养成了“以论代史”的思维习惯，而且还使我们拙于甚至割断了与传统实证的关联，疏忽了作为学术评判最基础性的史料工作。对当代文学来讲，自觉或比较自觉的史料工作，严格地讲，是从近些年才启动的，时间很短。因此，较之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很多，情况也更为复杂：一方面，大量该整理的史料而未予整理(如报刊书籍等目录学史料)；一些史料刚刚开启，仅露出冰山一角(如日记、书信、检讨等私人性史料)；一些史料开启了，但因新史料的发掘需要重新加以甄别和整理(如上文提及的胡风有关史料)；活态的史料处于随时湮灭、亟待抢救的急迫状态(如“文革”文学，尤其是尚在世的一些“文革”文学亲历者口述史料的抢救与保存——否则，为人们所诟的“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将无法避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政治的、人为的诸多因素，当代文学史料毁坏散失的情况十分严重，即使保留下来的，也因一体化体制，又有相当一部分还封尘在档案馆中不能成为共享资源，甚至永远不能开放(不少文学史料同时也是政治史料)。洪子诚据此就曾提出当代文学史编撰“尺度相对放松一些”的标准问题(27)，李洁非还进而强调指出：“当代文学研究界，亟待转变意识，起码有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28)当然，这也从反面告知我们史料与文学史(史观)之间的密切关联，要想在史料问题上有所作为，必须在文学史观上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开放、富有弹性且容纳异质的文学史观。

当代文学史料是当代文学文化的印迹，它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不仅为文学史编写和学术再发动及学术创新提供重要的支撑，而且也为后人研究当代文学及其社会文化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将其简单和狭隘为单一的文学史编写，以是否“有用”作为衡量或评判的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在当今学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当代文学无史料”、“文学史料无用论”的观点，它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而“当代文学无史料”、“文学史料无用论”，往往又与这些年被我们不适当夸大或自恋化了的所谓的“大文学史”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论代史”思维方式的强大，它迄今为止还有相当的市场。

由此及彼，我想到了陈寅恪，他当年在比较古今史料时曾指出：“上古”时代去今太远、史料不多，可以“见仁见智”；“中古”时代文献足征，“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29)后来，他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书中征引的史料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30)学术大师面对晚近书籍文献史料况且如此，更遑论知识结构和学养都有明显缺憾的我辈等，所面对的远比晚近更为浩瀚丰富而又没有很好进行盘点清理的文学史料——如从数量上看，仅长篇小说，每年年产量就达四千多部；从内容上看，仅北京、上海、成都在八九十年代就先后有《倾向》、《幸存者》、《异乡人》、《知识分子》、《文化与道德》、《现代汉诗》等一百种不同的地下文学刊物、集刊及书籍的不定期出版，9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体制的开放和商业化，地下刊物又进一步出现了向“地上化”发展的趋向(如万夏、潇潇主编并出资买书号发行的《后朦胧诗全集》)，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的作品是自费出版的，它们与国家主导和掌控的地上刊物和作品形成了某种抗衡又互补的局面。它们同样是一个不应受到忽视或怠慢的当代文学史料库，迟早要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视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面向后现代的思考

历史在倏忽之间已进入了21世纪。今天的当代文学史料，是在更加开放也更为繁杂的全球化语境下进行的一项带有总结性的知识重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是主张“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这在打破“史料即历史”的传统封闭观念、拓展思维空间的同时，也给历史阐释的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埋设了某种理论陷阱。到底如何吸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史料观而又不为所囿，是一个新的也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以陈垣、陈寅恪为例，将史料搜研和考证分为“述证”与“辨证”两个类别、两个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通，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辨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到自己所透视理解的新结论”。他认为陈寅恪的史料研究和考证侧重后者，因而在“较深刻，亦较难写”中“证成新解”，取得了“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的成就”。(31)以此反观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它在短短的近十年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反映和体现了当代文学学科化、历史化的新走向。但是就其整体而言，仍是相当迟滞薄弱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带有共识性的统一的标准，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性原则、关键词，更不要说达到严耕望所说的“述证”与“辨证”的层次和境地了。在今天，当代文学史料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知识谱系而没有给予清晰梳理的一种类似二级学科的命名，并且从总体上看，基本还停留在收集整理而尚未进入研究的“初级阶段”。

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判断及其深刻反思，有必要从中寻找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来透视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32)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能否在现实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效彰显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同的学科风貌，很重要的就在于能否在充满矛盾悖反的历史和生活中探寻和发掘这种“张力”。当代文学史料既有一般文学史料共有的原则与方法，也有不少是属于“当代”所特有的，这一点识者不能不察。

注释：

①陆侃如：《中古文学史系年》“序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②王瑶先生在1979年谈到“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任务时，曾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悉的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③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④钱理群：《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⑤有关这方面的考证文章，如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程光炜：《莫言家世考证》系列文章，《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原帅：《莫言小说人物原型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刘长安：《赵树理1965年纪事本考释》，《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等。

⑥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关于〈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⑦王瑶：《论考据学》，参见《中国文学论丛》，上海：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

⑧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⑨林斤澜：《〈茶馆〉前后的后话》，《散花记散》，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⑩李润霞：《一个刊物与一场诗歌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1)参见唐晓渡编选：《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其中收入了黄翔4首标注为60年代创作的诗歌，最早的一首是1962年的《独唱》；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12)束沛德：《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13)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

(14)金宏宇：《新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1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9-64页；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16)金宏宇：《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17)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