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在服饰、建筑、人物举止甚至风土人情等细节上也许是考究的。但在“时间观念”和“大数据”这两个编织故事的根基问题上，却并不符合历史，留下了很多硬伤。
老实说，虽然《长安十二时辰》被广泛赞誉为“考据严谨”，但在初看这部网剧，当电视荧屏上出现那个报时用的大大“卯初”（上午五点到六点）时，作为一位历史科班出身的人，笔者差一点在这第一幕就弃了坑——因为在中国，真正将每个时辰细分为“初、正”，其实是宋代才有的制度。而在唐代，后世广为“十二点时辰”其实是个新鲜概念，唐代精英人士有觉悟将一天分为分为十二个时辰就很不容易了，更勿论分什么“初、正”了。
时辰分初、正，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事情
说来有趣，中国古代的计时观念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即便粗略统计，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甚至一度并行的计时方式，少说也有四五种。
中国古代最早采用最为原始的“天色计时法”将一天分为十时：鸡鸣、昧爽（黎明）、旦（日出时）、大昕（上午）、日中、日昃（下午）、夕（日落时）、昏（黄昏）、宵（夜晚）、夜中（午夜）。白天、夜间各占五段，后来夜间演变为五更。从晚上7点开始起更，一更约两个多小时。
到了汉代以后，由于一些刻度计时器械的传入和发明，又相继出现了三十刻计时法和百刻计时法，但这些方法由于是为计时器量身定做的，从未真正推广。
所谓“十二时辰”真正出现，其实不过南北朝或隋代以后的事情，中国人将一天分为十二刻最初也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在《旧唐书·拂菻（lǐn）传》记载：“拂菻国……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指连接）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时日，毫厘无失。”拂菻，即指罗马帝国。从这些文献不无艳羡口吻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在盛事唐代，中国人对同时代西方的计时方面的成就是持肯定甚至钦佩态度的。
事实上，即便在十二时辰在中国推广之后，古代中国依然是多套计时制度并行，最典型的是前文中提到夜间五更制，顶着与十二时辰制换算极为不便的压力仍沿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打更”、“半夜三更”、“薄衾不耐五更寒”，都出自这种很原始的计时制度。
打更是原始“天色计时法”的遗留，与十二时辰的混用，恰恰说明了古代中国普通民众时间观念的稀薄
这种计时制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其实说明了中国古人并不像《长安十二时辰》中所写的那样具有时间观念。
中国古代人时间观念的相对淡薄，其实与他们所处的农耕社会不无关系，美国作家E·J·汤普森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就曾指出，在一个不知工业生产为何物的国家，要求普通人精确的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分、或干一件事情需要多少小时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熟悉农业生产而非机器的人们更习惯于用一些具体事物演变来模糊的衡量时间——所以他们更常用的说法是“太阳出来的时间”或者“把牛赶去吃草的时间”。在古代中国，人们也更愿意用“一炷香的时间”、“半盏茶的功夫”等等模糊说法来描述时间，而极少有人会说“现在是几时几刻”。
事实上，培养人们用机械化的时钟观念去精确的描述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工业化的训练。英国历史学家沃斯在《英格兰的时间与工作：1750-1830》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他找到了当时英国监狱里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证人证言——这类记述的特点之一，就是包含时间。警方会反复询问证人，看到相关事实的时间究竟是几点？结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英国不同地区的人对该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不同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南部人往往能回答的具体到某小时某分钟，而未受相关训练的北英格兰人则只能说出“大约在早上”等模糊的时间概念。沃斯指出，这种时间观念上的差异，正反应出了工业化给人带来的变革——不同于农业时代个体操作。工业化要求人们精确的协作，于是客观、机械化的时间才被刻入了人的头脑中。
19世纪怀表的普及与大本钟的树立，是那个时代工业协作出现后的产物。正是工业协作，让时间观念变得如此重要。
了解了上述问题，你就会发现在剧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们约定几时几刻会面，甚至为查案设置精确到某时某刻“死线”的情节，在唐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时间观念，其实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产物，只有习惯了大规模工业协作的人才会有如此精准的时间观念。这就是为什么《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人物总给人一种“现代人”的感觉——只有受过工业化训练的现代人才会对时间如此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