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给大家推荐的好书,名叫《弱者的武器》。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
提起政治学家,一般人觉得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理念和口号,研究的课题宏大而抽象,诸如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制度变迁······张口闭口不是雅克·卢梭,就是马克斯·韦伯,好像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没啥关系。
但这位詹姆斯·斯科特可不一样,他既是政治学家,又是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后者更多地依靠书本知识,前者却得深入人群,近距离接触他的研究对象。詹姆斯·斯科特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不满足于在书斋里思考抽象问题,而是走近活生生的世界,通过记录人们的一言一行,以获取真知灼见。这本《弱者的武器》,就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做了两年田野调查的产物,虽然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对今天的我们仍富有启迪。
《弱者的武器》中英文版
1/5 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
《弱者的武器》针对的问题,是农民在面对剥削和压迫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消极抵抗的。什么是消极抵抗?就是以磨洋工、开小差、装傻充愣、造谣诽谤等方式,反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东西。这些行为通常是低烈度的,不会对统治者构成直接的威胁。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消极抵抗”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介绍完詹姆斯·斯科特,让我们了解一下本书的背景。《弱者的武器》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地点在马来西亚。上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速仅次于新加坡,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国家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水电供应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石油出口,以及木材、橡胶、棕榈油等原材料的出口,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不过,和所有新兴国家一样,马来西亚的发展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长期被政府忽视,加上人口流失严重,这里始终贫穷落后,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为改善农村状况,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从1957年到1975年,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增加了六倍多。这些投入除了用于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引进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与耕种方式,比如推广种植双季稻(即一年内种植和收获两季的水稻),使用化肥和新种子,以及联合收割机等等。马来西亚政府给这些政策起了个美妙的名字——绿色革命。
2/5 改革导致的阶层撕裂
按理说,“绿色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广大农民,尤其是最穷苦的农民。他们接受了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还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机械化种植,双季稻使他们的收成有所增加,生活也应该大大改善。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项政策虽然提高了农田的产量,却并未让更多的农民受益。而真正从中获得好处的,反而是本来就拥有大片土地和资本的富农。
更讽刺的是,原先被寄予厚望的利民之举,竟加剧了政府与农民的矛盾,甚至原本尚能和睦相处的自耕农与佃农,也开始相互敌视,剑拔弩张。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地的水稻种植,过去完全是根据气候而定。这里每年有季风雨,当季风雨来临的时候,农民就开始耕种灌溉。可现在由于要推广双季稻,而农民们又不曾种过,政府就必须全面介入了。如此一来,农民的工作量不仅增加,政府还规定了灌溉时间,必须严格按照专家制定的时间表行事。
在水稻种植的所有环节上,政府都要干预,这就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他们原本依照祖上传下来的方法种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好歹是习惯了的。现如今,政府却非要把老习惯扭过来,还堂而皇之地声称此乃最“科学”的方法,农民当然是不买账了。
不过,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现代化改革所催生的贫富差距。在“绿色革命”以前,当地农民主要分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其中,自耕农拥有并耕种自己的土地,佃农租用别人的土地耕种,半自耕农则介于两者之间。但作者发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尤其在推广“双季稻”以后,佃农的比例大幅下降,到了1976年,他们的人数仅占当地农民总数的1/4,耕种面积也不到农田总面积的1/4。
这就意味着,曾经的佃农阶层正日益边缘化,他们无田可种,比以往更穷了。相比之下,一个农场主阶层正在崛起,他们拥有良田沃野,先进的灌溉设施,以及各种进口的农业机械。在广大农民看来,他们才是“绿色革命”真正的赢家。
3/5 失业的农民
究竟是何原因,让农民的生活反倒今不如昔呢?作者认为,“罪魁祸首”恰恰是现代化的耕种方式。
政府引进新技术,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更适合拥有大片农田,且有资本积累的农民使用,尤其是富农与中农阶层。因为他们的农田面积大,产量高,用于改善种植的固定投资才能被摊薄,从而产生规模经济。而固定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又使得富农解雇了更多的佃农,从而使失业者急剧增加。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书中举个例子。自从政府推广“双季稻”之后,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民越来越多,因为“双季稻”对生产效率的要求更高,引进机械化生产是最好的办法。
1980年,当地村庄使用联合收割机的比例已高达80%。然而,这对村子里的穷人绝非好事,因为联合收割机取代了这些劳动力。过去,穷人们可以通过在丰收时节给别人打短工,赚得一笔收入补贴家用。一个青壮年男子,每天可收割8—9麻袋稻子。要知道,在传统农业社会,帮人收割甚至可以成为一项职业,如果你看过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对其中一集介绍的“职业割麦人”应该记忆犹新。
在当地农村,这种靠替人收割打短工的收入,占很多贫穷家庭收入的1/3。可自从使用了联合收割机,不少家庭收入锐减,个别人家甚至不得不让子女辍学,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雇主议价能力的提高。曾几何时,收割工作还采取计件工资制,谁勤快,谁拿得多。不仅如此,这些打短工的农民还能组成收割队,他们有组织,有领袖,大伙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干活。一旦形成团体,农民们就有了和雇主讨价还价的底气,雇主也不会肆意压价,这样便能保护双方的利益。
但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雇主再也不需要大批的短工为他收割,传统的工作队瓦解了,代之以零散的工人与雇主谈判。这让雇主获得了议价权,他们通常只愿意支付固定工资,而且比过去要低得多。昔日,雇主还会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收割队,可现在,农民则必须自带午饭了。
4/5 消极的抵抗
然而,正如在开头所说的,农民们不会坐以待毙,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变革,他们采取了各种消极的抵制方式。
威胁小农生计的不止是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开沟机、卡车等机器,也在不断抢夺着人力车夫与耕牛贩子的饭碗。为此,他们采用最多的做法,就是暗中搞破坏。
比如,农民会拆除机器里的电池,把它们扔进水渠里,还会毁坏农机的一些重要部件,如配电箱或者过滤阀。有时候,他们会往汽车的油箱里掺入沙子,使车子无法发动。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村民的默许下进行的,等到当局前来追究责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装作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主动检举,只能让调查员悻悻而归。
当作者采访那些搞破坏的村民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向作者得意地描述着毁坏机器的各种细节,仿佛在做一桩了不起的事。
农民们也曾尝试过正式的抵抗,比方说,他们曾组织联合罢工,希望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拒绝收割机进村。个别村庄甚至取得了成功,但大部分失败了。原因就在于,罢工需要所有人团结一致,却总有人迫于生计,向雇主妥协。而雇主则许诺给少数愿意干活的人高工资,这样就会诱使更多人放弃抵抗,联盟即刻瓦解。
除了拖延、罢工与搞破坏,消极抵抗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传播谣言。比如,他们会挖空心思,寻找富农以往的种种劣迹。然后添油加醋,使其背负“为富不仁”的形象。要知道,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个人的名声会影响到他和别人的合作。通过制造流言蜚语,农民们试图让政府官员看到改革的另一面,就是让原本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并且变得更加贪得无厌。
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些谣言,针对富人的偷窃就变得合法化,甚至被冠以道德的光环。贫农们深夜潜入富人的农田,盗走一麻袋的稻谷。或者在稻谷上做记号,以方便自己的家人前来搜集。人们不觉得这些小偷小摸是违法行为,而是对富人的反抗。而富人也常常因这些无谓的损失蒙羞,却又因为被盗的粮食数量有限,他们又耻于向警察局报案。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有些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有些则令人心酸。而作者只是冷静地记录下这些事情,对于贫苦的农民,作者没有一味地同情,却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韧劲与活力,并最终得出结论:“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他们。”
《弱者的武器》的内容大致介绍完了。不过呢,这本书不仅是向我们呈现一幅社会风俗画,作者想通过马来西亚农民的故事,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在我看来,本书还隐含着一个中心思想,尽管作者没有明言,就是任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无论你的初心有多好,只要没获得民众的认同,他们总能想出各种方式来抵制你,这便是“弱者的武器”的价值。
5/5 总结
除了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斯科特还给我们例举了不少历史上例子。
比如,德国在20世纪初,曾试图在工厂强制推行计件工资,以取代原本的计时工资。管理者的出发点是提高工作效率,但结果呢?工人的产出是增加了,但产品的质量却下降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人有意为之的。
又比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士兵们消极抵抗的结果。很多沙皇军队的士兵,拒绝向现政权效忠,但他们并未直接倒戈相向,而是直接扔掉武器,跑回了自己的家里。就这样,沙皇部队瞬间冰消瓦解,让临时政府与之后的苏维埃政府迅速掌权。
一战时的沙俄军队
请允许我再举个中国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国汉朝的农业税很低,有人说是“三十税一”,有人说是“百一之税”。汉文帝时期甚至把所有的田租都取消了。汉朝有如此善政,受益的肯定是广大农民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地主豪族从中捡了个大便宜。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就在于,尽管汉朝田赋很低,但其他税还得交,比如老百姓还得交人口税,兵役税。汉朝实行义务兵役,成年男子都得去当兵,哪怕你家里人丁稀少,穷得叮当响。所以,为了逃避这些义务,很多人宁可把田地卖掉,成为地主家的佃农。有的甚至卖身为奴,平时有主人供吃供穿,这样的日子反而比当自耕农强。
反观那些富户,他们眼下有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劳动力,大量卖身为奴的农民,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登记名册,所以也无需缴纳人口税。结果便是,富户用奴仆耕田采矿,地盘越来越大,又能享受到政府的低税优惠,久而久之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地方豪强。而政府这边,既收不到足够的税,又征不了足够的兵。到了西汉末年,豪族兼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汉朝的土地兼并,正是农民们应对国家政策采取消极反抗的结果。正所谓“就算惹不起,终归躲得起”。农民对抗官府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在县衙门前擂鼓大喊“青天大老爷”,而是一个字:逃。
只有当农民们扔下弱者的武器,以主动的态度去冲破藩篱,挑战未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迎来希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农民的勇敢尝试,改革开放的起点,并非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少数人敢于向现实说“不”的结果。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推荐你再读两本书。一本是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写的《白人的负担》,这本书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为什么西方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第二本书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和迪弗诺的《贫穷的本质》,这本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穷人,并激励他们摆脱困境,对今天的脱贫事业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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