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清：《范仲淹十讲》序言丨202202-58（总第1935期）（雷霆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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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十讲》序言

文丨张希清

张希清教授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主任，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史称“范文正公”，宋苏州吴县（今苏州）人。他以《岳阳楼记》一文，传诵千古，名扬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几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韩琦（1008—1075）称赞他：“公之所存，包蘷蹈卨。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固有良史直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〇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文》）宋神宗朝宰相王安石（1021—1086）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颍州仲淹文》）北宋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则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石渠宝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跋）

范仲淹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殉职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上途中的徐州，先后为官从政三十七年。他既历知州县，又数任朝官；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又入朝廷为相（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范仲淹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宋朝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又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具有非常强烈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他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而且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1028），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1022—1033听政）和宋仁宗（1022—1063在位）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是一个掌管盐税的从八品小官，“泰州西溪镇”即今江苏省东台市，当时尚在海边。范仲淹身在海隅，心忧天下，真可谓“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遂提出十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被宋仁宗采纳，是为“庆历新政”。可谓“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又写道：“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虽然在他五十八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1007—1072）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说：“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还表现在他具有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汉宣帝（前74—前49在位）曾说：“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共治天下”一词因为避唐高宗李治（649—683在位）的名讳，后改作“共理天下”。范仲淹文集中说到天子与士大夫“共理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择官长”中就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宋太宗（976—997在位）曾对宰相李昉（925—996）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二六）宋仁宗（1022—1063在位）在《戒励臣僚奏荐敕》中也说：“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正如五代后晋大臣安重荣（？—942）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天子既然不是神，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另外，由于儒学的复兴，宋朝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续笔谈》记载：宋太祖（960—976在位）曾问宰相赵普（922—992）：“天下何物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宋太祖认为说得很对。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1129—1206）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四七、乾道五年三月戊午）这里的“道理”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范仲淹一生都是用“圣人之道”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范仲淹的门人张载（1020—1078）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之《张子语录》及《近思录拾遗》），也就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为政之道是北宋士大夫的一种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更表现在他具有“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的担当精神。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发兵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十一月，兵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下，直接威胁北宋京城开封。宰相寇准（961—1023）力促宋真宗（997—1022在位）御驾亲征，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门楼。宋朝将士望见皇帝仪仗，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此前二日，契丹统军使萧挞览（？—1004）在澶州城外被宋军伏弩射死，士气大挫。经过多次往返交涉，宋辽双方遂订立“澶渊之盟”。副宰相王钦若（962—1025）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涑水记闻》卷六）说澶渊之战是寇准把宋真宗当作最后的筹码孤注一掷，与辽朝赌博。范仲淹则认为：“寇莱公（准）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自然就会把寇准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最大的忠诚了。而他自己为官从政也正是这样做的。

一是直言极谏，三迁三黜，愈黜愈奋。范仲淹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立志要像灵乌一样：“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灵乌赋》）他三次入朝为官，都因为上书言事而三次被贬黜，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愈黜愈奋。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十二月，范仲淹以御史中丞晏殊（991—1055）推荐，入朝升迁为秘阁校理。天圣七年（1029）冬至，宋仁宗欲率百官于会庆殿为垂帘听政的章献刘太后（1022—1033听政）拜寿，范仲淹上疏谏言不可，又上疏请章献刘太后还政。刘太后颇不悦，遂出为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通判。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二月，章献刘太后崩。四月，范仲淹由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通判被召入朝，升迁为右司谏。十二月，宋仁宗废郭皇后（1012—1035），范仲淹上疏并与御史中丞孔道辅（985—1039）等伏阁门极谏，遂再次被贬知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并遣使立即押解出城。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由知苏州第三次被召入朝，以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为判国子监，后又权知开封府，跻身侍从之列。当时吕夷简（979—1044）为宰相。他三度入相，把持朝政达十一年之久，“进者往往出其门”（《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范仲淹上书言官人之法，人主不宜全委宰相。不然就会发生韩赵魏三家分晋、王莽（前145—23）篡汉、李林甫（683—753）专权之祸。吕夷简大怒，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次年五月，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知饶州（治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迁三黜，但他却愈黜愈奋，正如他在谢表中所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邠州谢上表》），“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润州谢上表》）。也正如韩琦（1008—1075）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所说：“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

二是出将入相，敢做敢当。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闻西夏主李元昊（1032—1048在位）称帝，遂命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夏竦（985—1051）、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范雍（981—1046）负责抵御西夏。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于延州的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延川、宜川、洛川三川汇合处）大败宋军，主将刘平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延州被围七日，朝野震惊。三月，范仲淹因韩琦（1008—1075）推荐，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赶赴宋夏战争前线，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抵御西夏。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范仲淹主动请求兼知延州。他选将练兵，严明号令，很快稳定了局势。面对西夏，是攻还是守？宋朝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宋仁宗最后决定采用韩琦所画攻策，诏鄜延、泾原两路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上旬共同进兵，讨伐西夏。范仲淹请求他所在鄜延路正月不宜出兵，先修复城寨，牵制西夏兵马，与出师无异。庆历元年二月，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981—1041）率兵一万余人深入西夏境内，而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中敌埋伏，主将任福战死，又几乎全军覆没。于是范仲淹提出的“近攻久守”之策，被宋仁宗采纳。庆历二年闰九月，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于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又被西夏军包围，主将葛怀敏等战死，又几乎全军覆没，更加证明范仲淹“近攻久守”之策的英明正确。在“近攻久守”战略思想指导下,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进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二是招抚蕃部，争取宋夏边境的少数民族作为屏障。三是征用土兵，屯戍边境，大兴营田，农战结合。经过范仲淹、韩琦等三年的努力，宋夏战争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边境上有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庆历四年五月，宋夏以元昊称臣，宋岁赐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共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等而达成和议。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因抵御西夏有功被召入朝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宋仁宗（1022—1063在位）多次赐手诏督促范仲淹等尽心国事,对当世急务提出建议。范仲淹遂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这十项建议除“修武备”之外，都被宋仁宗采纳，下诏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第一类改革内容就是吏治改革。其一在官员的选拔方面，改革了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即“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其二在官员的升降方面，废除了三年一升迁的制度，改为按政绩选拔官员，即“明黜陟”。其三在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以责其廉节，即“均公田”。第二类改革内容是富民强兵。一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即“厚农桑”。二是合并州县建制，减省徭役，即“减徭役”。三是存恤孤贫，广施恩信，即“覃恩信”。四是修置武备，即“修武备”。第三类改革内容是加强法制，即“重命令”。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的一次实践。这次改革虽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始从终弃而失败了，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

范仲淹为政之道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范仲淹传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他在《用天下心以为心赋》（人主当用天下心矣）中说：“何以致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他在《政在顺民心赋》（明主施政能顺民欲）中说：“振穷恤贫，必俯从于民望；发号施令，实允协于群情。”“稽古省方，顺时察俗。上克承于天道，下弗违于民欲。”“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于富庶；彼忧苛虐，我则抚之于仁慈。”“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是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也说：“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范仲淹不仅具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而且具有大量的以民为本的实践。他“生而遂孤，少乃从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出处困穷，忧思深远”，颇知“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三表》）；在三十七年的仕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地方为官，历知睦州（治今浙江建德）、苏州、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延州（治今陕西延安）、邠州（治今陕西彬县）、邓州、杭州等十余州县，所到之处，均以民为本，“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邓州谢上表》）。如明道二年（1033），江、淮、京东大旱，蝗虫成灾，范仲淹多次上疏，建议遣使巡行救灾，均无答复。后当面对宋仁宗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乃命范仲淹为江淮体量安抚使。他“所至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七月甲申）景祐三年（1034）六月，范仲淹移知苏州，适逢大水为患，他一边紧急救灾，一边组织民众疏浚五河，泄去积水，导太湖注之于海，使苏州一带沃野千里，成为国家的粮仓。庆历三年（1043）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是“厚农桑”“减徭役”，正是以民为本的重要措施。当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令江淮、两浙、荆湖、京东、京西诸路兴修水利，并将兴修及获利情况保明闻奏，当议等第酬奖，此即“厚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乃是“养民之政，富国之本”。（《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庆历四年五月，宋仁宗下诏，“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己丑），此即“减徭役”。这样将河南府的十九个县合并为十四个县，减少了徭役，使服役的农民回归农业生产，使之有了富庶的希望。

范仲淹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宋元学案》卷三有《高平学案》，即范仲淹学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他“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今存《易义》为其代表性学术著作。朱熹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历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朱熹又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之一《丞相范忠宣公》）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为“宋初三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河。孙复、石介是范仲淹掌教南都府学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胡瑗、石介曾到孙复的泰山书院就学。另外，康定元年（1040），张载（1020—1077）曾因兵事谒见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器重，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其读《中庸》（《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后来遂成为关学的创始人。范仲淹知苏州、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润州（治今江苏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时，曾多次延聘胡瑗、李觏（1009—1059）为州学教授。他还曾专门上书宋仁宗举荐孙复：“素负词业，深明经术。……乞赐召试，特加甄奖”；（《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举张问孙复状》）举荐李觏并录进其《礼论》《平土书》等二十四篇，说他：“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上。”（《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又曾多次上书举荐胡瑗、李觏升之太学充任学官。“宋初三先生”和张载、李觏等都是因为有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举荐，才在宋代思想史、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虽然是一位文人，但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甚至被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称为“当时文武第一人”。他多次上书，认为“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虽承平日久，但不能“忘战”“去兵”，“安必虑危，备则无患”（《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提出“修武备”“备戎狄”“设武举”“育将才”等建议。康定元年（1040），他临危受命，奔赴西北前线，抵御西夏，提出“近攻久守”之策，成为抵御西夏的正确战略；分六将练兵，发“将兵法”之先声；修筑堡寨，积极防御；招抚蕃部，以为屏障；征用土兵，营田戍边；拣选将校，教以兵法；爱护士卒，同甘共苦；号令严明，信赏必罚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典范。

范仲淹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何尝而乏哉？……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邠州建学记》）又说：“夫善为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又说：“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而“劝学之要，莫若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即学校要以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另外，还应传授一些基本技能，如算数、医药、军事等。他曾上书提议医学“讲授《素问》《难经》等文字……并教脉候及修合药饵，其针灸亦别立科教授”（《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乞在京诸道医学教授生徒》）；武学“讲说兵书，讨论胜策”（《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他还主张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认为不兴学校，长育人才，而只以科举取士，等于“不务耕而求获”（《范文正公文集》卷八《上执政书》），要求士人在学听读一定时日方许应举。

范仲淹终其一生，无论是在朝廷任执政，还是在地方知州县；无论是在江南富饶之乡，还是在西北贫瘠之地，他都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聘请名师，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天圣五年（1027）丁母忧，寓居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应晏殊（991或993—1055）之请掌南都府学。他“常宿学中，训导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涑水记闻》卷十）又如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移知苏州，在解除水患之后，即奏请建立州学。次年，得到朝廷批准，并给学田五顷。他以自己准备修建住宅的风水宝地修建州学校舍，并聘请名儒胡瑗（993—1059）担任州学教授，还让他的大儿子纯佑（1024—1063）入学，作为诸生的表率。此后，苏州州学屡经扩建，越办越好，常为东南之冠。后人称：“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道光《姑苏府志》卷二四）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作为参知政事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三曰“精贡举”，其中就包括举明师、兴学校。次年三月，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处]，许更置县学。若州学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为学舍]。仍委转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以三年为一任。”又诏：“旧举人听读百日，新人三百日，方许取解。”（《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四《州县学》）于是，诸州县旧有学者，多加扩建；旧无学者，纷纷建立。正如时在朝廷任侍从官的欧阳修（1007—1072）在《吉州学记》中所说：“其明年（按指庆历四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如江南西路九州四军六十八县，据统计，北宋时共有州县学六十三所，其中庆历四年至嘉祐二年（1044—1057）建立的有二十八所，约占45%，而庆历四年至八年（1044—1048）建立的就有十九所，约占30%。（光绪《江西通志》“学校门”）范仲淹对太学也进行了整顿，庆历四年（1044）四月，在国子监之外，以锡庆院为太学。太学生在学听读满五百日，已得解省试下者满一百日，方许应举。并推荐名儒胡瑗、李觏等为太学教官，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教法。庆历新政掀起了第一次兴学高潮。新政失败，但天下皆立学的诏令并未停废，教育事业继续发展，而且对后来的熙宁兴学、崇宁兴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范仲淹无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他以其先进的思想、卓越的业绩，宽阔的胸怀、高尚的人格成为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领袖，也成为中国古代官员的典范，直至今天，对我们做人、做事、做官，也都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教育意义。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让历史告诉未来。对于历史，不但要要在书斋中精深研究，而且也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现在，关于范仲淹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不断涌现，但是，关于范仲淹的普及性的通俗著作尚不多见。史学界迫切需要一部分学术研究功底扎实、文笔流畅、社会阅历丰富的学者来撰写融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体的作品，成为“以专业性为基础的普及读物，以通俗性为特征的学术著作”，使历史走向民间、走近大众，更好地发挥鉴戒作用。符海朝所写《范仲淹十讲》一书，综合汲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大量史料作为支撑，用通俗流畅的文笔，辅之以适当的注释，简明扼要地从十个方面概述了范仲淹光辉精彩的一生，向社会大众推出了一部了解范仲淹的佳作。读完该书后，读者不仅能够脱口而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而且会感到一个有血有肉特别是一身浩然正气的范仲淹的光辉形象站在自己面前。

读完《范仲淹十讲》之后，有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意犹未尽，大家可以去读《范仲淹全集》，也可以去读专家学者关于范仲淹的论文著作，如李涵、刘经华的《范仲淹传》、方健的《范仲淹评传》、王瑞来的《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和范国强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五册）等。相信海朝也会进一步深入研究范仲淹其人其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范仲淹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