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尚法度格物求真——试论宋徽宗与宣和画院的审美取向（翎羽传）

【学人谈】

作者：赵振宇（系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北宋宣和年间，宫廷画院的发展臻于顶峰，其创作成就与徽宗皇帝直接相关。赵佶在绘画题材上主要关注皇宫内院之物，正如宋代邓椿所著《画继》言其“独于翎毛，尤为注意”，而观《宣和画谱》所收花鸟画为各科之冠，“其自形自色，虽造物未尝庸心，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从中不难看出赵佶对于花鸟画的青睐程度。纵观徽宗时期的画院创作，花鸟画可谓熠熠生辉，赵佶的艺术观念也充分体现在这一画科上。抛开皇帝尝以古人诗句为试题选拔画家的逸闻佳话，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赵佶在画院创作中提倡形似与崇尚法度的事实，以及其在绘画中强调写实的严谨态度。

梅花绣眼图。（传）赵佶

这一创作态度被贯彻于画院之中，造就了《画继》中所谓的“宣和体”。对形似与法度的追求必然以写生为前提，在这一点上赵佶传承了崔白、吴元瑜一派的艺术观念。如《芙蓉锦鸡图》用笔工细、设色艳丽，对锦鸡的刻画极为生动，显现出高超的写实技巧。画中锦鸡与蝴蝶相互呼应，别有生趣。由此可见，在师造化的基础上，赵佶对祖宗之法的变革并非彻底推翻先前精致富丽的画风，而是一改缺乏生趣的刻板描摹，使画面尽显鲜活、灵动之感。再观《梅花绣眼图》，画中梅枝瘦劲，疏花点点，玉蕊轻吐，一只绣眼鸟俏立枝头，顾盼四周，与清丽的梅花相映成趣。该作画面简洁却处处精致，画中所绘梅花为宫梅，精细纤巧且富贵高雅，代表了北宋宫廷的审美旨趣。

腊梅山禽图。（传）赵佶

至徽宗朝，宋画在理论与实践上彻底摆脱了对隋唐五代时期的体制沿袭，而其全面自立则是借助于文人画的发展。徽宗时期，画院对写实风格极度追求，在对物象的细微观察上与文同等人在“格物穷理”的层面上颇为一致。从绘画本体语言及技巧发展上看，在赵佶对于具象写实的严苛要求下，宣和画院众工的创作达到了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极高水平。但如蔡绦所言：“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虽宣和年间供职于画院者甚众，但几无一人有作品传世，我们只能从那些或为画工代笔的画作中窥见“宣和体”之面貌。如《腊梅山禽图》显现出画家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写实程度之高可为院体工笔之典型。画面中线条工细、色调秀雅，用墨笔勾勒，再以水墨渲染，透溢出几分文人意韵。另外，北宋宫廷绘画在以妙笔刻画自然界动植物的同时，往往强调其灵性的凸显，以此展现自然的和谐之美。如《红蓼白鹅图》中的红蓼与白鹅对比鲜明，红蓼于水岸斜出，其后一只白鹅扭首曲颈梳理羽毛，神情灵动，逼真自然，与岸边花草互为衬托。该画在技法上粗笔勾勒与工笔细描兼施，色彩既朴素雅致又不失皇家贵气。其中红蓼的笔法相较略粗，设色有浓淡变化，表现了植物茎*质感与色泽；白鹅的描绘极为精细，以白粉勾描翎羽，以浅黄填染鹅喙与蹼趾，造型精准；坡岸则以墨笔横扫，再随手点出杂草，富有简率之趣。

柳鸦图。（传）赵佶

芙蓉锦鸡图。（传）赵佶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指出，“现存的具名赵佶的画，面目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粗简拙朴和极为精细工丽的两种。”他以为赵佶的亲笔画“应属非院体的、比较简朴生拙一些的风格。”如《柳鸦图》以水墨为主，略施淡色，笔法古劲，风格特异，鸟身黝黑如漆，微露青光，极为稀见。此外，《竹禽图》中禽鸟以刻画精细而见功，正如《画继》记其绘珍禽时“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但画中崖石却用写意画法处理，用笔拙朴凝重，同《柳鸦图》极为相似。

竹禽图。（传）赵佶

由此观之，彼时的宫廷绘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而赵佶的创作清晰地显现出这种两面性。审美取向的双重标准并未造成宫廷绘画的内部冲突，徽宗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北宋皇室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赵佶能够在水墨领域有所抒发，如《池塘晚秋图》纯以水墨为之，虽笔法写意但造型写实，符合徽宗风格。只是这种墨戏仅限于宗室间的自娱，从装点宫室这一实际需求出发，赵佶其实并不允许放逸之气浸染画院，正如《画继》所言，“至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

红蓼白鹅图。（传）赵佶

北宋画院在徽宗的全面主持下，其创作规模与制作水平堪称极盛。不得不说，北宋宗室文人化的成功使其走上了纵情书画的道路，宗室画家的文人思致及其对文人画观点的认同，使得北宋后期的宗室绘画与文人画的创作发展几乎是并行的。北宋后期，皇室对于画作的玩味逐渐发展到极致，虽然画院创作与后起之文人画理念存在差异，但这种情况在徽宗朝却不是一种矛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