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WL城市传奇】广州，白云珠水两悠悠（蛮荒绮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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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为形，以水为脉，从蛮荒泽国到南海之都，广州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历史。
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广州总在人潮和文化的来来往往间庇护着它的来客。
商业和进步思潮踏海而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广州是唯一一座开放了两千年的城市。

在我们的第一个帝国仍然只是嬴政的一个梦想的遥远时代，黑色的铁蹄还没有将大地六国的脊骨踏碎，群星照耀着诸王的宫城。西至岐山洛水边夷之地，东极黄海盐田仙人之岛，华夏族的天地似乎从未如此辽阔。

但在诸侯国壮丽绮梦的边缘，在已经满是水泽淹地的楚国的更南端，那里传来的依然只有离奇的传说和不可考证的记载。那些被称为“越人”的南蛮子兴凿齿漆牙的骇人风俗，食虫蛇蚌蛤而不觉腥臊。在番山和禺山一带的山泽瘴气间，存在着一座传闻中的古老越人城池。未来，沿着司马迁文脉的史学家记述起它时，或将它划入楚王的版图，曰“楚庭城”，或在吴越两国间徘徊不定，曰“南武城”……在比白云以南更遥远的极南之地，帝王之梦的车辙声还没有侵扰到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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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3年，嬴政挥剑向南，秦军攻破楚国王都寿春，在大将军王翦攻入江南的同时，辽东和齐鲁之地先后覆灭。然而，这片已经空前辽阔的国土依旧不能满足始皇帝“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的帝王梦。六国一统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周天子和战国诸侯从未染指过的两片土地——漠北与岭南。前219年，在蒙恬北征匈奴之前，有“百越”之名的岭南先民诸族率先与秦帝国的铁蹄遭遇。

秦时明月天行九歌百越*手五人组（图片源自网络）

“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通典》）。大庾岭、蔚岭、瑶山层峦叠嶂，对于习惯了辽阔中原土地沃野平川的帝国将士来说，需身负“地崩山摧壮士死”之决绝才能深入与世隔绝千年的岭南地区，而断发文身，刻臂沥血的百越人更绝非简单的蛮夷土人。前214年，秦军主帅屠睢阵亡。不甘于此的始皇帝于同年又遣派任嚣前往岭南执掌平越大军，任嚣与屠睢旧将赵佗合兵一处，进军番山和禺山之间的古百越城。

五十万大军绵布山岭水泽，黑旗猎猎招展，沿着两山古道攀行而上，任嚣和赵佗胸中不断涌起意气雄心。二人目之所及，番禺之地一派“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壮丽之景，五岭陈其北，大海环其东，无论是宫室营房，还是舟楫交通，只要善加筑守，此地都能成为易守难攻而物产肥沃的战略要地。不等斥候远赴咸阳上奏皇帝，任嚣与赵佗就已经开始着手在百越聚落的基础上，兴建汉式城池。

秦军侵掠如火，远及今广西和越南的瓯族和雒越族领地。前214年，百越族在任嚣的兵锋下终于顺降，如始皇帝所梦想的，岭南地区也成为了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圣旨自咸阳降下，划岭南为南海、象郡和桂林三郡，任嚣领南海郡尉，督三郡。他与赵佗兴建起来的番禺，自然而然成为了朝廷认可的三郡中心。

在被后世称为“任嚣城”的这座城池里，任嚣的人生和事业升至顶峰。然而未等岭南三郡修养安宁，中原王朝就逐渐显露出盛世而崩的迹象。前210年，始皇帝东巡途中薨于邢台沙丘宫，在阴谋诛灭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之后，秦二世胡亥即位。前209年，渔阳大泽乡一场大雨和“死国可乎”的诘问激起“大楚兴，陈胜王”的决死之志。起义、战乱和楚汉争霸又一次让中原大地陷入混乱。前208年，忧病交加的任嚣自知时日无多，在临死前见了与他共同建立起岭南事业的赵佗最后一面，在交付了南海郡尉职务之后，他最后向赵佗叮嘱了一句将改变他的人生，改变岭南地区和中原王朝未来百年的一句话：

“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前206年，刘邦称帝建汉朝。而距长安千里之外的番禺，赵佗以岭南三郡为国土，自立为王建立南越王国，开始了长达九十五年的割据生涯。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绵延千年的帝王血脉里，渺小而偏安的南越王国本不值得一哂，传奇的是南越武王赵佗据说活了超过一百年的雄奇人生。也是自南越国起，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字和冶铁业才全方位地渗入岭南地区，使得百越文化和汉文化逐渐交织合并。而赵佗对番禺城的扩建和改造，也让这座城市真正开始像任嚣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九州南尽水浮天”的王城国都。

今天的广州北京路

是千年前南越国国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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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祚近百年，直到公元前112年才在汉武大帝刘彻的雄心霸业中重新归附于中原王朝。斗转星移，汉朝也未能从崩毁和乱世中幸免于难，进入三国时期，曾经的南越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了东吴治下的领地，秦代郡制也已变更为汉代州制，岭南三郡合并为交州。建安十五年，东吴重臣步骘领交州刺史一职入主番禺。出生于江苏淮北地区的步骘还从未见过此番喧闹绮丽的光景：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水经注》），他感叹于岭南之沧海桑田，番禺之雄奇险要，不禁赞曰：

“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步骘，东吴继周瑜和陆逊之后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孙权称帝后，步骘步步高升，官至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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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五年，已经当上吴王的孙权授意改制交州，他将交州一分为二，除了今雷州半岛，越南中北部和广西南部仍属交州之外，番禺所在的东南地区被重设州份，称广州。这是“广州”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在诸子百家的纵横和雄辩之间，中原王朝的历史渐成满纸雄文。但在湿气弥漫，蛇虫傍地的越地，飘渺的神话和传说却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信仰。

苗族人始终相信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但是对于那些从楚地，或是随秦入侵迁徙而来的汉人来说，断不可相信炎黄的大敌会在这片山雾里庇佑自己。相传，一支周王室旁支的姬姓族人从楚地迁徙入越，受苦于灾祸和土地之贫瘠，此时，有五色仙人乘仙羊从南海飘然至楚庭城，赐下稻穗。仙人腾云而去，而五头仙羊则渐化为石像以保越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则明显有着道家口吻的“五羊传说”几经著述、转录和演变，其本源虽已不可考，但是它意味深长的农业拓殖意涵却深深浸润了广州。在史学家还来不及为之执笔的古老年代，人们总是用神话来表达土地的生命脉络，羊群和稻穗的到来使得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摆脱了先民刀耕火种之蛮荒，北方汉文化自西周起不断地迁入，亦深刻重塑了广州和越地的文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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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发兵五十万征服百越，修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先后四年间，有近百万中原百姓翻山越岭，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徙至岭南地区。在那个人口总量都只能以万来记数的时代，这庞大生产力的流失成了秦末动乱的祸根之一，但中原文化之繁荣，技术之先进对于岭南来说却是未尝不是天子赐福。在赵佗自立为王的南越国都番禺，汉民和越人的口音经年累月揉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原任何地区的语言。其韵味之复杂多变，将在后世成为人们对广府文化最直接的印象之一。

无论是百越诸族信奉的自然诸神还是汉人的五羊传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广州似乎确实是一个备受庇佑之地，是中原无数次动乱中失意人的避难所。晋武帝司马炎对三国的一统并没有带来繁荣昌盛的国祚，短暂的太康盛世之后是五胡乱华的开端，永嘉之乱中西晋亡于匈奴人刘渊之手，上至晋帝，下至平头百姓，中原衣冠士族和臣民在匈奴铁骑的驱赶下一路悲泣着逃往南方。这是自始皇帝征发百姓入主岭南之后，中原汉人第一次全民规模的向南迁徙。而这被史学家记述为“衣冠南渡”的历史现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唐宋两代，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又先后两次催动汉族向南方避乱生根。他们先后在南京、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弱小朝廷，而在白云以南，广州的人口增长和其繁荣程度也在汉族一代代的迁徙中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永嘉之乱（图片源自网络）

车辚辚，马萧萧，在崇山峻岭间涉险翻越的汉族士大夫们大概从没有设想过，相较于陆路，大海对于广州来说才更像是一马平川的通途。始皇帝的灵渠不仅让他对百越的征伐更加效率，也催使了汉族先进的漕运和造船技术在岭南地区扎下根来。

虽然岭南的巍峨秀美不曾让李白魂牵梦绕，但广州却并不与“诗仙”笔下的盛唐气象绝缘。比起长安满城的车马华盖，广州的奇观都与水相关。帆影遥映着丝路上的驼铃，在地球的另一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建立起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其海岸线自东向西贯通印度洋与地中海。其间，虽然双方在怛罗斯之战中兵戎相见，但阿拉伯人对中土的向往却从未断绝，大海的接壤，让广州成为了许多阿拉伯学者和商贾钟情的寻梦之地。

海上丝绸之路（图片源自网络）

在古代文献中，遥远的西域有一番国被记述为勿巡或瓮蛮（今阿曼苏丹国），该国有一港口名为苏哈尔。公元8世纪开始，苏哈尔与广州往来频繁，广州人把这些从海上来的外国人称作大食番客（大食是阿拉伯帝国的古称）。北宋时期，在官告院任职的苏轼曾经记录过一位身处广州，却名镇汴京的阿拉伯大商人辛押陀罗，称他“尝诣阙庭，躬陈珍弊，开导种落，岁致梯航”（《苏轼文集》）。意即辛押陀罗曾远赴京师面圣朝贡，并在广州负责招徕外商，管理番坊与侨胞，以“广州番长”一职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数的财富和故事。

阿拉伯人在今天的广州光塔路上建起了伊斯兰宣礼塔怀圣寺光塔。从塔顶望去，珠江烟波浩渺，帆桅如林。在唐宋年间，怀圣寺光塔承载着引航重任，如同召唤信徒一样召唤着那些外国商船停泊在珠江水域上。其中也不仅仅只有阿拉伯人，公元1314年，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启程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于元至治二年航行至广州。站在广州港极目远眺，鄂多立克眼前是一片近乎无穷无尽的帆云船影，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在这片海域上。在回忆录里他提到：“广州之大，三倍于威尼斯。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座城市所拥有的多。”（《鄂多立克东游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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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皇帝眼中，满嘴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孔儒学子是国之祸根。但在儒生之下，不事生产，专求钻营买卖的商贾却更为低贱。任嚣入越地之后，始皇帝征发数十万中原商人迁入岭南，名为迁徙，实际上无异于流放。白云珠水间，难寻财神踪迹。

但是财神爷并未弃绝岭南，始皇帝的暴虐无意间促成了两广地区漫长商业化的萌发。南越王国时期，以番禺为中心，汉族商人和百越诸族的交易迅速贯通着民族之间庞大的贸易圈，时至汉唐，范围已经不囿于汉越通商。《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作为“通海夷道”的起点，贯通了苏门答腊，印度半岛直至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海上贸易盛极一时。在广州，中原九路财神似乎无法照应海波浪巅上的财路，隋唐时期，屯门码头和扶胥码头上建起了海神庙，人们祈福南海诸神保佑“海波不兴”，托付神明百业昌盛，然后扬帆航向未知的大洋。

广州黄埔区庙头村，南海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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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广州也并非永远是神明护佑之地。公元879年，广州在唐末黄巢起义中遭到围城。遭到朝廷拒绝他求封广州节度使的和谈之后，恼羞成怒的黄巢发兵血洗广州，一时间“满城尽带黄金甲”。阿拉伯史书《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在广州屠*十二万外国商人，使广州通商贸易遭到重创，直到两宋的重商主义时期才彻底恢复过来。

兵荒马乱的插曲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州从未落后于泉州、扬州等其他港口重镇，而明清海禁开始之后，朝廷圣旨敲定“一口通商”，广州自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对外港口，催生了“广州十三行”这个亦官亦商的群体。诗曰“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朝廷指定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使得广州十三行商人的财富等级丝毫不逊于两淮盐商和山西晋商。道光年间，民间传谚“潘、卢、伍、叶”四大十三行富商，伍家的伍秉鉴，其财富已经不能用“富甲一方”来形容，他涉足英属东印度公司、旅昌洋行和美国铁路的生意为他积累的财富几乎占当时整个清朝收入的五成，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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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历时一百五十年的广州商馆和十三行历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史称“西关大火”的灾难中化为灰烬，广州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上海和香港取代。沉沦至20世纪初，两广总督张之洞决意复兴广州，除了洋务运动和兴办实业之外，他也提出了“修筑堤岸，商务自必日渐兴起”的设想。参考香港的经验，张之洞开始在广州推行“骑楼”的设计和兴建。1918年开始，广州逐渐拆除了自秦末起的古城墙和近代西关建筑，取而代之的，是绵长四十公里的广州骑楼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