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发生过一次重大得政治事件，太子刘据因“巫蛊案”被陷害。此案发生后，上到大臣下到百姓，纷纷胡乱指认嫌犯，最终导致刘据与数万人丧命。
那么“蛊”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和“巫”联系在一起？又为什么人们会谈之色变呢？
在远古时期，由于科技和医学并不发达，许多非正常死亡或是疾病，都被认为是神秘的。那个时候“巫”和“医”同样也不分家，因为在百姓的眼中，巫师就是能够通神通鬼的存在。
随着医学的发展，“巫”已经不能再披着神秘的外衣诱导百姓。故而“巫术”由褒义，渐渐变成了贬义词。
“巫蛊之术”自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这个时期的“巫术”已经丧失了救治疾病的善意，转而与报复、诅咒画了等号。在各式各样的诅咒中，“蛊”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蛊”最早出现于甲骨文，最初指的是器皿中的虫子，一种解释为人工培养的毒虫，另一种解释为虫子进入饭食。不论哪种解释，都能给人带来病症或中毒。
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蛊”的知识，大部分来源于影视作品或是游戏作品中，这些信息也大多和苗疆传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方面是因为苗疆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苗疆的地理环境更利于毒虫的生长。
其实“蛊”既然能出自于甲骨文，很显然中原很早就有了事例。很难考证出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饲养毒虫，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秦汉时期，“蛊”完全成为了害人的东西。
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蛊”需要将百种虫子放置于瓮中，放置一年之后，瓮中的毒虫为了生存，会自相残*，直到只剩下一只虫子，这只虫子最强壮也最具毒性，被称之为“蛊”。
除了虫子以外，“蛊”也包含其他动物或者植物等，根据记载，“蛊”的种类大致有十三种。
例如“癫蛊”，是将蛇的尸体浅埋，任其尸身上长满菌类，然后借由菌类的毒性施展“巫蛊之术”。
再比如说“泥鳅蛊”，将泥鳅煮给客人吃，吃过不久之后，客人的肠胃中好像有泥鳅在游动，有时候会向上游动到喉咙，有时候会向下游动到肛门，令人生不如死。
“篾片蛊”更为神奇，将竹片按照严格的大小规格制作出来，然后将其扔在仇人的必经之路上，稍稍隐蔽。当仇人经过时，篾片就会突然弹起刺入仇人的腿脚。
就算是拔出来了，膝盖也会慢慢变肿，直到整个腿部肌肉萎缩，仇人痛苦地死去位置。
按照现在科学观来看，“癫蛊”生成的菌类显然具有毒性，毕竟许多菌类都带有真菌毒素。就像花生、瓜子等坚果发霉会产生黄曲霉菌一样，都是致命的致癌物。
“泥鳅蛊”也没什么神秘的，很显然是食物加热不足，从而导致寄生虫进入人体，慢慢腐蚀人体器官。
“篾片蛊”同样能用科学解释，被异物扎伤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感染化脓并引发败血症。即便是现在，一旦有人被金属等物品划伤之后，都还要注射破伤风针，可见“蛊”只是一种愚昧的叫法而已。
历朝历代的畏惧就像上文说的那样，人们对于“蛊”的畏惧，其实就是因为科学知识不足导致的。那么既然有科学技术的空白，就一定会造成无法医治的局面出现。
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获利者，皇帝是最想长生的，也是最害怕受到这些神秘“巫术”迫害的。
汉武帝晚年宠信奸臣江充，江充和太子刘据的关系并不好。于是江充诬陷太子府中有巫蛊之事，想要诅咒汉武帝，尽早地登上皇位。这种事情不论是江湖传言还是典籍记载，都描述的极为可怕。
所以汉武帝碰到“巫蛊案”的时候，根本没有理智地去审问太子刘据，反而惶急地展开了大屠*。在统治者看来，没什么能比稳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
有了汉武帝作为例子，后世君王对巫蛊的态度更加激进。根据东汉时期《贼律》记载，犯“巫蛊”罪的人，要被“弃市”，也就是说在闹市人员最为密集的地方当众斩首。
到了隋唐时期，“巫蛊”涵盖的范围更广，包括在家中豢养非正统的神龛，或是饲养毒物，都会被视为“巫蛊”。轻则发配边疆，重则人头落地，甚至牵连到自己的家族和街坊邻居。
唐代之后，对于“巫蛊”的划分更加详细。针对确定投放“巫蛊”之人，视情节轻重，各有不同的刑罚。
如果是通过“蛊”治病救人，那么朝廷会派人核实，情况属实，则令施蛊人写下治病的方法和材料，录入宫中。但并不会免除罪责，只是相应的减少处罚而已。
如果确定是害人，那么必定人头落地，无论身份如何。并且，犯了“巫蛊”罪的人，不在大赦范围内。也就是说，不管皇亲国戚娶亲、寿诞还是去世，这些人都不能和其他犯人一样得到恩赦。
如今的“蛊”其实到了现在，我们依然对“蛊”抱有最大的警惕和惩戒。当今社会饲养毒虫害人已极为罕见，就算有这种情况出现，以现在的医学技术，很难再出现无法医治的局面。
然而“蛊”并没有消失，许多令人丧失意识和行动能力的药物仍然存在，成为不法之徒谋取利益的帮凶。尤其对于女性和孩子，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综上所述，历朝历代对养蛊如此严厉，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人性的丑恶被放大化。有毒的从来不是动植物，那本身就是它们的生存之道。真正有毒的是人心，人心才是饲养毒邪的最佳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