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火惩罚：末日玉碎，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秘闻

1945年初，美军为打开进攻日本本土的门户，先后进行了硫磺岛和冲绳岛登陆作战，但都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在硫磺岛，美军22万人苦战了1个月，死伤达2.1万多人；在冲绳，美军整个登陆战役长达96天，伤亡7.5万多人，损失飞机763架、舰艇400多艘，美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中将也在日军的反击中阵亡。

为了夺取小小的冲绳岛而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这迫使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法寻求使日本投降而又不必进行计划中的秋季攻势的途径，秋季攻势要美军付出的生命代价，已经加码到超过一百万大关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所领导的战略轰炸的拥护者们，仍然希望大屠*性的空袭会强迫东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然而这种希望日益黯淡了，对方不再通过中立渠道进行和平试探了。

尽管日本已处于日暮途穷的困境，弹考虑到目前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尚有的400多万日军负隅顽抗——日本经过三次总动员，本土总兵力已达250多万，飞机7000多架，并组织了总数为2800多万人的“国民义勇战斗队”进行各种特殊训练，企图用“玉碎战”与美军血战到底。日军大本营还颁布了“决号作战纲要”，孤注一掷叫嚣要与美国进行“本土决战”。而美军要攻占日本本土，其总兵力需达117万人，届时美军在整个日本列岛登陆作战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可怕的。

残酷的战争现实使美国高层认为，减少美军伤亡和促使日本投降的最终手段只能是原子弹。不过还得进行这样一次赌博——“如果在日本投下的新武器失败了，那可能拖延战争”。

由于《波斯坦公告》没有提到天皇的未来命运，而只是重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项宣言对东京的和谈派没有起到什么增强作用。“我认为这个宣告只是重复了开罗宣言，因此政府不必予以重视！”首相铃木贯太郎说，他打算“默*”这个呼吁，这个日语动词按字面是“安静地*死”之意，即英语“没有评论”的日语对应词。然而年长的侯爵的并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却被看成是全盘拒绝。

1945年7月30日早晨，《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日本正式拒绝同盟国提出的投降条款最后通牒。” “现在没有选择余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样说，因为，虽然处在半个世界那么远，他也知道，事态即将在太平洋上达到恐怖的结局。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司令斯帕茨将军于7月29日到达关岛，向李梅和蒂贝茨简单下达命令，去投掷安装中的原子弹。

原子弹所需的钚和爆炸药物，正从美国用另外的飞机运送。按照计划，要求在8月初准备好两枚可以扔出的核武器，两周后，还要有2枚钚原子弹安装好备用。就在那一天，蒂贝茨的小组完成了把1万磅重、上面涂着桔红颜色的巨型炸弹扔到日本目标地的最后阶段的训练，“飞机投弹后立即偏转159度飞行，所有动作要在一分钟内完成……”。

当同盟国的部队继续稳扎稳打地一块又一块砍掉日本的海外帝国时，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摧毁着日本本土的城市。到7月底，李梅将军的B－29机群在日本城市的一百平方英里上留下了一片火海的痕迹， 10万以上的老百姓死亡了，随着他们的死亡，幸存者的狂热情绪越来越甚。“一天天地日本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前外务相重光写道：“大家听从响亮的号角声。只要天皇下命令，他们就会跳进火里去。”

自己做的孽，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根据日本内务省的调查，李梅恐怖的“烧夷”火攻共造成伤亡554350人，毁坏房屋244万栋，800万人无家可归。日本的工业在轰炸中遭到重大破坏，电力和炼油工业生产能力分别下降70％和83％，飞机工业下降60％，飞机产量从1944年的月平均2341架下降到1945年8月的200架。其它工业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铃木首相拒绝波茨坦宣言后，仍然指望斯大林的帮助，来作出某种和平创议，足以停止来自天空的可怕的毁灭性袭击。他似乎忘记了由关东陆军司令部送达帝国总部的情报，情报说，苏联部队和坦克正在集结，准备进攻满洲边境，外务相东乡怀着希望但没有多少信心地打电报给在莫斯科的佐藤说：“再努把力促使苏联热情对待特使，”最后以绝望的口吻提醒道：“关于此事，损失一天可能铸成千年之恨。”

日本的因循拖沓，苏联的装聋作哑和美国的不耐其烦，形成了这种局势，于是美国决心使用原子弹。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30日回到华盛顿，他打电报给杜鲁门，要求最后批准第一批投弹目标以及原子弹爆炸后美国对此发表宣言的措词。杜鲁门亲手拟定回电：“来件批准。准备就绪后发出，但不得早于8月2日。”

原子弹投向哪些目标最为合适？这是美国高层难以确定的最后一个焦点问题。为此杜鲁门专门责成美国军方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此事。该委员会认为选择的目标具备下列条件最为理想：一是该目标具有完整的军事设施，二是能有效显示原子弹*伤破坏效果，对日本能起到巨大的震撼作用。经过研究，在最初选定的17座城市中，“临时委员会”最后列出了京都、广岛和小仓为打击目标。

“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中将提交的这份名单，遭到史汀生的极力反对。史汀生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圣地，把它作为核弹的轰炸目标，将使“日本人永远不会原谅美国”。尽管“临时委员会”极力想说服他改变观点，可史汀生却丝毫不做任何让步，并非常气愤地跑到白宫要求杜鲁门亲自出面摆平此事。无奈之下，杜鲁门只好与“临时委员会”再三协商，经过权衡，最后决定把京都删去，另将小仓和长崎列入可供选择的打击目标。

在行动开始前，杜鲁门专门接见了投弹手蒂贝茨，并亲手将作战方案交到他的手上，“美日军民要想减少伤亡，一切取决于你的这一炸！”

在提尼安基地，蒂贝茨上校和他的以母亲名字命名的伊诺拉·盖伊号B－29的机组人员正等待着去执行他们的重要任务，同他们一起去的有另外两架B－29的全体人员，那两架飞机运载陆军部的观察人员和摄影人员，以便为后代记下人为的威力最大的一击。为了在高空准确地把原子弹扔在目标上，就需要完善的条件。气候预报说8月2日以及以后的三天气候恶劣。8月5日，气象台预报黎明时目标城市上空晴朗，B－29的气象侦察机飞到每个目标城市的上空报告气候情况。

1945年8月6日上午2时45分，当巨大的轰炸机隆隆地沿着提尼安机场的跑道吼叫，升向夜空时，蒂贝茨上校把空中堡垒的手柄慢慢向后移。B－29的银色、香肠形的机体，亮光闪闪，飞机载着“小男孩”原子弹，他的蓝色的铁皮上，涂着给天皇的粗鲁的字句以及驰名的女电影明星丽塔·海沃思的大美人照片。这架B－29已远远超过安全起飞重量，起飞时炸弹没有装炸药，恐怕万一失事，就会把整个岛屿以及岛上的几百架飞机从太平洋上炸没了。安装炸药雷管的棘手任务是美国海军上校威廉·帕森斯在空中进行的。

“第十三特殊轰炸使团”在两架B－29的护航下，朝北沿着裕仁公路向在本州岛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的目标城市飞去。飞机座舱里的红灯表明原子弹现在已可使用，当B－29的自动驾驶仪使飞机悄悄飞越下面发亮的黑色海洋中的硫黄岛时，飞机座舱里的红灯已经亮了两个多小时了。这是一次悲壮的征途——一旦未能完成任务并被日军抓获，将立即吞毒自尽！

7时42分，来自广岛的气候侦察机的电报说：“一切高度被云遮盖处不到十分之一。建议：先在这里投弹。”选中这个城市来倒霉，只因为它的自然力量多变。“这是广岛，”蒂贝茨用他们的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机上的12个人，伊诺拉·盖伊号这时候在2.6万英尺上空，正在往上爬升，减速到每小时不到2百英里。蒂贝茨这才第一次告诉他的空勤人员，他们将要扔下一枚具有惊人破坏力量的、完全是新式的炸弹——“小男孩”原子弹，直径0.7米，重约4吨，内装60公斤高浓铀。

8时05分，“伊诺拉·盖伊号”飞到3.08万英尺高，后面跟随着观察机，离广岛不到50英里，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少校到有机玻璃机头座位就座，把他的视线十字标线对准城市里的T字形相生桥。

下面，在这拥挤的日本城市里，一百万人中的三分之一开始又一天的工作，为祖国困难的战争出一份力。甚至没有什么人听见或注意到从东方飞来的这么高的飞机。美国在两天以前就撒了传单。警告他们要在即将到来的大进攻前撤出城市。进行气候侦察的B－29使空袭警报在黎明时响了起来，但是三刻钟以前就“解除警报”了。有些人抬起头来，看见只有三架飞机，没有引起注意。

“戴上眼镜”，蒂贝茨在8时14分下令，于是机上的12个人除3人以外部戴上沉重的偏振片护目镜。通过微微闪光的烟雾。费雷比辨认出相生桥，把轰炸瞄准器的十字标线固定性。扔原子弹前的最后15秒钟是自动计时的，8时15分16秒，炸弹舱的门开了，“小男孩”立即落下，稍稍晃动了一下，就加快了速度。它所发出来的超声速呼啸，到不了地面上的人的耳朵里。准确地在1.8千英尺上空，大气压装置触发了导爆机构，在千分之一秒的刹间，一道闪光爆发成了强光和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

“我的上帝！”蒂贝茨从耳机里听到伊诺拉·盖伊号上小组的一员大吃一惊地喊了起来，这时候蒂贝茨以强力俯冲，把轰炸机从扔弹区向右转去。“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爆炸时刻的情景。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它融化了花岗石，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也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的强光和雷鸣的冲击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

“几秒钟之内，数以千计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园都被乾热的浪潮烧焦了。许多人立刻被烧死，还有许多人在地上翻滚，被烧得痛苦地叫喊着。一切东西：墙、房屋、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只要遇到爆炸气浪，都被毁灭，残片被旋风卷到空中。”

伊诺拉·盖伊号从爆炸气浪中上升后，“一朵蘑菇状烟云逐渐形成，我们看着它开放，”蒂贝茨写道。“在蘑菇状烟云下面的情景，使我想起一壶正在沸滚的沥青，我再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譬喻来形容它。下面是一片黑色沸滚的东西，上面带着一层蒸汽烟雾。”

一位日本记者的报道记载了那朵丑恶的烟雾下面的浩劫惨状。“在不留下任何生机的绝对死亡地区以外，房屋在砖瓦、屋梁飞舞中倒坍。离爆炸中心约三英里的地方，轻型房屋都被夷平，仿佛都是纸板所造。在房子里的那些人不是死亡，或者由于某种奇迹得以幸免，但也被火焰包围，少数挣扎着到达平安之地的，由于后来的厉害的伽马射线的作用，一般都在约二十天以后死亡。”

原子弹爆炸之后半小时，一种神奇的蒙蒙小雨，从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开始落在残存者的头上。那些没有死或者因可怕的烧伤在极度痛苦中的人，开始害怕这些黑色的雨点里含有更加致命的毒物，在那漫无止境的几分钟的浩劫中，10平方英里的广岛被消灭了，13万以上的人民暴死……据日本当局战后统计，包括后来因辐射中毒、灼伤、创伤等各项死亡人数，共计达到25万人。当时，这个城市中一切活动于一刹那间降低到了零点！

蒂贝茨上校在被炸毁的城市高空转了三圈，这时候伊诺拉·盖伊号的无线电报务员向提尼安发回电报说：“清清楚楚。各方面都成功。看得见的效果已超过阿拉莫戈多。扔弹后飞机中情况正常。正朝基地返航。”

在斯帕茨的关岛总部，大家得意洋洋地迎接这个新闻。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人们互拍脊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杜鲁门接到“广岛被炸”的电文时喊道。　“这是一枚原子弹，”白宫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宣称，“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

日本人受到了美国力量的一次惊人教训，这次爆炸估计等于1.5万吨TNT，而且受到事先的一次警告：“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就可以期待一阵灭顶之灾的弹雨从天而降，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为了避免惊慌，没有让日本人民知道关于核武器的事，即使是日本首相，最初也不相信报告说的一枚炸弹就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毁灭。

关于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情况，7日的日本《朝日新闻》仅刊发了寥寥数语的一则报道——6日7时55分左右，两架B-29轰炸机侵入广岛市，用“烧夷弹爆弹”进行了攻击，使该市附近遭受若干损害。报道沿用了“若干损害”这一“大本营发布”的套话，而且报道的投放原子弹的时间也是错的，并使用了“烧夷弹爆弹”这一新名词。8日上午各报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前一天15时30分“大本营发布”，使用了“新型炸弹”、“相当大损害”的措辞。

当初东京对美国总统的警告没有答复。但是在莫斯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又向苏联外交部长提出采取行动的要求，同时电告东京“形势严重起来了”。第二天下午，他终于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大与愿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冷冰冰地向他朗读了对日宣战书。

8月9日夜间，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名为“博克之车”的B－29从提尼安出发，他跟着这架飞机本来的驾驶员弗雷德里克·博克少校后面，博克为了此次使命，同他互换了飞机，这架B－29的机舱里吊着美国的第二枚核武器——“大胖子”钚弹，长约3.25米，直径1.52米，重约4.9吨，当量为2.2万吨TNT，科学家们希望它会发挥出比三天前扔下的铀弹更大的威力。

不过，斯威尼的任务进行得不很顺利。在装置这枚武器时，技术上发生障碍，还有那天夜间当“博克之车”雷鸣般向着它的主要目标小仓的巨大军火库飞行时，气候报告又不佳。黎明时小仓城上空复盖着厚厚的云层，于是斯威尼决定到另一个预备扔炸弹的地区长崎试试。当他的飞机在上午11时前不久到达这个城市时，他的储备油箱坏了，他决定不顾命令，使用雷达进行轰炸，但爆炸手在云层中看到一个窟窿。

“漫天奇光霞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大胖子”钚弹的爆炸，产生一个毁灭性的火球，消灭了4万余人，夷平了城市中心，但是它的破坏程度不广，因为城市周围都是山，局限了炸弹威力的影响。

在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本土晴天霹雳似地爆炸以前的几个小时，守在满洲边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此事引来苏联红军的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发动拂晓攻势，象潮水一般冲入日军阵地。然而，即使苏联的进攻势不可当，也仍然打不开日本内阁中军国主义者同和谈派之间的僵局。他们一直争论到黄昏，无所作为和恐惧使他们瘫痪。午夜时分，他们休会去参加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外务省的方案是：他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别无选择。这个方案遭到陆军大臣阿南的反对，他决不能接受皇军还有投降一说，他声称他们只有战斗到底，以求“死里求生”。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少小时还是没有结论，”铃木海军大将最后疲乏地宣称，他自始至终保持着貌似中立的态度。“形势确实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徒然消磨时间。我们没有先例可援——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但现在我将以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

8月夜晚的闷热，使皇家图书馆下面的皇家防空洞里的气氛至为窒息。，但是首相提出的令人吃惊的要求，却使御前会议的成员们不寒而栗，陆军大臣立刻抗议这种没有先例的违宪做法。天皇的职责在于批准，不是忠告大臣们。裕仁抓住他被提供的这个机会。他的几乎毫无表情的、尖细的声音谴责了“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的无济于事，他同意，波茨坦宣言要求解除军队，惩罚战争*，确属“不能容忍”。“但是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第二枚原子弹爆炸后6天，即1945年8月15日，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迄今仍是世界军史上的始终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这一决定肯定救了50万条生命，这是不得已而为的。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认为，这一决策“将永远被认为是无比勇敢和聪明的行动”。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他从来没有对杜鲁门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决策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

保罗·蒂贝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使用原子弹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当时以登陆日本本土的方式结束二战，那么，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活不到今天……很多日本人主观地认为我会为轰炸广岛而感到内疚、良心备受谴责。但事实上，我为什么要感到内疚呢？我至今每日都睡得香甜、美好！我亲眼看过有关南京大屠*的纪录片，看到过日本士兵用刺刀把胎儿从中国孕妇的肚子里挑出来的场景。这样的滔天罪行，并不比我向他们扔原子弹仁慈多少。日本人只强调他们遭到原子弹轰炸，却没有想过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

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美国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他的话令人深思：“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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