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宰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历朝历代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历史发展轨迹而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发展的主流，而宰相制度就是连接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一个联结点。
宰相制度和官僚制度一样，都有着严密的内在体系，宰相制度并不仅仅只是指“丞相”这一个官衔，其背后连接着无数错综复杂的旁支关系，内容及其丰富。
宰相制度千百年来因袭变革，不断增减，情况也比较复杂。可正是因此，宰相制度才逐步发展成一套体系完善、沿袭清晰的职官制度。
宰相制度的滥觞是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并未形成中央集权，政治主体是较为落后的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下严密的等级之分使得一些身在高层的贵族掌权为政。这些贵族多由“巫史”和“公卿”担任，且多世袭，如此一来，天子难以撼动这些贵族的权力，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以一些掌管王室事物的家臣为亲信。
这些人地位较低且与帝王有着亲眷关系。这便是早期的“宰相”萌芽。
到了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遭到冲击，各个诸侯国为了争相称霸以及应对贵族干政现象，多启用家臣和一些有才能的士大夫为政。像早期的管仲就是家臣为相的典型代表。
在春秋时期，宰相在各国有不同的官方称呼：如楚国称为“令尹”、吴国称为“太宰”、宋国称为“太尹”，到了齐国，世人称此职位为“相”。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宰相”一直都只是一个代名词，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名词定位。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称为这类官职的一个通称。
战国时期的秦国最先兴起君主专制的先河，“商鞅变法”确立了“郡县制”，官僚制度得到了确立，各个国家也纷纷开始建立起宰相制度。虽然秦朝最先开始确立官僚制度，但是设立宰相却是诸国当中较晚的一个。
史书上最早记载的一位秦相是张仪，秦武王改置左、右丞相，以右相居首。宰相制度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发展时期，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是西汉之初的丞相制和西汉至东汉的三公制。西汉之初的丞相制度沿袭了秦朝旧制，在前期丞相的权力较大。汉武帝时期皇帝的丞相权力开始衰弱，三公的设立使得丞相职权一分为三，到了汉哀帝，丞相被大司徒一职所代替。西汉之处的宰相制度为国家的大一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其二，是隋至宋的三省长官制。三省六部制度算是中国历史上影响较为深远的官僚制度形态，三省长官制的特点就在于当朝设立三相。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三省长官制是宰相制和官僚制相结合的一种成熟形态。三省长官制为隋唐的证政局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三，是元朝的一省长官制度。门下省被废除，尚书省时设时不设，作为“宰相”形态的尚书省由历代的皇太子继承。元朝中书省统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是明清内阁制度的先驱。元朝的一省长官制是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巩固元朝疆域统一；宰相制度主要是服务于君主专制，因而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
其四，是明代的内阁制度和清朝的内阁军机处。丞相制度在明朝被迫中断，朱元璋罢免胡惟庸宰相制之职，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正言顺的丞相。
到了朱元璋以后的朝代，宰相制度一直处于一个形灭神存的状态。就清朝的内阁军机处而言，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宰辅制度”，只不过这里的宰辅重的是一个“辅”字。当官僚制度异化成一种僵化的状态时，与之同生的宰相制度在这样空前专制的政治大体系下也逐渐走向消亡。
宰相制度的发展离不开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发展，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服务于君主的统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宰相制度其实是官僚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
（1）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封建王朝的弊病
宰相制度的变迁有九成的原因是皇权所致，君臣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说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在这样的君臣关系大背景下，君主与权相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封建王朝的本质是君主专制，从这一本质属性出发细究，我们可以发现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这种高度集权的状态必然会使得其排斥相权，进而排斥宰相制度。
为了谋取最大效益的统治力度，君权离不开强大的组织力量——宰相制度，但是同时帝王又会顾忌这种力量所带来的的不可控力。
一个强大的力量很可能会有后天形成的组织性和自我觉醒，君权顾忌相权的力量，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宰相制度经常被打击复又采用。
（2）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客观环境的变化
宰相制度兴起之初是由皇帝赋权，可当另一波能供皇帝可用的人出现时，宰相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西汉时期汉武帝任用身边的宦官侍人，来达到集权的效果。虽然说宰相制度当中不少的官吏也曾出身低贱，但是此刻这些萌生的新一批政治参与者无形之中成了入侵者。
除此之外，外戚干政、外敌入侵推翻政权等等都作为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干涉和冲击宰相制度，而王朝的更迭、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新兴的经济因素出现等都会影响外部客观环境，当客观环境发生改变，宰相制度作为内部构成的因素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部，猛将必起於卒俉。”宰相之称最开始见于《韩非子•显学》。
这里要指出的是：宰相与丞相不是同一个概念。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最高行政类长官的俗称，他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只有辽代将其作为正式的官民）；而丞相则是一种具体的官职。宰相可以代表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宰相代表的是历代次居于皇权下的一种权利形态。因而，就算是明朝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衔之后，“宰相”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却并没有根除。
宰相制度的运行模式是的稳固的、定向的。
宰相制度就像是河脉主流的一级支流，它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君主，直接对君主负责，掌管文书案牍，算是君王的直系下属；同时宰相制度中也有二级支流和三级支流，这些盘错交杂的层阶都为了站在宰相制度顶端的人服务。
可以说，宰相制度是一个高效便捷的政治体系，其分发处理政务的效能之快，足以帮助皇帝料理辽阔疆域下的各种官方事件。
就“三省六部制”而言，作为比较成熟的官僚制度和宰相制度，三省长官制各司其权，虽然可以加快效能，但是无形中也埋下了积弊和隐患。
宰相制度下的长官权力之大，若集中在一起就是单个的丞相，很可能会威胁皇权甚至一手把控朝政；可当其分为三个或多个时，则很有可能会在内部之间产生分歧，每个职位手中掌握的权力对等，互相消耗，反而会延缓和阻碍正常政务的处理，也有失公正性。
历代皇帝设立宰相，本意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非威胁皇权。但是宰相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存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使皇权受到压迫。正因如此，历代的宰辅制度几经起伏。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立关系，相反，他们是一种相互依存和逆向消长的形态关系。
逆向消长即为此强彼弱，这也是历代关于相权与皇权的一大争论点所在。不可否认的是，逆向消长确实是一种常态，一般来说，皇权得到加强，帝位者势必要从政治角度去削弱掌权的丞相。但就整体发展的趋势来说，皇权与相权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宰相制度会成为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所在。
“宰相之任，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宰相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为了“佐天子”，分封之初凭借着天子所赐予的权力而壮大，如果皇权没落，那么相权也无法立起来。皇帝需要宰相的真正原因是无法遍览政务，皇帝离不开宰相制度，因为宰相制度的存在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所必须的体系。
皇帝和宰相制度、皇权与相权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尽管有主仆之分，甚至历史上出现不少臣子弑君、君王斩臣的事例，但是“君相本一体”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在封建王朝中，君与臣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虽然有阶级上的不平等，但因为宰相制度的作用之大，导致宰相制度成为帝王不可或缺的治国工具。
观其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宰相制度下的具体官衔虽几经变动，但是这个制度形态却一直长存。三公、三省长官、中书令、内阁、军机处......这些官职形态几经变化，实权几经起伏，但只要封建王朝存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存在，那么宰相制度就一定会存在。
（1）由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
宰相制度的内部人员构成有很多来源，通过科举入仕、举孝廉征官的大有人在，但就早期官吏组成状况来看，占据绝大部分的是内官，通俗意义上来讲，就是皇帝身边服务的随侍。他们经历了从内朝走向外朝、参与政务加入官僚政治的过程。
（2）总趋势是压制相权以巩固皇权
皇权和相权之争是宰相制度发展的明线脉络，因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始终为主流，因而相权的起伏最终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而存在的，简而言之，也就是服务于大的政治体系。
（3）宰相的具体职权由实转虚
早期的宰相掌揽大权，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丞相到军机处这一始一终来看，权力是一个不断弱化，官衔不断虚化的过程。虽然宰相制度一直都存在，但因为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僵化，宰相制度也就成了一个空壳，实权被架空。所以说，具体职权由实转虚也是客观环境之下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