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
右起：于光副部长、编写组成员赵培策、老红军绰号“老铁”张修己、新华社广州分社社长宫策。 （照片由赵培策提供）
一九三八年底中共胶东特委成员摄于黄县城。
尹其超
红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颜色，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历史代码，也是中国人民铸就辉煌成就的精神印记。1978年，烟台地委为了抢救胶东红色文化史迹，趁当年的老革命还健在的时机，组织包括我在内的20多人，奋斗3年，出版《胶东风云录》一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为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我整理出《胶东风云录出版始末》《曹漫之的牛气》《大众报和胶东文协》《姚仲明与杨禄奎事件》等采访笔录，作为对胶东红色文化的一次追怀。
《回忆录》出版始末
珍藏40年的《胶东风云录》，金银两片枫叶与红色飘带缠绕的淡黄封面、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黑白照片、闪耀时代光辉的一篇篇纪实，让我的思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革命斗争回忆录办公室，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1981年，《胶东风云录》由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发表由80位当事人署名的60篇回忆文章，是胶东人民用鲜血和激情谱写的一部民族解放的史诗，一部千秋永存的史记。老革命收到我们寄去的样书，从远方来信：“出版《胶东风云录》，完成老一辈的夙愿，从历史角度看，影响非常深远，用革命尺度来衡量，贡献特别巨大！”
1978年，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办公室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光亲自挂帅，出版办公室主任张军具体负责，成员由来自17个县市区的金久刚等20人组成。从各县市区抽调来的人员住在书店二楼大通铺，吃在一楼临时厨房，打了饭就在院子里蹲着吃。3年多的时间里，住在陋室，吃在露天，出发一天补助2角钱，承担查档、采访、组稿、撰文、打印、校对、编辑加工、征求意见、直到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十几万公里的路程，近千万字的资料，100多万字的初稿，800页的成书……
那会儿没有复印机，查到的资料完全靠手抄，笔记总字数无法统计，32开的塑料皮笔记本，仅我自己就写了20本，几十万字。为了节约经费，开始只采访住在烟台周边地区的老前辈。“一一·四暴动”发起人之一张修己，住在烟台市干休所，自然成了我们最重要的顾问。当年，家境殷实的他，经常贴补革命，大家尊称他“老贴”，为褒奖他的坚定，便演绎成“老铁”。老铁带领我们攀巉岩，步仄径，穿过荆莽藤葛，冲破秋雨的迷蒙，收获第一手素材。文字拓展采访，又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写字楼查阅资料……我们采用能收集到的材料，一笔一划书写提纲，完成初稿。这些渗透着我们情感肌理，蕴藏着夜色、月光、眼泪和暖意的文字，还要再由编辑组组长赵子经、出版办主任张军、宣传部副部长于光三级领导审核。每一道工序，都会提不同修改意见。没有电脑的年月，一篇5000字的稿子，改一遍抄一遍，得费多少笔墨？何况每个人要负担近10篇的写作任务。没有电脑打印机，打字完全靠曲少波一个人夜以继日地敲击。因为无法存盘，有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就得重新打印。在油墨味呛鼻的小屋里，上百万字的油印稿，浸透了他多少汗水？初稿定型后，分成东南西北4个小组，撒向全国各地，完成采访、审阅、定稿的终极目标。
出发，乘火车，坐硬板。夜晚，昏暗的车厢里，靠窗的趴在小桌上沉睡，不着边际的前俯后仰地在坐椅上跌佝。住宿，是招待所大房间的上下铺。吃职工食堂糙米饭。采访领导，一时很难约见，只得“常驻沙家浜”，一待就是半月20天。遇上老前辈对初稿不认可，还得返工另写，直到当事人签字画押……当时好多国家*谷牧、许世友都在百忙中接见并嘱咐我们：回忆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编辑部为此下过大本钱，甚至有些奢侈。《胶东风云录》中《峥嵘岁月》一稿，由编辑组赵培策拟定初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加洛审查、修改、署名后，强调“我是县委*”这一点，不能马虎。可是，编辑组鲁涛等人还负责另外关于掖县的稿子，其他老干部说那时的县委*是郑耀南。编辑接触不同的老前辈，对张加洛是不是县委*各持己见，分歧很大。于是，办公室又派出多人落实此事。反馈回来的意见仍然针锋相对，无法调和。地委领导听了汇报，决定向省出版社征求解决办法。出发前，领导让我把两种意见、处理经过，写成书面文字。于光部长、张军主任和我一起到达济南，许平、宋协周两位出版社副总编出面接待，由我书面汇报。两位副总编认为意见写得堂堂正正，同时，强调同一本书，同一个职务，不能有两种说法！出版时间紧迫，继续协调，刻不容缓！当场，于光部长决定派我乘飞机再去北京。那时出差乘飞机是有级别规定的。部长和主任考虑时间紧迫，破格决定送我到济南机场，飞北京、飞上海继续协调双方意见，辗转多次，始终难以协调。无计可施时，我想到“近水楼台”这个词，找我当时在海军政治部任干部任免处处长的妹夫张秀森帮忙，联系当时胶东最大的官——海军政委李耀文。政委听说烟台来的人为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事情求见，答应第二天就接见我。我兴奋至极，当晚跑到家住海军大院的妹妹家，用他们的军用电话向烟台方面请示，领导同意请李耀文政委帮忙，并提出，将“我是县委*”，改为“推我任县委*”模棱两可的话，让政委说服张秘书长接受折中方案。1981年4月21日一早随妹夫走进戒备森严的海军大院黄楼，心扑腾扑腾跳得厉害。没想到，刚到政委办公室门口，李政委马上迎了出来，我的左手提着书包，李政委双手握住我的右手，当时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至今难忘。我向李政委说明事情的原委，请他说服张加洛同意我们的意见。李政委欣然应允帮我们协调此事。和蔼可亲的李政委，让我看到一个干练、潇洒的大首长的不凡气度。4月22日上午7点40分，张加洛秘书长打来电话说：“李政委跟我谈了，我晚上考虑再三，不难为你们了，就改‘推我任县委*’吧。”多年以后，市委党史研究室通过调查、落实，确认张加洛当时就是县委*。
几经周折，《胶东风云录》于1981年10月正式出版。全书50万字，文章的作者都是老革命本人。从前言到后记，从封面到扉页，每篇文章的落款没有我们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连工作了好几年的编辑小组的字样都没有！没有署名，没得一分钱的稿费，没有一张合影，没有一件留作纪念的礼物，班子解散时，出发用的书包，如数缴公。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解放全中国，用生命证明他们是最廉洁的无产者！我们有什么理由为署名、为留影而斤斤计较呢？为出版一部光荣的书、英雄的书、胜利的书付出微薄之力，我们倍感自豪。弘扬红色文化的《胶东风云录》，雄风常在，丰碑永存。
曹漫之的牛气
1978年12月，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办公室于拥勋、綦丕伟、史泽田和我在上海计划采访27人，曹漫之是采访重点，可是他在华山医院住院，不好打扰。出院后工作忙，又迟迟安排不上。那天，我们已经跟上海交通运输局局长王本贤及夫人曲力约好，前往他们住处向夫妇二人分头采访“一一·四暴动”及“胶东兵工厂”的历史，刚要出门，曹漫之打来电话，说：“今天我有时间，你们到衡山路321号，我要跟你们好好谈谈。”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给曲力夫妇打电话，把采访日期推迟。
乘车到徐汇区衡山路，一进门，只见偌大的客厅被两道幕布隔开，曹漫之拉开第一道布幕，让我们坐下。这种奇特的环境，我忽然想起英国影片《雾都孤儿》的场景，心里有些发毛。我们几个大气不敢出，拿出笔记本，准备好洗耳恭听的架式。曹漫之倒是快人快语，用宏亮的荣成腔混合着上海话直述自己的革命简历：“1938年2月，在雷神庙战斗中，胶东特委*理琪牺牲。3月，胶东特委推举我继任*兼‘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省委安排来自延安的王文任中共胶东特委*，我改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政府工作部长。1941年1月，任胶东区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主任，后又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代理主任兼秘书长……1937年12月24日，在特委领导下，胶东人民拿起长枪，举行了天福山起义。那天，天刚拂晓，于得水、柳运光等带着红军游击队，从昆嵛山里赶了过来，与各路人马在天福山会合。理琪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正式成立，一面银色的军旗迎风树起，‘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荡山谷。从那天起，胶东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生存的曙光。”“特委决定，参加起义的全体同胞，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一大队下设3个中队，一个宣传队。动员民众，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抗日为先。三军的大旗，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
曹漫之慷慨激昂地讲述亲身经历，仿佛又回到那风华正茂的岁月。他见我们只知道低头猛记，没有及时和他交流，又直接表示他的不满：“你们要采访我，连采访功课都没做？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还用记吗？”我们赶紧接过话茬：“曹老，您一直站在胶东革命斗争前沿，‘一一·四暴动’前夜，由谷牧推荐，您担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在天福山起义期间，与李耀文一起积极开展联合抗日活动，创办‘青年剧团’，创办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曹漫之听到我们对他的功绩如数家珍，乐得哈哈大笑：“行了行了。我这人不是好大喜功，只是对革命往事情有独钟罢了。”我见曹漫之正在兴头上，也翻开笔记本，讲了一些曹漫之牛气的往事： 1945年，曹老担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我们在档案馆查到的许多文档资料和《斗争》等刊物上都有行署主任曹漫之的签名和文章。1948年，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刘伯承、陈毅领导的淮海前线政策研究室工作，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三大公约、七项守则》等文件。解放上海时，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不入民宅”“露宿街头”，部队执行该指示，至今传为佳话。曹漫之马上打断我的发言：“1939年我任党政军委员会*、指挥部政委。日军占领招远玲珑金矿后，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掠夺斗争。1940年9月，我带领800多人，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将6000两黄金安全送到山东分局驻地沂源。在8年抗战期间，胶东约有10万两黄金送到山东分局和党中央……”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曹漫之意犹未尽，打开灯，拉上帷幕，把大上海满大街的霓虹灯光挡在窗外，他的荣成上海话压低了衡山路上的繁华，屋子里回荡着他铿锵有力的演讲，洋溢着他弥于言表的自豪感……曹漫之的牛气，是一个革命者的自信和大度，正是有了像曹漫之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我们党和国家才会不断高歌猛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大众报和胶东文协
1979年6月15日，新华社会议室门前，像过节一样，老战友几十年后重逢，喜悦、激动、热泪盈眶，握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是我和姜利国参加胶东《大众报》报人座谈会看到的情景。新华社副社长刘敬之、陈伯坚组织《大众报》老报人聚会，凡能联系到的20多人悉数到场。身材魁武、面容慈祥的刘社长和文质彬彬教授模样的陈伯坚，里里外外忙活着召集大家到新华社门前合影留念。合影后，大家很快集合到会议室，依次坐定。刘敬之副社长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词，将我们介绍给大家后，说：“烟台地委要出版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我和陈伯坚商议组织这次集体采访，一方面，大家互相启发，便于回忆；另一方面，我们工作繁忙，很少见面，这也是大家叙旧的一个难得机会。请诸位畅所欲言。”
新华社领导，主动召集（胶东）《大众报》原班人马来京座谈，让我们非常感动。我在刘社长介绍来宾时，记下了一个不算完整的名单：于云先（北京广播电台）、王人三（外交部驻外大使）、王培晋（空政保卫部）、王治本（国家广播事业局）、王璟（新华书店总店）、王挺先（国家计委）、刘汉（军事博物馆）、丛鹤丹（山东枣庄市委）、江波（总政治部）、吕广（石油设计总院）、李善一（外交部驻外大使）、李恕（解放军画报社）、陈志昂（太原市文化局后调中央电视台）、张映吾（世界知识出版社）、贺进恒（第二砲兵）、温国华（军事科学院）、于逢源（新华社）、徐舟力（女，新华社）、邓辉政（新华社）、陈伯坚（新华社）、刘敬之（新华社）……
阳光有层次地由暗到亮，为会议室镀上一片金黄。刘社长回忆《大众报》创办经过，语言亮堂：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胶东人民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艰苦奋斗，人民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中共胶东特委毅然于1938年8月13日创办《大众报》。
刘社长的开场白，打开了老报人的话匣子。国家广播事业局的王治本，对电台工作比较熟悉：1939年，延安成立了党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大众报》电台工作人员，日夜守候在自己装配的收报机旁，带着耳机，从飞过天空的无数电波中，仔细搜寻新华社的讯号。9月的一天，电台葛次元收到了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新闻，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胶东鲁迅艺术学校调到《大众报》编辑部工作的陈志昂年龄最小，工作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在艾崮山前寨村迎来了《大众报》3岁生日，报社电台发报机首次向新华社发出“胶东部队再次解放黄县城”的消息，新华社进行了转发。从此，我们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号令，看到兄弟部队的捷报。胶东抗日力量的壮大，引起日寇恐慌，向“平、招、莱、掖”边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由报社和党校组成的非战斗队伍，在冲出火网的突围中，排字工人王书俭、总务科长刘劲夫回头抢救伤员时负了伤，敌人追上来，用刺刀残忍*害了两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大众报》社不少人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社长阮志刚壮烈牺牲。区党委马上任命王卓青任社长，并指示突围出来的人员迅速集合，3天之内恢复出报。报上发表了一首《劫后》诗：“我们的心，还在坚定地鼓荡；我们的印刷机，又在隆隆地震响。任你们烧吧！*吧！我们是不死的凤凰！”陈志昂的朗诵，激起一片掌声，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新华书店总店经理王璟并未从悲痛中走出来，沉重地谈起印刷厂的变迁：1942年，十几路敌人“分进合击”，采取“梳篦战术”，侵入牙山地区。在一次大扫荡中，《大众报》两天两夜被封锁在火网里，网口收缩在马石山上。危急关头，我们沉着冷静，大部分人巧妙地从网里钻了出去，还有十几位同志被围，在激烈的搏斗中壮烈牺牲，烈士们留下的报纸和发行单据在岩罅间迎风飞舞……陈志昂自告奋勇承担撰稿任务，报业前辈的革命传统，在《大众报纪事》中得以薪火相传，永载史册。
1979年11月底，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可我心里却暖洋洋的，因为胶东文协的两位大人物虞棘、马少波联袂接见我。马老和我从和平里他家出发，一起乘车到香山脚下的军事学院虞棘宿舍。两个胶东文协的骨干，虽然都住在北京，却很少见面。清瘦精明的马少波和矮胖温润的虞棘热情地握手，那真挚的情感，令我动容。落座后，一壶茶，几盏小杯，伴着杯中茶叶的翻滚舒展，两位老人谈起胶东文协的成长历史，一发而不可收……
虞棘虽然腿不太得劲，说起话来，却干脆利落：我今年63岁，少波61岁。我们两个人是胶东文化方面的头头，胶东文协我俩不写，没人能写。我和马少波都在掖县九中读过书，从小一起长大。参军后，我到国防剧团，他在文协主持工作，主编《胶东大众》。我是局部的，他是整体的，来往很频繁。
马少波思路清晰，文协的“春秋战国”，了熟于心：1938年9月9日，“抗日烽火起，文协应运生”，曾成立5个学术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外国语文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文协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学术机构，让我十分惊讶：“战争年代，砲火连天，民不聊生，怎么还有心事搞文化建设？”
马少波脸上堆满笑容，很轻松地为我答疑解难：“人越是在艰难困苦的年代，革命热情越高涨，文协23000多个会员，一手执笔，一手持枪，进行革命宣传，不遗余力撒播文化种子。”抗日歌咏活动在部队、乡村十分普及。出版综合性杂志《文化防线》，创办鲁迅艺术学校，主办《胶东大众》《胶东青年》《大众戏剧》《大众画刊》……开展对敌政治攻势。1939年12月10日，日寇残酷扫荡中，胶东文协会长、大众报社长、宣传部部长数十人与日寇遭遇，壮烈牺牲。当我听到马少波说“《胶东大众》改名《胶东文艺》，订户8千，零销1万2，老百姓爱不释手”时，被深深地打动：“这么大的订数？现在国家级文学刊物都难以达到这个发行量。战争年代，怎么能有这么多人喜欢文艺作品？”马少波自豪地说：“我们的刊物有生活，写战斗故事，写英雄人物，特别是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的事迹，生动感人，老百姓写老百姓，怎么能不喜闻乐见？现在的刊物，脱离生活，不能替群众说话，甚至低俗，谁还去看？”
虞棘深有同感：“虽然这几年我住了10次医院，朝不保夕，但责任心驱使，还写下十几万字的笔记，把胶东文协关于戏剧方面的发展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胶东最早的戏剧团体是李耀文、曹漫之的‘河山话剧社’，之后有‘孩子剧团’‘战旗剧团’‘前线剧团’‘鲁迅剧团’‘民众剧团’，还有各种形式的宣传队。1938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在掖县成立‘国防艺术研究社’，由‘国防剧团’‘海燕歌咏队’‘美术社’三部分组成。转入山区前，我接任‘国防剧团’团长，露天舞台演出《芦沟桥之战》时，把自然景色和舞台上的道具衔接起来——月明，星稀，真有点‘芦沟晓月’的味道。演出歌剧《三世仇》《瞎老妈》时，台上演员痛哭流涕，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口号声震耳欲聋。”
战争年代一切为了胜利，人心齐，泰山移。马少波创作的《闯王进京》，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和党政干部、部队指战员以及老百姓一起观看，情绪热烈，斗志昂扬……
月亮升起来了，茶味渐渐淡了，二老口授心传，把胶东文协的辉煌一次又一次地推向灿烂。
姚仲明与杨禄奎事件
1979年7月3日，党的58岁生日刚过，为访问“杨禄奎事件”当事人，我在北京坐8路车到沙滩站点下，径直去文化部见姚仲明副部长。文化部大院里防震棚没有完全拆掉，办公平房修饰得干净利落。来到姚部长办公室：一张一头沉的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单人沙发，这就是当时一位副部长办公室的标准配置。见到姚部长，递上介绍信，他还没看完，电话铃声响起。接完电话，姚部长面露歉意地对我说：“对不住，临时有个外事活动，你晚上到北京市南河沿晨光街外交部宿舍找我，家里详谈。”
晚上8点，我准时到达部长家里。换上便装的姚部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精神抖擞，慈祥而热情。我开门见山表达了约稿意愿。没想到，姚部长在肯定我们寄来的初稿后，一口回绝署名的请求：“我在文化部，官不大，却整天和美国人打交道，人家看我对过去的事情还怒气冲冲，从外交意义上讲，不太恰当。我署名，组织上也不会同意。”一席话，像一盆冷水浇到身上，我从头凉到脚。
姚部长看出我的失望，马上推荐文化部的纪兆璞写目击记。在写法上，甚至在语言上，姚部长也很有见地：“烟台是解放区第一座海港城市，老百姓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的歌，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就在这个时候，烟台市发生了‘联总’职员史鲁域琪违章开车，撞死人力车夫杨禄奎的惨案。”姚部长好像又进入了那个年代，义愤填膺：“‘联总’的美国人，在蒋管区横行霸道惯了，解放区决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轧死中国工人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当天，派外事办公厅主任赵野民出面，迫使联总代表李普尔交出犯人，由烟台地方法院扣押待审。我和徐中夫副市长召见职工会的代表，签署‘严惩肇事人，安葬死者，抚恤家属，登报道歉’等维护解放区法令的抗议书。
“1947年5月26日，公祭那天，作为主祭人，我宣读祭文为惨死的同胞复仇。公祭后，宣布起灵。卡车载着灵柩，双方代表分列左右，执绋缓行。市民看到市长护送灵车，频频向我致意；特别看到美国人李普尔戴黑纱扶灵，激动地高呼口号，大抒胸中郁闷之气。
“让外国人送殡，在中国是首次。对抚恤金等事宜的谈判，我们不卑不亢，寸步不让。
“临时法庭，安排在市府大礼堂。红色横幅庄严肃穆，凸形横台后座逐层加高，主审官、陪审官、*官、翻译依次排开；台前正厅摆满旁听座椅。法院院长林蔚宣读判决书：判处被告有期徒刑2年，并在《烟台日报》发表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悔过书。”
姚部长意犹未尽：“公审大会后，我走出太平街的市府礼堂，步行到海边，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再也无法平静：震惊中外的杨禄奎事件，宣告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香港通联杂志写文章说，美国人在烟台碰了钉子；中央台广播了对烟台市既不排外，也不媚外的通报嘉奖；战场上许多将领给我写信说：我们在战场上打，你在外交上打，痛快！”
姚部长沉浸在当年的氛围中，心潮起伏。他一个晚上讲的都是“尊严”，我一个晚上听的都是解放区的高风亮节，打心眼里感谢姚部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回忆录提供第一手资料。《胶东风云录》上由文化部纪兆璞署名的目击记《解放区人民不可欺》，是烟台人民扬眉吐气的真实写照，谱写了中国外交史上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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