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孙郁：孙犁的鲁迅遗风（逆世苍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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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百花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书衣文录全编》，在读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书衣文录”作为孙犁先生独创的一种写作形式，历来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喜爱，是孙犁作品中最能展示其学识修养、思想轨迹和生活状态的部分之一。那么孙犁先生何以被称为文学大师呢？今日与大家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老师撰写的一篇关于孙犁先生的文章，或许可使读者朋友获得些许启发。

孙犁的鲁迅遗风

作者：孙郁

一

孙犁的热，在其身后一直持续着，成了文坛的趣话。总结其一生，话题颇为丰富，牵连着文学史诸多神经。他早年文字清纯如童子之音，晚年多了一点旧文人的痕迹，但总体不在士大夫文化和绅士文化之列，有人间的真气。我个人常注意的是，其遗著里挥之不去的鲁迅的那些声音，这成了他精神史的一部分。假如细读他的作品，灵魂深处，摆脱不掉的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主题。理解他思想与审美特点，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

孙犁先生（1913-2002）

我读他的全集，总能碰见其与鲁迅默默对话的地方。孙犁看鲁迅，有崇仰之处，但又不亦步亦趋，知道理解经典的时候也要有所择取，要有相应的距离感。不过，在大多的时候，他是以心仪的先贤为参照，从中获取智性的维度。他的进入鲁迅的世界，恰是抗战的时期，在地区小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四十年代出版了《少年鲁迅读本》，有美质的流动。那时候他看的资料不多，只是据鲁迅自己的文字的串联为文，形成传记，不免单一。但他对描述对象气质的把握，以及心绪的点染，都有味道。鲁迅的存在，在他笔下以童话般的韵律呈现出来，这在后来的鲁迅传播史里，是极为少见的。他还出版了《鲁迅，鲁迅的故事》等书，透露出自己的真爱。他在延安的时候，对鲁迅的认识已经形成较成熟的看法，只是还限于小说美学层面。其创作，不都是鲁迅的暗示，还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子。抗战时期，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在边区普及鲁迅的思想。他在《关于鲁迅的普及工作》里说：

边区已经有许多同志开始鲁迅的研究工作，但我想这种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使鲁迅普及，普及到农村，使男女老幼对鲁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使他们很熟悉鲁迅，像他们熟悉孔子一样（当然鲁迅不是孔子，而我们使他们熟悉鲁迅，也不是叫他们像熟悉孔子那样）。这种认识和熟悉，是要在人民中间散发一种力量，一种打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基的力量。

因此，我们马上就应该开始下面这几种工作：

第一、编制通俗详细的鲁迅传。这里面要包括鲁迅一生的事迹。学术研究，创作成绩，及其人生观，为人民斗争的功业等等。这传记一定要和中国近代史配合起来。

第二、改编鲁迅有名的小说，成为通俗故事或短剧。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其实鲁迅的作品是很大众化的，不过有时在章法上过于严密，或有时用了些古典，在民间阅读，有时还不方便。最好我们把它改编成一种朗诵小说，能随时讲述朗诵，使妇孺也能懂，但不能过多损害原作的精神和艺术性。

第三、鲁迅一生，对大众文艺努力的成果很大，并且替后来者规定了方向。如对神话传说，新文字，木刻画。我们要把鲁迅的这种精神和成果告诉大众，使大众自己来继续这种工作。

我们要把鲁迅的精神，广播于华北的农村……

孙犁：《孙犁文集》（补订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这是边区鲁迅传播的最为恰当的办法。他自己就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那前后，写下了《人民性和战斗性——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等文。战争期间，鲁迅给他是洞穴里的烛光般的温暖，他对鲁迅的读解与那时候的需要有关，而进入其世界的均为鲁迅明快的思想和现实情怀的部分，这些都抓的很准，其认知的深切，在那时候是极为难得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孙犁对鲁迅的理解都放置在与文学、历史、现实对话的层面上，所写的专门研究文章数量可观。但大多数散在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和随笔之间。直到晚年，鲁迅的话题从未中断过。鲁迅对于他，不是学术的话题，而是生命的话题，从未想做一个研究家，也不甚关心那些八股化的学术研究。我们从他的短篇文字里，零零碎碎地可以看到一些对鲁迅的议论，多有灼见，流动在文字的血液里。现代作家，忠实于鲁迅传统的，他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晚年的孙犁，阅读趣味与写作趣味都有变化。批评性的小品多，且按照鲁迅的书单购书，在知识结构上去贴近自己的心灵导师。文字肃*老到，有峻急的美。但一面也带有京派文人的趣味，只是价值观与其有别罢了。他最后一本书，把自己定位成战士，恰是他的精神的写真。鲁迅的战士形象重叠在其心绪里，有了一种悲凉的美。

从气象上来看，孙犁文章的规模与厚度都与鲁迅不在一个层面，但形成了自己的特质。他文章的律动和情思，得先人精华之处颇多，实可看出彼此的近似之处。他们都有济世的热情，但一面也多孤独的忧戚。他们都不在流行的地方出没，而清醒里的冷静超越了时代。越到老年，他的文章越带有鲁夫子的痕迹，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遂自成一格，独步文坛，于津门散出无量的情思。因为有了他的存在，左翼文学的丰厚性得以延续。

二

孙犁佩服鲁迅多个方面。他在文章学层面把握精华，是别人所不及的。唐弢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强调研究鲁迅词章的价值，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的研究者，在此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多。而孙犁一生在此领域的讨论，不仅上升到学理层面，也在小品文的写作里呼应着相关的话题，以致带有强烈的感觉。

1939年，他在《论通讯员写作诸问题》，把鲁迅的文章看成热的文章，是与现实交织的存在。文章不能回避问题，是作者的要义之一。他不止一次谈及写作与现实对话的价值，且从《呐喊》《彷徨》《热风》里找到依据。1941年，他在《文艺学习》的小册子里较全面展示对文章学的看法。这里没有士大夫的痕迹，连俄罗斯文化的八股气也没有。孙犁写这一本书，对文章结构、人物、内心、语言都做了会心的阐释。其逻辑出发点，建立在鲁迅的文学观念中。在他看来，鲁迅作品以下内涵值得研究：

一是直面的精神。《文艺学习》谈及鲁迅精神的特质时认为，鲁迅文字对于民众的唤起，是他纲领性的存在，一切都围绕改造社会来做的。

二是人物形象折射出社会的问题。在分析《阿Q正传》时，看到内在的话题已经不是自我精神的表达，有民众的意识，瞭望的是广阔的空间。

三是语言简约而传神，有民间口语，有外来语，也有古语。但最终还是中土性的表达。

四是结构取舍的得当，在没有规矩的规矩里形成文章的脉络。《孔乙己》“结构粗看起来没有什么，自然得很。但细研究一下，便知道了那艺术的严谨。”

孙犁在这一本小册子里，从文章学的笔调从容到来，以鲁迅作品为例，写得洋洋洒洒，有内在的韵味。就文章学的理路来说，是五四后新文学观的总结。新文学的经验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一贯到底的气脉。旧文人气和书斋气，在其文字里是稀少的。

从他对作品的感觉看，是小说家的感觉，起点来自五四白话文的传统，但偏于写实的精神，除了果戈里、契诃夫、普希金的小说作为参照外，主要得自于鲁迅的小说、杂文的经验。这显得有些窄，不及茅盾、郁达夫谈论文章时候的古今中外的驳杂。但恰是这一单纯，使他直接衔接了五四的精神，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鲜明的位置上了。

此后，关于鲁迅的论述文字越来越多，他勾勒鲁迅作品的精义时，有许多妙悟。这影响了他的文章观念。比如，鲁迅的文章特点是“新鲜”，概念来自《中国小说史略》的启发。用到鲁迅那里，就觉得恰如其分。其二是简约，文章不必写得满，要留有余地。“写作，要想得多一些，写得少一些，我们的毛病是写得多一些，想得少一些”。启发来自鲁迅的杂文。其三，驳杂，以《故事新编》为例，“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这种感受，有对妙不可言的审美形态的会心之处。对于文章与作品的内在性的把握，可谓十分到家。

但他对鲁迅的定位，不是知识分子的话题，而是革命的话题。当学界和批评界强调鲁迅的翻译、编辑、个性主义的时候，他则侧重从革命的层面理解鲁迅，并且将自己从事的事业当成鲁迅遗产的赐予。他说：

鲁迅回忆的，写的，是战斗动员的时代，我们是处在战斗正酣热的时代。在鲁迅的作品里，我们常见那些被旧社会毒害的，带伤疤的，疯狂的，多病的人。常见寡妇孤儿。这些人辗转在痛苦里，生活在麻木里。而今天，就从我们的《冀中一日》看，也有了海中波光，天空星云一样多的新的人群。这些人辗转在战斗里，生活在理智的欢快里。

这就是一个飞跃。当然，其间流了先烈的血……

到了1949年，他在《人民性和战斗性——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里写道：

不能把先生的工作，局限在“思想”里。不能把先生的工作只罗列为创作翻译，印书编刊物，培养青年作家和关心木刻运动。

我们应该记起：在段祺瑞的黑暗时代，他怎样声援了“三一八”；在蒋介石的漫长的血腥统治年代，他怎样声援了革命人民；他怎样亲自到德国领事馆，抗议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残暴；他怎样号召了人民的抗日战争。

先生不只是中国人民革命文化的伟大启蒙者、思想家和作家，他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坚强的旗手和严肃的战士。

这是孙犁的鲁迅观的逻辑起点。文章学的美质都附在后面。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的统一，在孙犁看来才是伟大作家应具有的品格。明乎此，我们才能对他的鲁迅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管后来的状态如何变化，都没有离开这两个层面来思考问题。

三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给他带来了欢喜。但新生活并非所料的那么顺利，而自己的写作，依然在顽强进行着。这个过程，他却与主流文化，有着小小的偏离。

从《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可以看出和周围语境的差异。小说延续了早年写作清晰的风格，童贞般的生命感受不减，有文人本色的存在。《风云初记》写抗日的故事，人物是活泼的，战争年代的不幸以及百姓反抗的意志，都逼真地跳在眼前。他回忆那段历史，以生命之笔为之，曲直之间，大爱的情思弥漫，被撞的感觉笼罩在作品之中，那段时光对于他来说，不是夸耀的资本，而成了生命旧迹的一种回溯。但这种回溯多个体化的内省，看得出是红色小说里异样的存在。

孙犁：《铁木前传（纪念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易代之际的文化，对于士大夫和绅士阶层而言，有着痛楚的过程。胜利者是难以意料于此的。但孙犁与别人不同，革命胜利后，他的快慰之日很短。自己的趣味在审美的世界里，对外在的利禄是不屑的。这使他没有进入权力阶层，还保存着战争年代业余创作的状态。

1956年，他因身体原因而退出文坛时间很久。他的病，使其远离了政治漩涡，有了冷思的时间。当全国在政治运动的狂热里的时候，他却在冷寂之所煎熬着自己。不久就是“文革”之变，精神仿佛进入炼狱。这使他对生活的看法有了一丝变化。《彷徨》《野草》里的意象一再进入其世界。鲁迅的另一面，不经意闯进他的世界，给了他诸多的暗示。也因此有了全面对话的机会。

从那时候留下的点滴文字来看，孙犁早期清秀、明快的调子被有忧郁的低语代替了。用自己的话说，由相信人性善，转到人性恶的观念里。但依然保存着残梦，苦苦挣扎于灰暗之地。我们看那时候留下的《书衣文录》，是文化萧条时期的自我吟哦。几乎没有光色，一切都在黑暗里。他在旧书的书衣上面涂涂抹抹，释放郁闷。自己与自己对话，心绪浩茫，凄苦无边，仿佛在地狱里煎熬。家事、国事均系文字之间，绝望和不安以及不甘于死灭之情弥漫在文字间。那些文字，多系借书而谈己身经历，或涉琐事，或旧事片段，古人之迹，今人之想，碎片般闪在字里行间。“文革”文网颇广，几无喘息的空间。他的书写，压抑得不行。1975年11月22日，题在《茶香室丛钞》上的短语颇值思量：

昨日清晨，将所养小鸟一只，开笼释放。彼将奋志飞去，不失方向，寻得山林同类乎；或将遭遇强暴，冻死中途乎，余不得而知矣。总之，彼已结束一次网罗之惨祸，牢笼之悲苦矣。笼居，日有饮食，且免猫噬鹰攫等危，然彼固不愿也。同群之思，山林之想，无时不萦于怀。每闻同声，则啾唧触笼以求之，状至可悯。今一旦自由，虽死不反顾。余知其必能归至旧巢，迎日光而鸣也。

孙犁：《书衣文录：手迹》（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孙犁：《书衣文录全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内页

词语间处处有埋伏，笔笔带隐喻，其心求得解放之想，历历在目。同年底写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书衣的文字则显得极为感伤：

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所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矣。鸣乎！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

我们在这种心绪里，读出在苦海里的不幸。自此之后，文章风格为之一变。平淡里多了沉郁之气，古风里的惨烈之意缭绕，令人想起《野草》的诗句。这里是一个受难者的低语，好像进入安德烈夫式的抑郁之境。

战争年代，他的写作是为人民而歌，有自愿的冲动和自由。“文革”则反之，思想被囚禁，恶人主导着文化。这使他意识到鲁迅当年内心的灰暗与复仇意识的根由了。

“四人帮”垮台后，孙犁一度心境颇好，但不久又进入困顿之中。诸多杂音混入文坛，他多有不适，与时代的隔膜越来越多。直到九十年代，忧郁的文字不仅没少，且不断环绕着周身。他与人论战时，勇气不减，而面对自我时，悲楚的意味又暗自袭来。于是常借花鸟草虫，寻找隐喻。对英雄的悲剧，有切身的体味。他将自己一生最浓厚的意识，归为“残破意识”。战争时代的故土残破，“文革”的精神残破，后来的婚姻残破、亲情残破。意识到此点时，鲁迅的挣扎感和反抗理念，被其不断召唤。既然我们在并不圆满的世界里生存，而寻路的过程，就是舒缓苦闷的过程，也是对美的追求的过程。意义也恰在那个漫长的、没有终点的跋涉之中。

不拥有完美而直面残破，恰是鲁迅给他的启示。所以，在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上，他永远是低调的，既不去搞宏大的叙事，也非自占山头。拒绝热闹，抵挡虚名，远离世俗之乐。于是就把自己放逐到荒原里，独自对着沙碛、枯谷，以带血的声音瞭望苍穹。而有时，我们又像听到夜莺般的吟唱，慢慢的节奏里，给无聊的夜以暖意。

在许多文章里，他一直认为，离热闹的地方远一些，才会另眼看世。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里，他说：

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以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

在话语的中心，好像不宜找到自己。鲁迅如此，孙犁亦同。有人找他帮助影响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他回信说自己与人不熟，文化机构成了衙门云云。他不止一次批评那些图解政治的时髦的写作，一位不过速朽的东西。他的例子是，像萧红这样的作家所以独特，是因为与主流有一点距离，乃同路人的表达。在革命最激烈的时代，鲁迅何以没有翻译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而是选择了同路人的《竖琴》这些有艺术技巧，与革命略有距离的文章，孙犁的理解很独到：

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则从1929年开始。此时，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曹靖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创作经验，注意技巧，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只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感人更深，对革命也更有益……萧红的作品明显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当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

孙犁对萧红的作品极为认可，认为其迷人处是赤诚，不自欺欺人；“她初期作品，虽显幼稚，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本性，是有革命的倾向的”。这些话，似乎也有点自况，心心相印的地方很多。中国文人的本色，乃在于安得寂寞，甘居边缘，而心却拥抱着大地。古人的经验证明了此点，五四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些。

看这些感悟，无疑都牵扯着鲁迅的传统。他也因此深味鲁迅之为鲁迅的内在原因。

四

我个人喜欢他晚年的文字，因为阅世深者其质也真。那里已经没有简单化的生命叹息，在苦味里依稀留着旧梦。经历了大病与离异之苦，于人于世，殊多体味，内觉之丰富，已非战争年代可比。这些有许多留在《芸斋小说》里。

《文虑——文事琐谈之二》说：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芸斋小说》是晚年孙犁审美意识的一次跃进，其品味依然有旧时的印记，而多了鲁迅式的苦楚。鲁迅小说写了畸形的人生和失败的文人，天地是灰色的。孙犁的《芸斋小说》写“文革”悲剧，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题旨。他的挫折感、失败感，以及死亡意识，那么浓烈地汇聚于此。

许多作品都真假难辨，他与鲁迅一样，用反小说的笔法为文，别有一种味道。小说写疾病、天灾、人祸、死亡，惨烈之极。他学会了对恶人的打量，描绘了诸多畸形的人物。上至高官，下逮平民，丑恶之间，人世明暗变化，悉入笔端。

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失望之情多流露在《呐喊》《彷徨》间。阿Q的革命，魏连殳的遭遇，便是一个时代生活的注解。《芸斋小说》乃“文革”命运的再现，作者所写《小D》，令人想起《阿Q正传》，只是内涵不及后者幽深，而意蕴暗袭其风，都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文革”来了，地痞流氓成了造反者，沉渣泛起，小D由底层工作人员一跃为革命者，掌权害人，卑劣之状可叹云耳。孙犁说：“过去之革命，为发扬人之优良品质；今日之革命，乃利用人之卑劣自私。反其道而行之，宜乎其为天怒人怨矣”。《小混儿》写一个社会底层的流氓气的人，将品性里的贪婪、浑浑噩噩，写的颇为传神。鲁镇、未庄的影子飘忽其间。《罗汉松》对于一个从革命队伍中来，在运动中左右逢源的人进行了形象的勾勒。主人公取媚权贵，随机应变，在现实里得到实惠。但人性全变，已无纯然之色。游戏人生与游戏政治，乃精神的堕落。孙犁叹道：“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对一切丑恶，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他对人间百态的泾渭分明的态度，于文字间清晰可辨。

《芸斋小说》感人的地方，是失败感的表达。小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或可当成自传，亦有借幻影为实意之旨。叙述者我，没有完美的生活，妻亡，再婚而又离异。被革命者专制，几无自由之所。《言戒》写言多有失，自己被批斗的苦相；《亡人逸事》有家庭变故之痛，无奈之音缕缕，是苦味的流转；《还乡》乃失落之行，一个革命者回到故里，却没有快意的留存。“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孙犁对古意的另一种表达，深得俗世要义。《续弦》不怕家丑外漏，已身不幸，一一道来。失败的婚姻，也只能安之若命。不过，在一些文字里，依然存留他早期作品的爱意，在那些昏暗的天地间，美丽的花草令人心动，给无趣的时代些许有趣。《颐和园》描绘了自己养病期间受到友人的关照，《无花果》虽说是人生际遇的一个错位，而含的暖意是绵绵的。在无爱、无光的岁月，偶有温情飘来，都可以喜之、记之，聊备存照。这是怎样的无奈呢？我们于其不幸的文字间，看出那未被摧毁的爱意。《三马》的结尾云：

芸斋主人曰：鲁迅先生有言，真正的猛士，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余可谓过来人矣，然绝非勇士，乃懦夫之苟且偷生耳。然终于得见国家拨乱反正，“四人帮”之受审于万民。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此所以于昏眊之年，仍有芸斋小说之作也。

读这本小书，看出命运悲剧里的奇光。鲁迅以来，有思想，有使命感的作家，一直困扰在善恶的主题之间。因善获恶，或因恶获善，或无辜中被假善真恶所误，或困于真善假恶之中。孙犁在小说里学会了以复杂之笔，写难解之世。老到的文字，有逆世之音。在人妖混杂的地方，不阿世，去伪调，远利禄，以绝望之笔写希望之声，那也是鲁迅传统的再现吧。

五

晚年的孙犁，读书与写作，越来越带有京派的味道，其小品散文，直逼知堂，学识与诗意兼得，杂学与杂思同在，确为书林中难得之文。有人说其系左翼里的京派，怕是不无道理。不过，读书的趣味虽有苦雨斋的痕迹，但其调与京派诸人大有区别。倒是鲁迅的读书经验，在他的文字间得到延续。

他按照鲁迅的书单一部部购书，对野史、杂著渐生兴趣。买章太炎遗书，不忘鲁迅的遗训；读《世说新语》，引《中国小说史略》之语解之；览《流沙坠简》，有《热风》里的智慧；讲《蜀碧》《蜀典》，念念不忘的是《且介亭杂文》里的评点；阅《沈下贤集》，以《唐宋传奇集》对之。这种读书法，看出先贤的影响力之大，一面也多了他人所没有的感觉。鲁迅国学知识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涉猎。自己对古书的喜爱，受到鲁迅的提示很多，乃至有迷信的地步。《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账上，没有它。那是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本书，对它又有些好感，一一给它们包装了书皮。

由鲁迅的经验而进入传统文化里，这在作家中不多。孙犁的书，一部分自己所购，一部分为朋友所赠。在大量的书话里，他对非儒家的、乡野气的书很是看重。比如汉代造像，为鲁迅所喜，暗自揣摩，多有心得。《题<南阳汉画像汇存>》云：

南阳为刘秀发祥之地，贵族多，墓中多画像，然此等像皆刻于墓内柱、梁、门、楣之上，石料粗，故刻画亦多粗犷，不清晰。而如武梁祠堂之画像，则作于石壁之上，石壁平整，故画亦细而清楚。这点知识，亦得自鲁迅写给王冶秋的信中。一九三五年，王氏为“饭碗”奔走，当无意于考古，然受先生委托，不得不全力以赴，完成任务。解放后，王氏领导国家考古事业，任文物局长，其知识之源始，也应归功于当年鲁迅先生的熏陶吧？

夏中无事，翻阅汉画，仅记一些心得如上，也是纪念鲁迅先生，为学博大精深，一言一行，无不惠及后学也。

因古书而念及鲁迅，又由鲁迅而想起己身，遂浩叹于文。这样的例子很多。《宋西安遗翰》云：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装。

此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印刷精良，为当时先进，鲁迅曾称许之。

故园小时，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

我以前读他的书话，觉得在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杂趣和杂识均在，苦雨斋的影子是有的。但细读其文本，则看出不然。他讨厌知堂的平淡，虽然并不拒绝其文本，而内心则对其颇多拒绝。1987年1月，他在《知堂书话》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刘宗武赠。书价昂，拟酬谢之。

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

文中所云“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恰与鲁迅相反。鲁迅的文字是有感情，有冷暖，有是非，有批评的。这也是孙犁的追求。在周氏兄弟之间，他的取舍分明，不像学界那样，有折中的苗头。这是惟有战士才会发出的声音。在他那里，读书与读人，乃至人生，是一体的。在益智的同时，还有价值态度，就显得很是特别。我们由这些文字看，面上仿佛京派的闲适的笔触，实则革命者的谈吐。他在进入学术的殿堂的时候，没有忘记的恰是自己的民间本色。

六

有趣的是，孙犁是最早从知识结构入手讨论鲁迅精神特质的人之一。经历了大苦楚，他对鲁迅的复杂性也有了深入体味。鲁迅四位的特点在他那里被渐渐消化和理解。他意识到鲁迅表达的语境的特定性，离开特定语境，就难以理解先生。比如，鲁迅说要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是针对复古主义思潮的，但没有古代文学修养，大概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能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再比如，有人写杂文，都是鲁迅的腔调，却不知那就把文章之道搞窄了。文章的写法，要像鲁迅那样广采精华，古今中外尽在眼中。但一味模仿鲁迅，那其实在创作上也远离了鲁迅。

孙犁不喜欢拿鲁迅的语录作为教条用之。比如关于古人的文选。鲁迅主张多看全集，不必信文选。孙犁认为颇有道理。但对于一般读者而习作者而言，选本则很是重要。他也并不都随着鲁迅一个调子唱下去，有时候也看出鲁迅判断人与事时的失误，《文林谈屑》云：

鲁迅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制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

如何看鲁迅的遗产？孙犁取其大者而用之。他特别留意人们对鲁迅的评价。优者贤之，劣者排之。不以名气大小为据。1990年，在看到郑振铎、夏丏尊、郁达夫、林语堂回忆鲁迅的文章时，他说：

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这很有点科学求是的态度，眼光是敏锐的。孙犁也有对鲁迅捍卫的文章，这些都来自自己的学术判断，很有力度。《散文的虚与实》说：

一些理论家，热衷于西方的现代，否定“五四”以来的散文，甚至有勇士，那鲁迅作靶，企图从根子上斩断。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实他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流派、现状、得失，就真的那么了解吗？也不见得。他们对于中国的散文传统，虽然那样反感，以斩草除根为快事，但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非常无知和浅薄的。人云亦云，摇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

较之一般的鲁迅迷，孙犁有他的克制和理性。他对鲁迅精髓的把握，是文章家与思想者才有的气象。在《无为集·谈杂文》中，他说出自己心目中鲁迅，以及如何能够成为鲁迅那样的丰富的人的道理：

学习鲁迅，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他的思想，他的变化，他文化修养，读书进程，他的行为实践，他的时代。

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也不能从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叶，贴在自己的著作、学说上。比如“改造国民性”，如果认为我们的国民性，一无是处，而外国的国民性，毫无缺点，处处可做中国人的榜样，恐怕就不是鲁迅的本意……

这样的话，学界那时候很少有人谈及，尤其是鲁迅四个方面的精神。这是知人论世的本领，看到了鲁迅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维度，在动态里把握鲁迅的思想，不是人人可以意识到的。

从留下的文字看，孙犁身上的鲁迅遗风很多，这些都被他个性化地呈现在短文里。比如敢于说作家的缺点，即使朋友，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八九十年代，他有过一些笔仗，对不同的观点直陈己见。虽然观点亦可商榷，但真意在焉。拒绝私情，坚持不为人作序，不写应酬文章，不题词。“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 ”。因此得罪文坛，得罪老友。他最后一本书《曲终集》的后记，似乎也染有鲁迅遗嘱的气味，“一个也不宽恕”的勇气仍在：

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孙犁：《耕堂文录十种：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不管从哪个层面看，孙犁都可说是鲁迅的知音。他的内觉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暗合，气质也有交叉的地方。战士鲁迅于战士孙犁，是在一个逻辑的延伸线上的。只不过鲁迅的西学本领他无法企及，那是时代环境使然，无可奈何。就少了鲁夫子的狂狷、深广，和阔大的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语境。比较二人，鲁迅古今情怀里有中外思想之辨；孙犁则得其前者而续之，少了后一个维度。鲁迅之后的作家，能有这样丰富的维度者不多。孙犁知道自己的限度，故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写作，不求完美，而人格不倒。这也可看出鲁迅遗风的另一种。从革命的路，到鲁迅的路，孙犁找到了一个交叉点。此点衔接了历史，也衔接了现实及艺术的美质。我们这些后来者凝视与此，确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