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年正月十二，说点文化人的小众话题吧。
众所周知，写作是艰辛的脑力劳动，还伴着苦役般的体力劳动。有哲学家言：“一张白纸，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非一般人能为。”是的，真正有责任感的文学家、艺术家被称之文化一类人，应是站得高、看得远，引领社会向前！因此，看一个国家的兴衰，首先是看其文化的兴衰。但是很多时候“文化人”也有很多无奈......
吴晗先生撰写的《朱元璋传》中评价，大意是：朱元璋是位思想集中，有韬略，判事准确、决断，有主见之君王。是位聪明有远见，神威英武，收揽英雄，平定四海，求贤若渴，重农商，兴都礼乐，褒节义，崇教化，制定各种适宜法规，自古前所未有。但是武将出身的他，性格暴戾，晚年偏好*戮，使得一代开国元勋很少有善终的，这是他的缺点。
笔者试举例，史*载，中国古代有不少料事如神的军师，其中有两位特出名。
一位是三国的诸葛亮，另一位就是元末明初的刘伯温，他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朱元璋手下第一谋臣，料事如神，而且他还通阴阳，打仗时常呼风唤雨，和诸葛亮借东风一样神奇，可谓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朱元璋曾三顾茅庐邀请，第一次去，刘伯温正在看书，朱元璋说明来意，刘伯温头都没抬，让他回去了。
朱元璋想难道是嫌我太小气了吗？过了两天又去了，这回带了五百两黄金和若*珠宝，而这次连大门也没让进，只说了一句，我刘伯温什么都不要，只要一张白纸。朱元璋丈二摸不着头脑，次日无奈只带一张白纸去了。这一次刘伯温却一反常态，热情地把朱元璋迎进屋内，商讨天下大事，并在白纸上写了十八条计策，自此才归顺了朱元璋。后来他帮朱元璋平定了天下，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性情暴戾，开始大*功臣，对刘伯温也失去了信任。刘伯温说话做事陪着小心，因忧虑多病在身的他，恳准回乡养老，但前脚走，后脚朱元璋就派其家乡地方官安抚慰问，今送食物，明送布匹绫罗，搞得他如坐针毡，生怕皇帝怪罪不知好歹，无奈回乡不到十天，便辞别重返都府南京。
首件任务就是让查勋贵们以权枉法的事情，这烫手山芋不接又不行，查后得罪了一批的勋贵。在朱元璋去黄山休养期间，指示宰相胡惟庸带太医给刘伯温看病，岂料，忌恨刘伯温查派系的胡，竟胆大包天将其汤药内下毒。“多行不义必自毙”，胡日后被绑到郊外树旁，让马蜂蜇死的更惨。求退隐不能，求平息勋贵不能，那么这一世英名到头来，也只有死的下场了。这是历史上文化人走踏上仕途的刘伯温无奈与悲哀。
再说明朝大名鼎鼎风流才子唐寅年轻时已认识的文徵明(1479—1511)。
二人不仅同乡，而且同龄，因此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文徵明的家庭背景和性情与唐寅刚刚相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小时候并不聪明，七岁才能勉强站立，十一岁方懂得说话，也就开始上学去。文徵明或许只是比较迟熟，入学之后学业便有长足进步。父亲的期望，加上自幼被儒家思想熏陶，他一心要考取功名。他在十九岁时考秀才，结果得第三等。可惜他后来在科举中很不顺利，二十六至五十三岁期间，他考了十次乡试仍没有考上，之后得到同乡士大夫举荐，以诸生身份入翰林院。
经历多番挫折，文徵明未有放弃经世致用的理想，虽然已经五十四岁，既然出现转机，便怀着雄心壮志进京。文徵明的官场生活不怎样如意，特别是“大礼议”事件之后，他对新立的世宗(1507—1566)十分失望，又眼见许多官员因这事而遇害，使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残酷，对政治心灰意冷，于是决定辞官归故里。文徵明在北京任职只不过短短三年又九个月，但这段经历却使他原来要施展抱负的志向，给淘洗得一干二净！自此，他便潜心于诗文、书画创作中。
文徵明在北京期间甚少绘画，纵使偶然提笔，也画得很简略，大概是因为给政务羁缠，根本无暇创作。回到江南以后，他把内心的积压化成创作动力，绘画的山水风格出现变化，画面呈现的皆一片幽深繁密的景象，画工严谨细致，可见文徵明晚年深深专注于艺术创作。
绘画《千岩竞秀》和《万壑争流》时，文徵明已经达八十一岁高龄了。画题是配合东晋顾恺之(约344—405)游会稽山水后留传下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诗句，所以两幅画是“姊妹作”，而且构图相同，皆采用“S”形布局，并绘画在又窄又长的纸上。不过两画的内容却不同，《千岩竞秀》以山为主，《万壑争流》则以水为主。我们细心欣赏《万壑争流》，画中河水依相对的斜向方式交错争流，中间夹杂着沙渚，使顺流而下的河水泛起汹涌波涛，予人一股震撼的气魄，让观赏者仿如参加了一次惊险的激流旅程。
到了画面的最下方，河水开始归于平静，有几位逸士穿梭其中。这样看来，这幅画就如文徵明的生命写照经历多次考试失败，被举荐，如愿任官，对政治彻底失望，辞官，回到家乡——恰似画中的布局，经过河水回旋激荡，波折重重，最后还是过着简泊安然的生活。
文徵明的生平可说是明代江南“失意文化人”的代表，特别是在当时全国文化、经济重心的苏州，富有的家庭和官宦之家都会想尽办法给他们的子侄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考取功名，从而光宗耀祖或是延续家族的名望。在这种家庭出身的读书人，自然会把科举仕进作为目标，勤奋向学。虽然如此，当时的科举考试竞争却是如此激烈，士子在试场中屡次失败的情况实在普遍。即使幸运地通过考试，也不担保在明代混乱的政局中平步青云，结果有的像文徵明般失望而回，有的更成了官场派系倾轧下的牺牲品。
其实历代文化人的悲哀在于许多作家在寒冷中，都比常人多有一件棉袄穿。而出路，也在于他们都在寒冷中，那些多穿一件棉袄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今日的文化人走出困境、发声出名更为很难。
这缘由来自两个起源点，一是伟大的文学早已瀚浩如烟，该写的似乎已被前人写出或写尽；二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产生于适宜它产生的时代里。而当下，这时代属于网络与科技，属于别的什么，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与配角，而非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7、80年代那样儿，文学是世界舞台上的一角文化立柱和主演。
除非天才才可以得到上天之眷顾，写出逆世横生、惊天动地的伟大作品来。
全球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了，如今的现实和状况，是笔者说的难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吧。世界文学已经有了19和20世纪200年一整体的光耀与辉煌，人类历史已经对的起文学了。余落作家该做的事，就是尽力要把配角演出光彩来。在许多的小说、电影、戏剧里，配角的光彩是胜过主角的——我们不懈不懈地探求和写作，大约也就是为了这点意外吧。为了意外的伟大而写作，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主角终归是主角，配角终归是配角的扮演和历史分工这当儿事。默认文学的边缘不是一件坏事情，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作家仅仅是作家。知道作家在这个时代里，他（她）想干什么和他们只能干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到来也是人类浩劫之余文人发声的契机。
它果真如不该有的一场战争却又突然枪声四起样，不光是国内，乃至全世界，都一步步地被拖陷入了这场灾难里。疫疾和死亡的劫难宛若海啸的中心朝着四周和世界推延和卷袭。人类可能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来证明“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荒谬与倒错，永远都是人类史的一部分。在这荒谬与倒错中，逝者的生命还没有闭上眼，哀嚎的哭声和眼泪，都还漫滚在城镇的街道和乡村百姓的屋檐下。数万的医护人员们，抛家离子地轮番着朝向疫情地奔涌去救治。在医护人员用生命抵抗疫情和死亡时，许多医护人员自己也成为了逝者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说，无论疫源的起点在哪儿，整个社会很快结为一体了，仿佛一片散柴被迅速捆绑在一起燃烧着。因此间，人性的丑恶如潮柴黑烟在我们中间缭绕和漫卷；而人性的光辉与纯正，也如耀眼之火光，温暖、照亮着世界、天地、人群和一个个民族最民间的根须和草芥。
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力量吧。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之望吧。
在这之力、之望间，在文学淡远与疫劫切近的激荡处，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学面对汹涌袭来的浩劫的力量。因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里，民众再次体会了包容异音的重要性。也再次用生死去证明文学的力量。这也是“浩劫余生”文学之特色。
因为战争、有以命相搏的战地记者在，创造了无数真实文学奇迹。
在战争和疫劫到来时，是有文化人甘愿成为“战士”和“记者”的。他们的声音会比枪声响得还要远。那异响的声音许多时候能让对面的刺刀收回去，让对方的炮声哑下来，如同伊萨克·巴别尔和海明威，诺曼·梅勒、辛格和奥威尔。不是说文化人一定要在战争中成为记者才是好作家，而是说，一个作家在战争中看不到死亡、听不到枪声是多么残酷、荒谬的事。甚或说，他明明看到死亡了，听到枪声了，又要把那枪声说成是凯旋将至的鞭炮声，那将是更为荒谬得比战争和浩劫更为可怕的事。虽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过“上午战争爆发，下午去洗澡”，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是对荒谬最为敏感，并真正写出荒谬的人。而我们，却往往是会把枪声当成鞭炮的人，甚或会拿起自己的笔，去证明荒谬的正常如枪声确实就是鞭炮声。
没有谁有权利苛责在一片哭声中，有人成为呐喊者和振臂高呼的人；也不应该苛责在无数真相不明时，就有诗人、作家、教授和知识分子在道德评判的选择上，早早地宣告了他的选择、立场和判断。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理解作家有时候怯弱和无奈，一如南极羸弱的企鹅们，只能在寒冷中才可以活下去。这也就是文化人的境遇吧。
境遇往往决定了作家与作家、文学和文学的高下和截然之不同。伟大的作品本身就一定是在“特殊场景”下的异音。没有异音就没有文学吧，更别说会有伟大作品了。允许异音的存在远比意外产生了一部、几部伟大的作品更为急迫和重要。没有人能理解作家的无力、无助和无奈。也没有人能理解文化人并不十分珍惜和需要你可以那样、我可以这样的包容和自由。
人类都有天冷了大家都冷，天暖了大家都暖那众皆同一之心理。
然而真的能众皆同一吗？就文化人、文坛这一散淡的群体言，事实是在寒冬真的到来时，真的天冷了，我还比你多一件人家派发、奖励的棉袄在身上。这也就是文化人和文学的微妙、尴尬和悲凉。因为在一片真真正正的寒冷中，大多文化人都还比别人多着一件御寒的棉袄哪。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到了前线和战场上。
都像巴别尔、海明威和奥威尔一样在枪声中、战场上也还握着笔。但我想，每一个写作的文化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如果没有当过兵，他如何去写《战争与和平》？雷马克没有在一战中参战并负伤，他如何去写《西线无战事》？至于约瑟夫·海勒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古内特与他的《冠军早餐》等，还有加缪与《鼠疫》，若泽·萨马拉戈与《失明症漫记》等，他们都是作为异音存在的。这些异音相关战争的，前者都曾经是空军的士兵或俘虏；而后者，则都对人类的疾疫有着极深的了解和感受。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境况是轮到作家该写些什么了。轮到作家该写出最疼痛异化的人，最荒谬不堪的历史和最独有创见的作品了。作家所在的现实和历史中，亲历、目睹了太多的荒谬、死亡和灾难；亲历、目睹了疾疫的爆发，死亡和劫难遗忘后的再爆发。经历了这些后，我们会像加缪和萨马拉戈一样去思考人的孤独、记忆和人类困境吗？会像他们那样去面对人、现实和世界的真相而用创见去抵达更深切的某种真实吗？会写还是不会写？写了又会写出一些什么呢？
当代文学家阎连科评价村上的小说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的“苦咖啡文学”，从中看不到小说家对国族命运和人类困境的关切。
村上对写作和小说家使命的认识与阎连科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村上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有政治性的，但他并不想把社会的重大事件直接作为小说的主题；他想要与重大事件保持一些距离，“对许多事情隔一段时间、隔一些距离来看，以那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时此地存在的表象。”在村上看来，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
他曾耗时一年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采访，“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最后还是写成了非虚构的形式。村上春树说，他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得世界级别的文学奖，“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不限于那类重大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是能够根据真实素材、套用多层隐喻写成新的故事，在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时，一位受害者不愿将自己的故事收入书中，他选择略去这个人的故事，后来用他的几段话作为素材重新写成了另一个故事，这便是《青蛙君救东京》。看来文化人写东西真实“左右为难”啊.......
今天的文人活得是否轻松呢？非也。
大家都希望文化者多出精品。这话说来易，做起来实属不易。文艺家们每写一篇作品皆是呕心沥血，累心费脑。用一位学者的话说：“每写一篇作品，要付出一定的脑细胞。，现多元化的社会，网络之发达，视频、游戏、网络段子，微信等，占去了人们原本能静心看书的时间，尤其是混混沌沌，没追求者，更是浑水摸鱼，不看书了。因此，原本有些畅销的纯文学，基本成了滞销。这是文人的无奈。用巴金大师的话说：“写作是因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有话要说。”业余作者更不易了，自创自销，还要努力写精品。有时还要顶些肤浅、见不得人好，所谓文人的内讧与冷嘲。
让古今中外文人的无奈，是政治、文化、历史、民族综合原因结合体，无奈之路也许还很漫长！
《桃花庵歌》[ 明 ] 唐寅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
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世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