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正是这些不忿激励着作家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法国文人相轻史》
安娜·博凯尔 艾蒂安·克恩 著 一梧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9世纪的法国亦不例外：雨果和圣勃夫围绕一个女人“相爱相*”；缪塞在雨果的威严下“由爱转恨”；夏多布里昂无情阻挠年轻作家的成长……随着文学史新著的不断出版，这些名人轶事逐渐被中国读者知晓。
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一书中，作者以貌似八卦、实则严肃的态度，为读者梳理了法国文人在情场、友谊、流派观点、利益冲突、政治立场等方面的逸闻，从中我们也得以看见当今世界文坛的影子。
在国际文坛，作家间存在恩怨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他们的一些矛盾、对立，或反映在回忆录里，或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或存于文学史研究者的笔端。
马克·吐温曾批评简·奥斯丁说：“每次读她的书，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恨不得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头颅。”但马克·吐温自己也没逃过批评。福克纳曾如此吐槽马克·吐温说：“一个平庸作家，在欧洲只算第四流。”除此之外，尼采吐槽但丁，威尔斯吐槽萧伯纳，福克纳和海明威互相吐槽……这些都随着一些文学史新著的不断出版而被中国读者知晓，《法国文人相轻史》就是这样一部信息量充沛的另类文学史。
19世纪的法国文坛星光熠熠，诞生了一大批留在文学史上的大家。该书则从另一个侧面，帮我们进一步认识19世纪法国文学。两位法国作者历数了他们国家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的轶事，如梅里美爱上司汤达的情人“蓝夫人”，从而展开一段跌宕起伏的三角恋；巴尔扎克出于对圣勃夫《情欲》的仇恨而写出了《幽谷百合》；龚古尔兄弟公开嘲讽福楼拜……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绝对不只发生在现当代。
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宿怨”恐怕只是19世纪文人间爱恨情仇的冰山一角，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文人间获得的荣誉往往伴生于他们之间的仇怨，比如荷马写出《奥德赛》，就是为了超越《伊里亚特》。
“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被人嫉恨的人。”年迈的雨果在1866年1月31日写下这样一句话。正如雨果感谢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们那样，名作家们在年轻气盛时因相互蔑视和嫉恨所产生的恶言恶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左拉曾在《我的仇恨》中说：“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桀骜不驯，胸中有恨。”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正是创作的动力和灵感的来源之一，无论这些竞争如何激烈不堪，我们的确看到了其中的推动作用。更何况从长远来看，这些同行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糟——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爱相*的关系。所谓的好胜心也好，嫉妒心也罢，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正是这些不忿激励着作家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爱情是文人之间怨恨的源泉之一
书中记载了作家们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爱情。在19世纪，作家们的爱情（当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并非个人私事。作家之间彼此熟知，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没有什么事能长期保密。比如，曾闹得沸沸扬扬的雨果与文学评论家圣勃夫之间，因一个女人而矛盾不断的故事。
雨果和圣勃夫因文学相识。圣勃夫因在《环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颂歌与杂诗》的评论文章而在1827年与雨果有了第一次接触。他们之间很快就建立起友谊，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段时间，圣勃夫成了雨果家的常客，有时一天会去两次。
雨果和阿黛尔1822年结婚。圣勃夫并非一开始就拜倒在阿黛尔的裙下，他当初甚至没太注意她，因为他的钦佩和崇拜之情全都投向了雨果。雨果则非常受用这位无比忠诚的追随者的崇敬之情。可惜这样的和谐局面没有持续太久。雨果全身心投入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之中，1830年雨果的《哀那尼》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巨大成功，而圣勃夫的诗集《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和《安慰集》并未得到预期的认可。他心怀苦楚，蜷缩进撰写文学评论的工作当中，却发现围绕在雨果周围的小圈子正在不断扩大。这让圣勃夫非常气愤。他认为年轻一代如戈蒂埃和内瓦尔等正在侵占他的地盘，在雨果周围形成新的小圈子。他们热烈的崇拜让圣勃夫昔日的友谊黯然失色。圣勃夫开始嫉妒，觉得自己被雨果抛弃了。他像失宠的怨妇一样写信给雨果，“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您的生命正经受周围人的折磨，您失去了快乐，仇恨却有增无减，往日的友谊也离您而去，您身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愚蠢而疯狂的人……我为此感到痛苦，却只能怀念过去，还不得不向您挥手告别，躲藏到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
正是在这一时期，圣勃夫渐渐对雨果美貌的夫人阿黛尔·雨果萌生了爱意。与此同时，雨果似乎更多地投身在文学创作之中，忽视了妻子正在经受丧母之痛。相比丈夫只专注于不断上升的文学事业，阿黛尔觉得圣勃夫似乎比丈夫更能理解自己。
从1829年起，圣勃夫开始在后来以《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为名出版的诗歌中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表达对美丽的阿黛尔的爱意。与此同时，他向雨果吐露了自己对阿黛尔日增的爱意。雨果闻之十分吃惊，但没和圣勃夫撕破脸，因为这时候圣勃夫已经成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要是他评论说雨果的作品不好，还是会造成一定影响力的。两人之间竟达成了一个荒唐的协议：圣勃夫来看阿黛尔的时候，雨果必须在场。
决裂始于1833年。1月初，雨果遇到了在他的戏剧中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和她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50年后她与世长辞）。在一本诗集中，雨果同时赞扬了情人的魅力和妻子的美德。雨果的这种行为彻底惹怒了圣勃夫。1834年，圣勃夫发表批评浪漫主义领袖雨果的评论文章。雨果则轻蔑地回应道：如今，我面前有如此多的仇恨和如此多卑劣的攻击。我非常清楚，即使是久经考验的友谊也难免会退缩，甚至会背叛。所以永别了，我的朋友。我默默埋葬您身上消失的部分和我身上被您伤害的部分。永别了！
随后，圣勃夫在小说《情欲》中再次表达了对阿黛尔的爱慕之情，而雨果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自己妻子的意思。自此，两人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在这个故事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圣勃夫依然像骑士一样守护着阿黛尔，但却开始怀疑起自己对她的感情——自从雨果冷落阿黛尔后，她在圣勃夫眼里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吸引力。因此，有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因为无法获得雨果那样的声望，转而爱上了他的妻子，或许圣勃夫在意的，从头至尾只是雨果而已。
那么，雨果能就此忘记这一切吗？多年后的1874年，也就是圣勃夫死后五年，雨果还用写诗发泄他难以介怀的愤恨。在诗中他写道，“卑贱的小丑/在台阶上，我推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先生，别再踏进我家大门/我看到你眼中闪烁着背叛/在你的懦弱中，我体味到愤怒。罪人！”
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一书中，诸如此类的狗血八点档爱情多角恋，还发生在诗人波德莱尔身上。他曾爱上戏剧演员玛丽·多布兰，从而和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成为情敌。玛丽·多布兰原名玛丽·布吕诺，18岁开始在蒙马特剧院演出，波德莱尔在此后不久就遇见了她。但最初的追求没有成功，她成为邦维尔的情人。1859年，玛丽·多布兰离开巴黎南下尼斯，因为患病的邦维尔正在那里疗养。在这段时间里，波德莱尔再次向她求爱，但和第一次一样没有成功。于是，波德莱尔和邦维尔这两位诗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由此引发的爱恨情仇也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邦维尔的诗《尼斯的大海》《紫晶》，波德莱尔的诗《秋之歌》《致玛利亚》，都是写给这位小姐的。
雨果的小圈子
也不都是忠实崇拜者
在雨果看来，巴黎圣母院的外形像一个大写的“H”，和他的名字“Hugo”是一样的，这能给他带来创作灵感
前面圣勃夫提到的雨果的小圈子，在19世纪20年代聚集于冉冉升起的浪漫主义之星雨果周围。然而，并非所有“雨果派”都立场坚定。
有人从一开始挤破头要打入这个小圈子，到后来对雨果反戈一击，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现代文学的支持者，比如亨利·德·拉图什和雅南，还有普朗什。除他们之外，有一个背叛者非常出名，此人便是缪塞。天才诗人缪塞很早就在雨果的圈子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很快发现和雨果交往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在雨果的威严下，所有圈中人士都要遵守他订立的规矩。去年，一场大火让巴黎圣母院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被雨果赋予了人道主义思想光辉的建筑，也曾一度成为缪塞的“噩梦”。作为雨果的跟随者，每周陪雨果先生一起爬一次巴黎圣母院，并在圣母院北楼上欣赏落日，不知何时起成了规定动作。这件事怎么看都是个苦差事，而雨果却乐此不疲。因为在他眼中，圣母院建筑的外形就像个大写的“H”，与雨果的Hugo是一样的，他声称这能给他带来灵感。而缪塞被此事折腾得够呛，他觉得在司汤达和梅里美身边或许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便开始琢磨怎样躲避雨果发起的活动。巴尔扎克对雨果的不满，则表现为指责他利用记者中伤自己，他指摘雨果“作品伟大，但人格渺小”。1881年，为庆祝雨果80岁生日，浩浩荡荡的人群到雨果住所所在的埃罗街游行，埃德蒙·德·龚古尔看到这番场景后高喊“马屁精”，气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
这个小圈子的仇恨一直延续到雨果的身后。左拉在雨果死后给雨果的孙子写信说：“先生，也许有一天您会知道，即便当着您祖父的面，我也敢批评他……”然而，都德却在《文学回忆录》中对左拉的这封信感到愤慨。他说：“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文学天才左拉彻底获得胜利。”言下之意便是雨果终于完蛋了，左拉万岁！与此同时，福楼拜则在讥讽左拉方面不余遗力。他说：“我看过左拉的小册子，如果他能说清楚什么是自然主义，也许我也会变成自然主义者。可惜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更成功、更走运、更富有都是拉仇恨的理由
作家们不和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老一辈作家很难容忍比自己年轻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对老一代不屑一顾，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是“老狮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晓月报》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画：左拉正使劲想把雨果的塑像从底座上移开，但怎么也移不动。漫画的标题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劳地干什么”，想必此时年迈的雨果心情一定很复杂。
46岁的拉马丁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文学境界。然而在得到伟大的夏多布里昂认可前，他的成绩还显得不够分量。于是，在新作刚发表后不久，拉马丁就去雷卡米耶夫人的沙龙里拜会夏多布里昂，后者正在忙着撰写《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坐在椅子上打盹，他抬眼瞧了瞧走进来的拉马丁。拉马丁高大、英俊、身材修长，表情庄重，举止优雅。但是在拉马丁到来后，夏布多里昂始终不发一言，只是轻轻地咬自己的围巾，沙龙女主人不得不说出一些恭维拉马丁的话来，而后者也完全陶醉在自己卓越的才华中。最后，雷卡米耶夫人礼貌地把拉马丁送出了门。这位骄傲的诗人刚走，夏布多里昂便高声喊道：“大傻瓜！”
正在享受荣誉或至少已经获得成功的作家，通常瞧不起运气欠佳的同行，同时又非常在乎别人是否对自己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还没获得盛名的人，则总是怀疑文学泰斗沽名钓誉，暗地里又非常嫉妒。然而，这些又都是文学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雨果同样没有表现得多么大度。1832年，乔治·桑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纳》的成功使得他备受刺激，尽管他见都没见过乔治·桑，当乔治·桑被评论家褒扬时，他毫不犹豫地骂出了脏话。
挣钱多少也能成为拉仇恨的理由。福楼拜虽在前半生过着悠闲的生活，却信誓旦旦地告诉柯莱自己手头没什么钱。但在其他作家们看来，福楼拜声称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为本身已经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澜，无形中给福楼拜提升了不少名气。1862年，他发表第二部作品《萨朗波》时，俨然已经以文坛老手自居，并对外放风说出版商给他三万法郎。实际上他只得到一万法郎。没过多久，他的谎言被圈子里的人揭穿，龚古尔兄弟就公开对此进行了嘲讽。
巴尔扎克总是嫉妒比自己更走运的小说家，无论是弗雷德里克·苏利耶还是欧仁·苏获得巨大成功，巴尔扎克的内心都充满痛苦。欧仁·苏凭借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和1844年发表的《流浪的犹太人》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时，巴尔扎克曾给出评价：“我看这种市侩的作品应该叫《流浪的猪油》更合适。”巴尔扎克经常负债累累，这成为一段匪夷所思的文坛往事。为了摆脱困境，他时常制定出宏大的计划，从办印刷厂到种植菠萝都试过，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经济状况随之每况愈下。波德莱尔因此曾多次嘲笑过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处境也不比巴尔扎克好多少（波德莱尔花销无度）。1845年11月24日，波德莱尔在《海盗船》上撰文“天才如何还债”，以描述他在街角偶遇巴尔扎克落魄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人圈里口诛笔伐咬来咬去的戏码，多借助报刊这个主阵地粉墨登场。那时，法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开辟文学评论专栏或专区。巴尔扎克、内瓦尔、戈蒂埃、左拉……19世纪的大部分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担当过评论员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评论最新发表的文学作品。和现在一样，当时的“炒作”文章总能增加作品的销量，尤其在19世纪末，作品的销售数量随着报刊发行量的提升而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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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雨果在1831年
此文摘编整理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1831年，圣勃夫在评论界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他尚未与雨果决裂，但已经有了嫌隙。文中提到的《东方杂咏》，是雨果的抒情诗集，标志着雨果由古典转向浪漫；《哀那尼》（又为《欧那尼》）是雨果创作的剧本，其上演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的地位。 ——编者
在升向神庙的阶梯上，每一级都有他的祭坛，甚至有时还有两个祭坛；在他的园地里每一年都有不止一次的收获。他的抒情诗的程途离结束还远着哩，但已经有足够的幅员使人一眼就看到那和谐的全套了；但是对戏剧的围场来说，他还只算是站在门口；现在他带着观察力的全部成熟走了进去，用他的天才的全部威力向前推进着：让未来去评判罢。
在雨果的周围，在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忘形的亲密中又形成了一些极少数的新诗人；旧诗人中也有两三个又接近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在一块闲谈着，自然而然地都抱着一个引人入胜的幻想，而实际上这幻想也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而已；他们指望着一个较好的时代，认为这种时代是很容易实现的，并且近在眼前了。在这种满怀信心的漠视之中，现实就不被觉察地逃逝了，奇想飞到了别的地方；真正的中世纪被研究着、被感受着，在它的建筑方面，在它的纪年方面，在它的如火如荼的活动方面；在这些人之中还有一个雕塑家大卫·得·安热尔，一个画家路易·布朗热，而雨果在琢磨方面、在设色方面，正堪与二家竞胜。在《东方杂咏》的这个美妙的季节里，每天的黄昏时候都被消磨在天真烂漫的观赏之中，大家或者跑到平原上去看日落，或者跑到圣母堂的钟楼顶上去谛视夕阳返照在河水上的血色回光；然后，回到家来，互相读着吟成的诗句。就是这样，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调色板丰富起来，把回忆累积起来。冬天，他们有几次较规则的集会，这些集会也许有时会使人回想起以前《缪斯》时代的某些荒唐之处，就是本文的作者自己也该引以自责，因为他歌颂“诗社”时曾把它理想得太过火了。但是不论如何，这一年给维克多·雨果带来了他的最和平、最丰富的第一番抒情花信：《东方杂咏》可以说是他的十五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它也和这种建筑一样，是装饰着的、令人怡悦的、花枝招展的。没有别的诗能更煊赫地代表着它出生的那个短暂的清明时代了，正因为它忘掉了时代，正因为它在内容上放怀得失，正因为它具有流水行云的奇想，搜奇猎胜的风格和为纯艺术建起的那个神奇的御座。不过，维克多·雨果并没有候那吹醒一切美梦的革命到来，就走出了他一度在里面念焉游焉的那种辉煌的幻象。在这种幻象里，别人会认作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力图予以延长，而他呢，既热烈而又不安，很快地又有了更广泛的*了。因此，他又以《哀那尼》一剧跨进了戏剧界，又由戏剧界跨进了积极的生活。从此，他就面向着群众，力量足以撼动它，在摔跤中可以举起它来：而我们也和他自己一样，对结局是怀有信心的。他这样一转之后，应该说句老实话吗？我们都是婉约派和密契派的诗人，我们看到我们最受拥护的朋友逃脱了我们，跑到舞台的喧噪与灰尘中去了，自不免私哀为之惋惜，这也是情理之常，不难想象的：我们的诗是怜才不抢，任何友谊都是畏忌变心的啊。但是，我们不久又想到：就是在最令人陶醉的剧场喝彩之中，维克多·雨果的灵魂里始终还会有一种抒情诗蕴藏着的，也许这种抒情诗比以前更严肃些、更深刻些，由于受到抑制而更善于颤动些，由于盛年难再而更深沉地印上了青春的零散形象与感叹情怀。（陈熙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