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类似悬浮状态中长大成人，时间像不均匀的流体包裹着不及成形的意志，在变化的压力下聚散无端，随机组合。人格弹性很大，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有几年，每个人都长得比例失调，脖子过长，四肢细瘦，躯干扁平。我们运用身体的方式笨拙失衡，动作和动作之间不相连续，充满各种尖锐折角，貌似贾科梅蒂塑造的那些人物，全身上下好像都是突出的关节。
有时我们蜂拥在操场上，追逐一只足球。渐渐地，游戏规则被抛到一边，场面变得狂热失控。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想办法把球控制在脚下，四面八方都是动作不协调的身体向他冲来，吃不准他们何时出脚，可能踢到什么地方。最好的办法是趁来得及踢上一脚，不选择方向，不考虑技巧，用上最大力气。足球砰然飞过人群，落到操场远端，蹦跳出几条不断缩短的相连弧线，学生们于是集体转身（像一部丧尸片中的群演），叫喊着冲过去，途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碰撞，有人被撞翻在地，乱糟糟被踩上几脚，未及爬起，又听得砰地一声，球（不知被谁）开到半空。
于是所有人抬起头，盯着球飞行和滑落的轨迹。我常想把这一刻定格下来，再仔细观察那些仰着的面孔。那些热气腾腾的面孔，杂乱头发下肤色暗淡的额头，浅棕黄色皮肤紧紧包裹着没有定型的头骨，缺少肌肉和脂肪作为缓冲，大多数人眉骨不甚高，稀疏的淡眉毛下，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双眼皮，睫毛少而短，瞳仁缺少光泽，显露出深度疲倦和缺乏维生素的各种症状。
当我们挤成一团，在山腰操场上随机移动，始终望着空中的眼神充满狂热，似乎那飞起又落下的球体并非验证地心引力学说，而是在展演什么持续很久的神迹。我的确想过把这个时刻转变成某种事物，保留全部细节，再去探索其中的象征意味：当我们仰起头望着天空，除了笨拙与天真，还有一种自我消除的激情，似乎那里有看不见的漩涡，是汹涌在我们皮肉下全部热望的出口。我想起罗伯特·卡帕1937年在西班牙拍过一张照片，当时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还很罕见，人们被来自空中的引擎声吸引，他们在街上停下脚步，抬头凝视缓缓张开翅膀的死神，步履迟疑，浑然不知下一秒到来的将是毁灭的光和热。
空袭警报响起。西班牙，毕尔巴鄂，1937年5月。罗伯特·卡帕 摄
青春期到来，作为人的一切被时间巨手拉长摊薄，好像随时会折断的黏土玩具，唯独日益固执的头脑里装满了严肃想法。有好几年，我想要随便皈依点什么。真真假假的人物——从雷锋日记到武侠小说和世界名著——都能激起我起伏不定潮乎乎湿漉漉的心事，像老在汗的手心。但为什么我遇上那些人物？为什么我遇见的b不是别的人物或什么其他事物？又不过是偶然。
比如特列季亚科夫，苏联小说《永远十九岁》里一个角色，是个普通无奇的男孩子，19岁从军校毕业，加入炮兵，受伤，住院，爱上一个在医院里帮忙的姑娘，叫萨沙。很顺理成章的情节。书名提供了结局，开头又强化了这一点，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写作技巧。要写一本背景复杂但情节单纯的爱情小说，苏联作者的选择很少，当时我不懂这些，单纯将年轻人的死视作积极的道德实践。实际上，特列季亚科夫的父亲死于肃反，继父是工程师，苏德战争后应征入伍，1942年死于哈尔科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哈尔科夫在中文里已经是常见词），世界大战将特列季亚科夫从出身和血统诅咒中解放出来，直到他1944年4月28日死于敖德萨。没过几年，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是《永别了，武器》的苏联版本，但两本书的品味完全不同。从特列季亚科夫那样严肃的死到凯瑟琳·巴克莱毫无意义的死，唯一过渡是一位忏悔的俄罗斯贵族。尽管《复活》里的世界对我来说太遥远，太十九世纪，聂赫留朵夫——因为他的年龄——也得不到同情，托尔斯泰的宗教感仍然让人敬畏。在那段时间里，我上了瘾似地寻求敬畏和自我牺牲的故事，结果遇见那些理想破灭的版本，于是进退两难。其实崇高的活法（或死法）与没有特别意义的活法（或死法）都与我无关，但要是这时有人在背后推一把，我很可能自动跑起来，像足球场上那样，跟随一只球，或随便什么东西，不停地跑下去。显然，我之所以跑，不是被某个特别理由或目标说服，而是因为我想跑，我需要跑，因为无论身体、意识还是情感，都需要调整释放，除了内分泌变化，这之中并无特别原因。
尽管营养不良，剧烈运动中吸气的时候能感觉到肋下皮肤和肌肉深深下陷，似乎要把内脏挤成一张纸，但跑动的神奇在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突然大量出汗。我有点害怕，又感到兴奋和欣慰，因为从没有人注意我很少出汗，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上了高中。我一边跑，一边体会着不断涌出的汗水清洗全身，感觉内衣吸收水份后塌下去，贴在背上。
那是个发育的信号。在此之前，我比妹妹还矮。指出这一点的是哥哥的母亲，我的大妈（赤土方言称为“嫲”）。她偶尔回赤土，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妹妹，忧心忡忡地说，“天不长，地不揫”，意思是天地一如其是，既不长大，也不缩小。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觉得很新鲜，我无可奈何。她的担心传染给了我。我注意到大妈嘴唇是紫色的，身体沉重，若有所思。那时她心衰症状已经很严重。
1996年8月第一个周末，我骑车从县城回赤土，快到家时听说大妈去世，于是推着自行车走完剩下的路。路程太短，只够想想哥哥此刻的心情，以及大妈做过的一道菜：大头菜之类的块茎切成细条，用酱油腌过，呈浅棕色，半透明，脆口，下白粥很有风味。某一年祖父带我在伯伯家过年，早餐饭桌上必有这道菜。那是我第一次在城市生活，见识了晚期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衰败的市容，大妈和伯伯一家窘迫的处境。我和爷爷走后，大妈发病住院，从此没有恢复健康。
直到20多年后伯伯去世，我还记得那个冬天冻得硬邦邦的柏油马路，国有企业方方正正的院落，一家连着一家，分布在南北主干道两侧，大院里每一栋长方形建筑的造型、色彩和装饰细节都彼此相似。这回是我代表全家去省城奔丧。
我在哥哥陪同下重新审视记忆中的建筑，它们空置已久，堆积着21世纪迄今的全部灰尘，墙体、窗户和大门依旧保留着1990年代初我初见时坚固的印象。那是周围所剩不多的企业大院了。当年大院内部和大院之间还有灰色地带，为困难职工和城市贫民提供法律地位含糊的蔽身之所。如今工业用地大多变更用途，开发成住宅小区，有平整的市政道路、行道树和路灯加以区隔，权属分明，处处是围墙和看不见的红线。这一带曾给少年时代的我十分真切的异域感，就像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片接一片的陌生风景，在我因晕车而模糊不清的意识里，这些风景总与反复浮现又反复压制的恶心联系在一起。
冬天省城空气中一股烧煤球的酸味。我和哥哥在街心花园遇见一座青铜雕像，一位没有资格上教科书的地方历史人物骑着马，体积巨大。雕像下方有些残雪，晚上便冻成冰，第二天再变回雪，一冻一化间，夹杂着沙土和煤渣的扬尘趁虚而入，将它们层层染黑。马蹄下这一小堆黑白相间、形状不规则的雪，周围一圈仿佛永久性的黑色水渍，软化了雕像豪迈的造型与周边刻板惨淡的环境之间突兀的反差。这种反差本是城市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哥哥闲谈时说起雕像挪走了，语气似乎是青铜马自行活过来，载乘客去了其他地方。
伯伯葬礼后，我们回大院拍了几处房子的照片，那是大妈、伯伯和哥哥生活过的地方。我想他们不会再回这里了。职工集资盖的公寓楼是那天最后一站。大妈生前这栋楼还没有盖好，省去了她作为重症心衰患者上楼下楼的痛苦。伯伯晚年住四楼一套小两室户，防盗门外装了红色晚报箱，进门是小客厅，厨房安排在客厅朝南的阳台上。我偶尔住这里，不是通宵看小说，就是通宵看日剧，从不好好睡觉。
大妈去世一年后，伯伯送我一只皮箱和一只名牌石英表，作为考上大学的礼物。带着这些新鲜行李，我经省城转车，在伯伯那里住一夜。伯伯一个人住一间红砖平房，似乎适应了鳏夫生活。那房子本来是仓库还是礼堂？总之进深很深，大妈生前和伯伯用家具分隔出几个不同生活区域，靠墙放一柄一米多长的铁剑。晚上伯伯做饭，我父亲陪他喝酒，他在我心目中是很威严的中年人，只是厨艺一般。伯伯指着我的饭碗说，不要剩饭。又说，走路挺直腰。这些指示/建议我都照做了，直到今天。
哥哥在上海工作，指派留在省城的发小接替我父亲送我上学。第二天哥哥的发小来了，我惊奇地发现是位比我还瘦小的年轻人，然而笑嘻嘻的，一脸很有办法的样子。我们告别伯伯和我父亲，先坐火车到江边，再乘船过江。新皮箱底下装了轮子，却没有拉杆，侧前方倒有只皮拉环，但只要拉这只拉环，皮箱必定倾倒，所以事实上不能拖着走，只能从后面推，看上去一定很怪异。哥哥的发小携一只黄色圆柱形编织袋，里面有我的新被子，虽然不重，但被子太大，编织袋只好敞着口，他抱着、举着、有时扛着编织袋，姿势别扭，像不自量力的切叶蚁搬运一片过大的树叶。看到这场景，我想起如果发小和哥哥同龄，当时他们只比我大两岁而已（正是特列季亚科夫战死沙场的年纪）。到了学校，自有哥哥别的发小、我的学姐接力，一切安排妥当，又带我里外走一大圈，熟悉小得可怜的校园。甚至在伯伯死后，哥哥没有通知别人，赶来为伯伯送行的还是哥哥的两位发小（其中有当年送我上学的那位）。大嫂后来安排我们吃饭，在座都是膀大腰圆的中年人，我也不例外，但席间听他们闪烁其词的谈话，忽然有这些人都没有长大的幻觉，与当年上学时景仰的心情正相反。
大妈去世距我离开赤土只剩一年时间，所有人对此懵然无知。父母去省城奔丧，家里只有祖父和妹妹，安静得过份。大妈死得太早，活着的人不仅难过，还有点讪讪的，似乎习以为常的假象被打破，真相固然不可避免，但到底难以直视。我们心里清楚，无非是伯伯和大妈的婚姻。伯伯从海军退伍转业到省城做会计，大妈迟迟不离开赤土与他团聚，可能有感情、经济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尽管什么是首要原因看法不一），也不无惯例上的考量。实际上，伯伯和大妈可以分居，直到伯伯退休还乡。大多数和伯伯经历类似的同乡都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大妈还是离开赤土去了省城，接下来十几年生活得很紧张——主要是心理紧张。
伯伯不吸烟，也不允许大妈吸烟（当年极少有女性吸烟），这只是他们之间许多我听闻格格不入的地方之一。烟固然可能加重大妈的病情，但一个人的嗜好，无论健康与否，是属于且仅属于她/他的少数事物之一。哥哥还是半大孩子时就懂得这个道理。我在省城过完年，临走前哥哥带我上街，偷偷买来一条烟塞给大妈。大妈露出同谋式转瞬即逝的笑，那种浅浅的、抑郁的欣慰令人难忘。她留着她那个年龄城市妇女中常见的短发，穿着说不出什么款式的宽松外套，介于男装和女装之间。这便是大妈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城里熟人连名带姓地叫她，而在她以大笑和脾气善变著称的赤土，晚一辈子弟叫她“新妈”，一个只属于她的罕见亲昵的称呼，自我的堂哥和表哥们记事就是如此，以至于如今没人知道这个称呼的来由。
她是个被连根拔起的人。我甚至对大妈的父亲和弟弟都更熟悉些，因为在赤土常常遇见他们。这个家族有标志性的淡紫肤色，嘴唇发乌，一圈浓密睫毛围住深黑眼珠，和大妈一样眼神深邃。他们说话时习惯凝视对方，但注意力并不集中，似乎有些遥远的心事，不由自主便流露出来，自己却不明所以。我从小对大妈抱有同情，性质也与此类似，既不知事出何因，也不知何以处置。大妈死后，我们各怀心事，静寂的气氛加剧了大家庭将要四散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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