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史博览，作者：洪梦。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49年以来，由于两岸的政治隔绝，两岸民间交往衍生出的诸多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化解恩怨，达成共融，两岸涌现出一批怀有家国情怀、报国理想的有识之士，为国家统一、同胞福祉而努力奔走。其中，20年前两位老者汪道涵与辜振甫的握手便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弦。
汪辜会谈
神秘客人来访
1990年4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张尚德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禅学研究书籍，并进行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同时，他更是带了巨额投资意向而来，欲寻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几经周折，他终于与年高德劭，曾任上海市委*、市长的汪道涵联系上。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在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一天的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接到消息，汪道涵到临会场了。
华侨饭店即刻安排工作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冯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尚德引入会客厅……此刻，一位儒宦（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汪道涵谈得兴趣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他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
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
出任海基会首任董事长的是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辜振甫成长于中华文化孕育下的家庭，是唱着京戏、吟着《论语》长大的。因此，他的“一个中国”之报国情结从年轻时建立，之后日甚。
在海基会成立一年后，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被选为海协会首任会长。
汪、辜两位老人，当年都已年过七旬，他们不但有非凡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与两岸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特殊职业身份绝不仅仅限于海基会董事长和海协会会长的民间头衔，“他们几乎分别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意愿”。
至此，两岸翻开了历史新篇，“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意即邀请对方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海基会不久便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商谈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1月16日，双方才达成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这便是“九二共识”的达成，以后成为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回忆说：“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等于双方都同意了这一共识，这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
到1993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已经进行17次函电往来以及预备会议磋商，决定于当年4月27日在新加坡举行负责人会谈。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来。
新加坡方面在海皇大厦选择了一间有两个门的会议室进行会谈。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汪道涵和辜振甫各由一个门进场，双方没有主宾之分。新加坡还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繁、简体字两个版本，落款有“日”无“年”，以尊重两岸纪年方式的不同。
4月27日早上，新加坡方面安排汪道涵和辜振甫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有趣的是，两位老人不仅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角色近似，而且在年龄、阅历、爱好等方面也有许多近似之处。两人年龄相差两岁，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此外他们还都是京剧票友。
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其实，二人在会谈之前并不相识。会谈前一周，汪道涵托人带信给辜振甫，信中说“没想到两人都喜欢京剧演员李宝春”，并附上一张李宝春演出《打金砖》的照片，注明“他旁边站的人就是我”。辜振甫看信后乐得合不拢嘴，直说汪道涵“很幽默”。
眼下，两位老先生终于见面了，仿佛久别的老友重逢，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4层的谈判会场。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后，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汪道涵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振甫。
两位老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40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人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个不停。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道涵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筷筒、笔筒互为酬答
汪道涵和辜振甫这两位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被赋予重任的老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年龄阅历、风度才情、谈吐见识、背景爱好，无不相称，彼此欣赏互有默契。
汪道涵和辜振甫的第二次握手，是在距第一次握手的5年之后。由于台湾方面的政治操弄，这次会面的氛围受到破坏，在多位台湾人士看来，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称作是“会晤”。
1998年10月14日，离开大陆53年的辜振甫携夫人严倬云重归故土。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汪道涵和夫人孙维聪在电梯口迎候。会晤间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温馨感人。
在双方见面后，深谙京剧的辜振甫即兴清唱起《洪羊洞》和《借东风》等京剧选段来。《洪羊洞》说的是为国守疆的故事，第一句便是：“为国家哪何曾有半日闲空……”
演唱完后，汪道涵走上前去向辜振甫握手道贺，一句唱词点破二人心意，真可谓，心心相印，意味深长。
辜汪二老在1993年新加坡、1998年上海的两次会谈后，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再见，谁料形势变化，两人再也不易见面。但是，两人友情常常萦绕彼此心头，双方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寄思念，以相酬答。有一年，汪道涵以一竹筒寄给辜振甫，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取“必统”之谐音。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