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旧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南梁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开篇语
百年征程，不朽史诗。在甘肃这片红色热土上，一颗颗红色的革命火种，以星火燎原之势凝聚力量；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追求、践行革命信仰；一批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和故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出了不朽的革命业绩。大革命时期，甘肃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中共组织的省份之一，也是积极为北伐战争作出贡献的省份之一。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在中共地方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甘肃工农运动高潮迭起，国共合作呈现新局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甘肃共产党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太白收枪”“两当兵变”“靖远起义”“兰州水北门起义”等十多起武装起义，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创建了陕甘第一支红军，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区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红军不怕远征难。甘肃是红军长征路经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近两年，活动范围近50个县。中共中央在俄界、哈达铺和榜罗镇召开了重要会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实现意义深远的大会师。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在甘肃这块土地上洒下热血。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甘肃作为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共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了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了全省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陇东分区是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甘肃党组织领导甘肃人民和地方武装，展开了迎接解放的斗争，兰州战役的胜利加快了西北解放的进程。1949年12月，甘肃全境解放，各级人民政权陆续建立，甘肃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
在这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甘肃大地留下了众多彪炳史册的红色印记，从今日起，本报特别推出“红色记忆”专刊，循着革命历史的脚步，回首那些峥嵘岁月。枪炮的回声和弥漫的硝烟早已散去，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不懈奋斗建立的不朽功勋铸就永远的丰碑。初心如磐，历久弥坚。红色记忆，丰厚的精神滋养，催人奋进的不竭动力，激励着奋斗新征程，实现新作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以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数十次武装暴动，拉开了陕甘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序幕。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千里陇原也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 逆境奋起挽危局
甘肃虽地处祖国内陆腹地，交通阻隔，消息闭塞，然而大革命的风暴同样波及至此，使甘肃成为西北五省区中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初春第一场甘霖，降落到干涸的甘肃大地上，使得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而此时的甘肃民众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部队，国民党军阀为争夺地盘，大肆征兵扩充势力，士兵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生活待遇异常恶劣，不满情绪十分严重。在农村，连年荒旱，经济凋敝，农民生活异常贫困。然而赋税徭役铺天盖地，各路地方军阀轮番袭扰，多数农民沦为赤贫，天灾、人祸、兵燹、匪患，将陇原人民置身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子到参加全国电报工人大罢工的甘肃电报局工人，从反抗马家军残暴统治的甘南藏族僧众到为北伐战争运送粮草的民工，勤劳、勇敢、忠厚、朴实的陇原各族儿女，在反帝反封建的风暴中抗争不息。
1925年中共甘肃特支成立，随后，中共兰州、平凉、导河特支纷纷建立，全省的革命斗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宣传马列主义，成立青年社、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教育启发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一大批进步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甘肃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活动，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为挽救危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为落实八七会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陕甘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为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皎等一批共产党员，利用和当地军阀部队官兵之间亲戚、朋友、同学、师生、同乡等千丝万缕的关系，分头打入驻陕西、甘肃、宁夏的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探索在陕甘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武装力量的革命道路。
2 陇原处处响惊雷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陕甘边革命武装在中共北方区委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唤醒民众，壮大苏区武装，在甘肃各地国民党驻军中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兵变十余次，革命的枪声开始不断在陇原打响。
太白收枪。1930年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得知谭世麟仍想找他当骑兵第六营营长后，刘志丹等果断决定奇袭太白。9月28日拂晓，刘志丹率领骑兵部队向太白镇前进。当晚，党组织派进太白民团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找刘志丹详细报告了敌人的布防情况。次日，刘志丹命队伍分头与敌人进行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一面麻痹、迷惑敌人，一面继续深入侦察敌情。10月1日晨，刘志丹、杨树荣按照部署，以“商借粮草”为名，消灭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骡马十余匹。这次夺枪行动为日后南梁革命武装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两当兵变。1929年至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中共党员到杨虎城部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营党委利用该营从驻地凤县、两当出发前往徽县换防之机，发动起义。随后，参加起义的200多名士兵到达两当县太阳寺，宣布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部队经陕西宝鸡县、千阳县、麟游县、甘肃灵台县继续北上。到达陕西永寿县岳御寺驻扎时，被当地土匪王结子的部队包围，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在杨柳坪找到慕名已久的刘志丹，刘志丹鼓励他：“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参加革命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活动。以此为始，习仲勋开始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和军事指挥者，并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泾川兵变。1932年4月，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在西安举办的潼关行营附设干部教导队300多名学员结业，杨虎城决定把这批学员送至兰州的邓宝珊部，以加强十七路军在甘肃的力量，部队沿西兰公路去兰州。13日，教导队到达泾川县的凤翔路口休整。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曹定侯、陆子江等人，利用这里与陕甘边根据地比较近的地理条件实施兵变。起义部队在向陕北转战途中，遭强敌包围，部队被打散。
靖远兵变。1931年10月，陕西杨虎城部孙蔚如师进驻兰州，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等随军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甘肃宣慰使署点验小组的名义，将驻扎在靖远的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同时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与驻警备第三旅的党组织负责人一起讨论兵变问题。因走漏消息，5月5日傍晚，起义被迫提前发动。6日，兵变部队集合于靖远打拉池，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向海原方向进发。到达屈吴山时遭王子元部两个骑兵营围追堵截，靖远第一次兵变失败。谢子长、焦维炽返回兰州后，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的张东皎、王儒林会合，通过时任国民党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甘肃宣尉使署秘书长的杜斌丞等人的关系，筹得步枪、机枪、手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5月30日，谢子长等人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游击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7月，王云山特务营和国民党冶成章骑兵旅联合向水泉堡游击队发动进攻，靖远第二次兵变失败。
巉口兵变。1932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九师第五十旅补充第二团由兰州移防进驻定西。7月，在一营三连任排长的赵丕烈和三营任排长的卢松轩（中共党员），在部队到达巉口宿营时，发动兵变。兵变部队坚持了两个多月，途经定西、会宁、靖远、通渭、静宁、清水各县境，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与上级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至失败。
西华池起义。1932年7月8日，在谢子长的指导和陕甘游击队的帮助下，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等发动起义。为配合这次起义，陕甘红军主力部队三天之内未离开盘克塬，接应起义部队。起义后，部队170余人进行临时整编，与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会合。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将西华池起义部队增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西华池起义的成功充分显示了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
天水兵变。1932年9月，陕西警备师马青苑部在天水发动事变，叛离杨虎城。事变时，警备师第四团学兵连也配发了武器，于是，在连队党组织领导下，学兵连发动兵变。但因缺乏周密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兵变部队游击一周后，恰值杨虎城亲自率部前来围剿马青苑。部队只好暂回马青苑部，兵变失败。
蒿店兵变。1932年10月初，中共陇东军特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平凉蒿店发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举行兵变。带出党员和积极分子34人，枪支40多支，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不久，红军游击队在镇原一带，突遭当地民团的袭击，队伍被打散。
碧口兵变。1933年1月，甘肃宣慰使署参谋靖任秋与刘秉琳、武伯昌等前往武都策划国民党新编第二军鲁大昌部何玉民团兵变事项。因策划兵变一事泄露，何玉民遭敌诱捕*害，起义未遂。
园子岔起义。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成立后，决定在甘肃地区继续组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通过进步人士续范亭、共产党员杜汉三的关系，中共甘宁青特委为王儒林安排了一个邓宝珊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王儒林到靖远后，假借为国民党甘肃行署新兵营招募新兵，公开招募靖远兵变的失散人员，并于1933年3月在靖远县园子岔（现属榆中）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为总指挥，李慕愚为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恐慌，组织甘、宁、青三省组成联军“围剿”。同年4月下旬，经过红砂岘的浴血战斗，西北抗日义勇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水北门起义。靖远兵变失利后，贺晋年、李培青返程到兰州与中共甘宁青特委取得联系。在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安排下，他二人在兰州市警察局交通分局谋得差事，以此为掩护准备在兰州地区党的力量比较雄厚、条件接近成熟的驻军中继续发动兵变。因水北门城楼驻军排长柳明山是贺晋年的旧相识，且倾向革命，特委便把策划水北门城楼兵变的任务交给贺晋年。通过日常走动，贺晋年与守城驻军混得脸熟。1933年4月初，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等乘夜色登上兰州水北门城楼，控制水北门，缴了驻军枪械。胁迫水北门士兵20余人从铁桥上过黄河，顺利地在皋兰后长川与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义勇军在此整顿了队伍，并增编了1个步兵大队，由贺晋年任大队长。后在靖远红砂岘一带随西北抗日义勇军遭国民党甘、宁、青三省联军“围剿”而失败。
新堡起义。郭宝珊早期受陕甘革命影响，1931年集众聚义，后投靠黄龙山山寇梁占魁。1934年秋，国民党冯钦哉部进剿黄龙山土匪梁占魁部。在梁占魁部任营长的郭宝珊率所部转移到甘肃合水，刘志丹派黄罗斌、马锡五假借慰问进行策反。10月25日，郭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参加红军。这支部队后经中共陕甘边特委改编为陕甘红二十六军所辖西北抗日义勇军，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劲旅。
甘肃举行的这十余次兵运斗争，除了西华池起义、庆阳新堡起义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的支持配合而获得成功外，其余兵运斗争多则坚持数月，少则几天，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些武装斗争对后期陕甘革命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3 红旗漫卷天地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兵运斗争是陕甘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对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和执行，是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的重要探索，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革命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一系列武装斗争，唤醒了陇原人民的革命觉悟，吹响了陇原武装斗争的总号角。兵变多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其范围之广、震动之大、影响之远，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极大地震慑和动摇了国民党在甘的统治；这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在民众心中点起了一盏明灯，为处在黑暗摸索中的革命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为陕甘苏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干部，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系列武装斗争奠定的革命发展形势和群众基础，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和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北移作了深厚的铺垫。随着红军长征过境和落脚陕甘，陇原人民的革命激情更加炽烈，陇原大地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势头更加猛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
这一系列武装斗争是党创建陕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陕甘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恶劣的环境中，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劳苦大众的利益，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和战争洗礼，在不断的武装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成就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和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北移、中共抗日大本营前移，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胜奠定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党和人民深深怀念。 （执笔：魏洁庆 戴引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