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县的一座秦代古墓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竹简，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睡虎地秦简”。
墓主人名字叫“喜”，是秦代的一位基层官吏，他酷爱律令，以至于死后随葬的物品，没有贵重的青铜金银器皿，取而代之的是数以千计、写满法律条文的竹简。
根据考古复原图，喜入葬时，他的头颈下方、身体两侧、脚部、腹部，都堆满了竹简。喜对于法律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透过这些千年前的竹简，也得以一窥秦朝律令体系。
睡虎地秦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经济、法律、政治、医学、乃至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其丰富与严密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封诊式》一则，对于犯罪现场勘验、审讯等有十分详尽的规定，《田律》中对于不同时令捕鸟、砍伐等，也有细致说明。
然而，纵有先进和完善的律令制度，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后仅仅15年后，还是迎来了覆灭的结局。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探讨秦之兴亡的文章、书籍层出不穷。《史记》中，批判秦始皇的凶残暴虐，秦二世胡亥穷奢极欲、滥用奸佞，太史公认为这是秦“倾危之患”的根源所在。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秦未能“使六国各爱其人，秦复爱六国之人”，使得秦亡成为必然。贾谊的《过秦论》，则以秦“仁政不施”为切入点，梳理秦统治的种种失当之处。
最近读到一本秦史专著《秦砖》，作者刘三解另辟蹊径，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结合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墓竹简等考古发现，以及大量的史籍资料，对秦朝制度的诸多侧面，如徭戍制度、对待商业的态度、军功制度、郡县制度等，进行深入解读。
初读《秦砖》，常常会有一种“颠覆”之感，因为书中给出的许多结论是“反常识”的，但细细读来，作者严密的论证分析、翔实的资料，又令人十分信服。作者刘三解是凤凰网历史频道的创始主编，他的写作既保证了史学专著应有的专业性，行文风格又流畅自然，不会晦涩难懂，因此，对于想要深入了解秦史的读者来说，这本《秦砖》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佳作。
02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秦朝：前承周制，后启汉唐在历史学领域，素有“汉承秦制”之说，西汉初期直到汉武帝时期，对秦代制度多有沿袭和参考，《史记》中也有“（汉）大抵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更改”的记载。
事实上，不止是西汉，直到唐朝、明清的制度体系中，或多或少都有“秦制”的影子。如果将时间线往前追溯，我们不难发现，秦制中的郡县制、军事体系等制度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周朝、六国的制度要素。因此，说秦制“前承周制、后启汉唐”并不为过。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制度本身是有“惯性”的，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制度虽然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但彼此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秦砖》中，作者不时以史料记载更丰富的汉制为线索，寻找秦制的蛛丝马迹，或者从时间脉络角度，对不同朝代的制度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
以“徭戍”制度为例，秦制之下，徭戍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月为单位的常态性“徭戍”，二是非常态的“发徭”“兴徭”。西汉时期，两者均被“常态化”，期间出现过“三更”“岁更”“月更”等制度调整，“服徭”的内容，除了戍边之外，还包括运输、修河治水等活动。到了唐代，则逐渐演变为以岁更为特点的“镇戍”，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诗中写：“往年镇戍到蕲州，楚山萧萧笛竹秋。”
秦朝有许多的制度上的创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往往概括性地描述为“统一文字，实行郡县制、军功授爵制等”。但深入研究后会发现，这些“新”制度都延续了“旧制度”的某些特征。
在郡县制度上，一来，“郡县制”并非秦之首创，早在春秋时代的楚国，就已经设立了“县”，还派遣了专门的官员“县公”。
二来，“裂土实封”的制度在秦依然存在，诸如“右庶长”等军功爵，可以获得授田封邑，并且能够传到子孙辈。《商君书》中，有“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也就是说，爵位到了五大夫者，不仅拥有税邑，还可以招募“客”，即私臣。
军功授爵制，乍看之下，给了平民一条通往上流阶层的有力通道，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诸多的限制。
根据《秦砖》中所整理的史料记载，战场上*俘的平民士兵，其所能赐予的最高爵位只有三级，还有一个上限：不得超过五大夫爵。而且一旦做到了屯长、百将等职位，连在战场上“砍头”的资格都没有了，更遑论以军功加官进爵。即便上升空间有限，还是有人甘愿为此冒险，甚至出现过“*同袍”冒充敌人的荒唐事件。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王侯将相之后，大将、贵胄和他们的亲信，即使没有上阵*敌，依然有更多的机会跻身贵族阶层，获得高官厚禄。因此，秦朝从本质上而言，仍是一个注重血统与身份的贵族社会。陈胜吴广起义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许正是对这一社会规则的控诉。
03 秦制的根基：数目字管理下的“经营资源化”承前启后的秦制，在具体的制度细节上，有大量的律令条文作为保障。
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有著名的“秦律十八种”，涵盖了《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置吏律》《军爵律》等共18个类目的摘录。秦朝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役赋税等都被纳入到严密的律令体系之中。
在具体的地方管理中，从中央到郡县，再到乡、里，形成了一个层叠交错的管理网络。 根据里耶秦简中“课”目的相关记载，秦朝对民间的田地、人口、牲畜等条目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以“仓课志”类目为例，其中就包括了畜彘鸡狗产子课、畜彘鸡狗死亡课、徒隶死亡课、作务产子课、徒隶行徭课、畜雁死亡课、畜雁产子课等7个子类目。
每一“课”的数据，都要进行逐级的统计、汇总，形成固定格式的文书，一层层上报至中央。各层级的官员会有“课”和“程两类”考核指标，相应的也会有各种奖惩措施，在《厩苑律》中，就记载有关于牛“生产”和“死亡”的指标。
刘三解在《秦砖》中，将秦始皇时期从下至上的“上计”制度，形容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分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而皇帝本人则是这个大公司的总经营者。
在某种程度上，秦朝已经具备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之雏形。但是，这时的“数目字管理”存在着显著的缺陷。
第一，系统的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在于货币化程度。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秦朝的大量经济数据难以货币化，不同的计量单位、税基等混杂其中，造成了庞大的数据统计工作量，管理成本自然水涨船高。
其实，即使到了明代，根据黄仁宇在《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的观点，财政上的数目字管理仍然亟待完善。在明代，受到财政职权集中制度的影响，物资、商品、人力、官员薪俸等的统计口径，既有白银、铜钱等货币化指标，也有许多项目仍采用基础统计单位。混乱的统计数据，成为导致明朝财政管理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第二，秦制下沉到乡、里这样的基层部门，在加强对地方控制力的同时，更核心的诉求是为了实现“资源化”。换句话说，在秦制之下，无论是人，还是家畜，都被视为一个个“生产经营性资源”，要最大限度榨取其价值，成为统治者攫取利益的筹码。
第三，在秦朝的财政制度设计中，以君主为代表的“公共”领域与平民的“私人”领域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秦始皇个人的奉养，完全依靠民间的“输血”。阿房宫的奢靡迤逦、骊山皇陵的浩大工程，其背后更是无数民众的血泪，《阿房宫赋》中，就直指“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汉书》中写秦末时，“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04 结语：制度上的“自毁”特征，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秦亡的伏笔历史学家李开元曾经提出过一个“三重历史世界”的概念。其中，第一历史指的是原原本本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第二世界的历史是以考古发现为代表的史料，第三世界的历史则是史书，是经过加工后的历史。从第一重到第三重，其可得性逐渐上升，但真实度则呈下降趋势。在历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是结合史料、史书等，尽可能地接近第一历史。
《秦砖》作为一本秦史研究著作，没有拘泥于固有的结论和思维定式，而是从前人的研究成果、海量的史籍和考古发现中，逐渐带我们走近秦帝国这一古老的庞然大物，将纷繁复杂的秦制，分解为一块块“事实”的秦砖。
在这些有关徭役、屯戍、赋税、经商、身份等级、民众生活等的剖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秦制所隐含的“自毁”特征，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秦朝覆亡的伏笔。
刘三解提出，秦制的自我毁灭倾向，主要体现在秦制中，“纸上的君主”和“纸上的官僚组织”两项元素是固定的，其他的全部要资源化。随着秦始皇的统治走向尾声，基层官吏由于不堪重负走向反叛的边缘，作为基础“生产经营性资源”的黔首们纷纷揭竿而起，看似设计精巧的秦制变成了一纸空文。
这时，秦的覆亡，就成了无法逃避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