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机密档案中的白云观与高道士（求仙之道）

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北京白云观，乃京师“道院之冠”①，道教全真第一丛林，在全国道教界颇具影响。晚清时节，这里是京师的一个好去处，尤其是在正月。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白云观，亦初一日开庙，至初八日祭星日，游人始盛，十八、九两日为燕九节，游人最多之期，庙西垣外有走马场，半月之间，逐日比赛。”②可以说整个正月，白云观都是肩摩毂击，热闹非凡。本文拟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存史料，揭示京师白云观及高道士与清代宫廷的密切关系以及与俄国、日本间谍的交接往还，以求引申晚清政治史、宗教历史之研究。

一、高道士其人

同光时期，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高仁峒，乃是近代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坊间对其人了解并不深入，即使道教界的专家，对于这样一位人物的了解，亦不甚明晰。譬如，中国道教协会网“道教人物”栏目，对高仁峒介绍比较详细。其文称：

高仁峒(1842-1907)，门派二十代传戒律师。法名明峒，字云溪，号寿山子世居任城(今属山东)。年十六父母弃世。出家云蒙山，皈依李真人门下。居五载，辞师云游访道，曾三上崂山。同治庚午(1870)，来京受戒于张园璇门下。后从传戒于关东、陕西等省。光绪二年(1876)，还京居于西山圣米石塘山。三年(1877)移居白云观。同年推任白云观监院。时年37岁。后继任方丈，维持观务，经营有方，百废俱兴。又轻财乐施，性喜交游。大夫卿相，车马相访。一时名盛。八年(1882)，开坛演戒百日，求戒者四百余人。著有《云水集》。③

上述介绍，对于高仁峒之家境及出家时间等细节的记述，颇有失误；对高氏生年的推算，亦值得商榷。据高仁峒在自己所作《云水集》中宣称：

予姓高氏，实生于济宁。十五丧父，已厌尘情；又历四载，益叹浮生，行年十九，遂访赤松。辞我老母，别我弟兄，掉头东去，半夜揣行；如人接引，直上云梦，吴师座下，得接宗风。④

据此可知，道教网人物介绍，称其年十六父母弃世之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关于高仁峒之生平，在其《云水集》所载京官李端遇序言中，有若干细节描述，亦颇能补充这位道士的传奇经历。李氏谓：

闻尝综举云溪始末，行年二十出家，及今垂三十年。其间餐露煮石，朝风弄月，方外生涯慕道者，往事称述。顾余以为，未足尽云溪者。云溪固孝友中人也。夫求仙必视所居，而观人必要求大孝友者。入世可以希圣，即出世可以成仙者也。于何信之？于云溪处其母、弟信之。方高母在堂也，白发倚阁，思子常切。云溪既受师戒，不能云其灭亲，云水游方，尝省其母。母死，千里奔丧，出资营窀穸，尽丧尽礼。既葬而后，去求仙之道，实已厚培其本也。尝自道，所得虽练师羽客，非入云溪之室者，不能窥云溪之言之奥。门外人强作解事，转类病夫之谚语矣。则谓余于是集，乃终未能赞词也可。光绪十二年岁在丙戌，八月既望，青渠散人李端遇书于宣武城内之寓庐。⑤

上文作者李端遇，字小岩，号青渠散人，山东安丘人。同治二年进士，留京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后升任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太仆寺正卿、通政使司通政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兼钱法堂事务。李氏数次出任考官。庚子五月二十一日，京师义和团波涛汹涌，慈禧命李端遇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一起，充当京师团练大臣。在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后，李氏曾奉慈禧之命统带义和团，会五城稽查，参与京城防守事宜。七月初六日，又奉命兼署吏部右侍郎。⑥天津陷落后，李端遇等急奏，“天津失守，系倭人装扮拳民，夜赚城门，京城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备。”⑦事变结束，李端遇颇有些郁郁不得志，次年去世。⑧

李氏与高仁峒皆为山东老乡，故交往密切，尤其是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中，俩人均与义和团民为伍，可谓志同道合。李氏序言强调，高仁峒乃“孝友中人”，谓其“入世可以希圣，即出世可以成仙者也”。

李氏序言所署时间为“光绪十二年岁在丙戌”，而坊间有关高云峒《云水集》出版时间，封面署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高守鹤刊本”，二者相差一年。应以李氏序言为准确。

再，哈佛燕京所藏此书，颇有来历。封面有晚清道士王乐山墨笔题词。文曰：

余与高云溪系属同参。知道容易行道难。道道本来道，一道生万道，万道归一道，如是不二道。游戏僧同参王乐山存阅。⑨

此外，高仁峒之宗教观亦应予以注意。据《印光法师文钞》称：

兹有京都白云观方丈，护法道友，仁峒高公，禀柱下之真传，作玄门之领袖，踞白云之丈室，为黄冠之依归，欲参普门，故朝第一名山，广结众缘，因设千僧大斋，又以心期宏道，志在利人，敦请山僧，升坐说法，欲使大众咸知，教虽有三，道本无二。⑩

据此可知，高仁峒是主张儒、道、佛“三教由来共根源，根源起处莫颟顸”的。总而言之，高仁峒的确是近代道教的一个重要人物。以上引述，大多是宗教界人士对高氏之较高评价。他们重视高仁峒以白云观为依托，兴办慈善及传教事业，弘扬道教教义，扩大白云观在京师乃至全国的影响。的确，据日档记载，高仁峒住持京师白云观期间，对上海、东北等地之道教均有不少支持。

此外，在坊间野史笔记及外国档案等史料中，对高仁峒亦有记载。对于此种史料，亦不应忽视。特别是高仁峒对政治的热衷，与寻常道士大有不同。据参加《清史稿》编撰，且熟悉晚清掌故的金梁曾回忆称：

高老道，白云观主持也，与李莲英有连，能通声气，奔走者争集其门。高讲修炼，谓有点金术，问其秘，终不言。或曰，此能富贵人，不较点金胜耶？高尝进金丹，时自诩曰：李总管献何首乌，其功不小，然亦金丹力，故太后老而不衰，能驻颜且健步也。高每入城，必寓万福居，特为留静室。万福居，饭馆也。以此得名。(11)

金梁所述晚清掌故，大多有所依据，可信度较高。这位神奇的道士，以长生不老之术取得慈禧信任，被召进宫去，取得资本。而后又利用他同大内的密切关系，大肆从事卖官鬻爵之勾当。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及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骄，贾宝玉之鄙视一切，何至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叙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於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疏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於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箧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见缕以语余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於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命之曰高鸡丁云。(12)

上述文字虽说出诸野史，却并非空穴来风，在清宫档案中亦有类似记载。光绪十一年监察御史张廷燎，曾上书朝廷，奏请饬下地方官，严查白云观倡为神仙之说，及夜间容纳妇女事。(13)张氏奏片称：

再臣维经正民兴，斯无邪慝，皇朝厘定律例尤严，妖言惑众之禁，良以奸僧恶道，编造诡异，煽惑愚民，其始不过为敛财之计，浸至奸道邪淫，无所不至，最为风俗人心之害。

臣查彰仪门外迤西之白云观，每年正月十五日至二十等日，兴举大会，男女杂沓，举国若狂，首善之区，已不应有此恶俗。尤可异者，有会神仙之说，于十九日夜，妇女入观，于栏房屈曲中暗座一室，即见神仙。光天化日之中，岂有此怪诞不经之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若不亟行禁止，诚恐恶习相沿，日久愈难挽回。相应请旨，饬下该管地方官，严行查禁，嗣后如再有倡为神仙之说，及夜间容纳妇女入观者，从重惩办，至京城内外烧香赛会，有与此相类者，亦随时查禁，庶足以端风化而杜妖妄。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14)

清档中，张廷燎此片因与原折分离，只是由整理者注明，此折上于光绪十一年，未有具体月日的记载。兹查《随手登记档》有如下记述：

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张廷燎折：折，请饬查在籍大员，责令销假由；片，请饬禁白云观庙会等由。

同日，军机章京还记有：“奏单一件。御史张廷燎等折。拟请传旨由。旨知道了。”(15)据此可知，此片为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所递，当时，白云观的庙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录副奏折档中，还有一件是军机大臣的“请旨单。”所谓“请旨单”，是军机大臣在拟对朝臣所上奏章的意见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让皇帝斟酌决断。该请旨单记曰：“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张廷燎封奏一件，拟请旨传留。”(16)

张氏所揭示白云观伤风败俗事，本来应予以重视查处。但是，由于慈禧对白云观之百般袒护，对高道士之格外偏爱，因此，虽然当日颁布谕旨称：“御史张廷燎奏，烧香赛会等语，著地方官严禁。”白云观的歪风邪气依然如故。

观此记载可知，晚清时期的白云观，在慈禧包庇纵容之下，不但有收受贿赂之恶名，而且容留妇女，伤风败俗，可谓是一片歪风邪气，而高云峒则为之魁首。道教的清心寡欲，已经被利欲熏心所取代；道教的尊严，已被这位高道士抛到九霄云外了，故野史称高仁峒“既是神仙中人，又是政治中人”，可谓是一语中的。

二、高道士与俄国间谍璞科第

高仁峒的为人，以八面玲珑，应对机敏而著称，只要有利可图，便大胆尝试。他不但与慈禧身边的宫内太监首领互相串通，而且还同驻京师的外国间谍相周旋，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他与俄国间谍璞科第的交往即为一例。

据叶恭绰回忆说：

前清与帝俄所订喀西尼密约，世皆传为李鸿章所为，其实李只系演出者，其编剧导演固由帝俄，而被动主体则为西太后；从中促进和穿插为李莲英与璞科第，则世人知者不多也。李与璞科第之联络，实由西郊白云观高道士为媒介。璞科第乃一国际侦探，其与高因何结合，不得而知。(17)

上文中的璞科第，曾任俄道胜银行董事，后又当上俄国驻华公使，为人狡狯，无孔不入，他熟悉中国社会，经常花大把银子，来使“鬼推磨”。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18)在庚子年议和过程中，他又用重金收买李鸿章侄婿徐厚祥获取电报密码。(19)同样，在义和团时期，璞科第还同高道士密切交往。

叶恭绰的揭示非常重要，说明高道士在璞科第的引诱下，为俄国间谍牵线搭桥，通过太监总管李莲英去影响慈禧之亲俄决策。这种依靠太监吹耳风来向慈禧进言之方式极为巧妙，而且隐蔽，因此，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无法找到相关佐证。但是，在俄国档案中，当有璞科第向俄外部禀报之记载。

璞科第精通中文，能言会道，可能是最早打入白云观的外国间谍。譬如在高道士自己撰文的白云观《粥厂碑记》中，对与璞科第的密切关系，亦有所涉及。其碑文曰：

庚子都门变起，事将堕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封翁及璞科第君，邀同联春卿侍郎、祥博泉都统、王子仪廷尉、塔木庵方伯，弹压防护，周巡八厂，灾黎等无争竞倾踣之虞，虑周思密，谊美恩明，洵非寻常善行所可比也。(20)

这篇《粥厂碑记》，出自一位日本道教学者所编撰的《白云观志》，然而，对其中内容，坊间尚未见深入探讨。

所谓“筹集巨款”“分设粥厂”，实际上是俄国人利用京师动乱，救济灾民之机，为其间谍活动铺路。其主要依据是，参加此项活动人员中，不少是清廷内部的“俄国党”。

该碑文所提到的人物，有联春卿侍郎及塔木庵方伯之名。联芳，字春卿，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饬令前署俄国参赞候选知府联芳留天津差委。(21)随后，联芳供职于北洋，由李鸿章差遣；数年后回京在外务部任职。伍廷芳在同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曾提到联芳其人。伍氏谓：

朝廷内部有一老大之俄国党存在。此辈乃长年由俄国获取利益，有割不断之关系。尤其近来，原先中立者亦觉虽日、俄俱不可靠，但依靠俄国收益最大。……如外务部左侍郎联芳等，当那桐在场时，便对日本之胜报作欣喜状，但其心中实非如此。其言谈中时常为俄国之行动辩护。故张荫桓生前曾对自己明言：联为俄国之间谍。其最终亦不能与俄国断绝联系，其女儿即为俄国党塔克什纳之子妻。(22)

伍廷芳长期在外务部任职，对清朝的外交班子是了若指掌的。他所揭示的联芳为“俄国之间谍”，要可深信。他所提出的另一位俄国党塔克什纳，也参加了庚子白云观布施粥米的活动。上引《粥厂碑记》所记塔木庵方伯，与伍廷芳所说俄国党塔克什纳应为同一个人。塔克什纳，同文馆俄文学生出身。据李尚英《中俄密约的签订》一文揭示，塔克什纳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23)并将此密约秘密携带回京。翁同龢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日记称：“晚，塔克什纳(同文馆翻译，道员用，李相随员，号睦庵)，从俄国由德国归，赉约本来，酷暑走红海。同舟为日本王爵某，极费周防也。约本有厘，匣匙由函中来。函匙交樵野，樵野仍交余。约本则令故持归，俟商定办法再给信。”(24)睦庵、木庵，均是塔克什纳的字号。

可见，璞科第与高道士所办粥厂活动中，清廷内部最少有两个亲俄国的官吏参加。这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间谍的圈套。他们乘京师之乱，大行其收买人心之道，从而获得高道士的好感，以帮助俄国取得更多利益。

璞科第之狡狯与猖獗，远远超出今人之想象。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日俄战争前后，上海民众对璞科第通过高道士联络李莲英，劝说慈禧推行亲俄国政策，非常反感，曾联名向报馆检举揭发，要求政府严防。此事不但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具体记载，在当时上海的报纸中亦有记述。如甲辰十月初四日的《警钟日报》，印证了日档的相关记载。该报称：

《时评—咄咄怪事》

自李莲英、高道士与俄璞科第同盟(高道士主北京白云观。白云观者，即供西后长生禄位牌处也。高道士与李莲英狼狈为奸，日在外招摇纳贿)，日以联俄运动西后。而北京诸大老亦颇信其说，至谓“日胜俄败，皆系谣传，上海新党报馆，不啻为英日孝子贤孙”。众口一词，以假乱真。李、高二人知其然，径递密信于俄都，而波罗的海舰队因之而东来。是则波罗的海舰队者，名为敌日，实则迫胁中国耳。波罗的海舰队既来，李、高诸人，益得以联俄迫西后，而联俄之议，遂因之而大成。联俄之议既成，不得不先筹拒日，欲筹拒日，则去岁张督在京时，曾与日人订密约，政府疑袁督知其情，故有诘责袁督之非。袁督当荣相柄政时，为之效犬马之力。荣相与李莲英，反对袁督者依违于两者之间也。荣相既死，而政府又有联俄运动。袁督莫测口所为，故遣张道赴鄂(张道以回河南为名)以与张督协商。此殆南北联络之起点乎？现闻西后以万寿之故，收括贡献，拟作西迁之举动(闻京城内外，车马皆已定口)，而北京大员，又以联俄党占多数，又在沪上之某革抚，亦受李莲英运动(本以联俄著名者)，日与俄领事协商。况政府创办银行，既假法款，而湘人所办粤汉铁路，亦拟借法款兴工。法人为俄人后援，是不啻引俄、法以吞中国也。吾知不数日间，北京政府必有一令人莫测之举动，而某革抚者，又将实任江督(闻该抚久有此梦)。南北相联，日以联俄、法为主意，而波兰之覆辙，遂真见于中国矣。奈之何哉！奈之何哉！(25)

刊登此文的《警钟日报》，原名《俄事警闻》，乃沪上对俄同志会所办报纸。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创刊，由蔡元培等主编。其宗旨是揭露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罪行，故称“警钟”，以唤醒国人。上文所称，高仁峒与李莲英“径递密信于俄都”云云，其实并不可信。因为无论是高道士，还是李莲英，他们都是经过璞科第与俄国发生联系。不过，通过此文可以知晓，高、李与璞科第之关系密切，并通过这种关系来影响慈禧，推行亲俄国政策，在沪上外交人士中间，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上文中涉及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沪上之某革抚”，系指已革广西巡抚王之春。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人。王氏文童出身，聪颖过人，系督抚中少有的通外务者。光绪二十年(1894)冬，王之春奉朝受命，“为专使，赍国书，致贺俄君(尼古拉二世)加冕事”出使俄国，并“设法恳俄力助和局”。(26)在俄国期间，王之春通过与俄国君臣交际，互赠宝星，发现“俄主情谊真挚”，遂产生联俄幻想。时逢甲午战败，清廷签署《马关条约》，朝野哗然，要求废止条约。王之春在归国途中，又转赴法国，“与法外部密商保台办法事”，最后无功而返。(27)光绪二十八年王之春镇压广西民众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被革职后，王之春来到上海，频频与驻沪俄国外交官联系，四处鼓吹联俄，散布割让东三省的“联俄”谬论，遭到革命党人与上海民众之反对。于是，甲辰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金谷香菜馆刺*王之春，未死。万福华被捕，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酿成轰动一时的大案。此大案即发生于《时评——咄咄怪事》一文发表之后数日，可谓奇矣。它反映了民众与革命党人，对王之春投俄卖国的仇视心理。这同上海民众，通过报刊揭露高道士与李莲英联络璞科第丑行，是相辅相成的。

三、白云观里的日本“道士”

对于璞科第的间谍活动，在日本档案中有十分可靠的记载。因为白云观在晚清政坛的特殊作用，愈来愈为世人瞩目。尤其是俄国间谍，利用白云观来为俄国谋取利益的成功经验，也使日本受到启迪。日本外务省根据驻京公使提供的信息，决定依法炮制，选择适当人选，进入京师白云观同高老道周旋。他们为高仁峒物色到的第一个弟子与朋友，就是翻译官岛川毅三郎。事实证明，外务省的这个决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明治38年，1905年6月10日)，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正式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禀报驻北京公使馆在白云观谍报工作的进展。内田康哉之报告称：

机密第105号。(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收)

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此事曾经直接汇报，并在归任之后，令岛川通译官担当操纵白云观方丈之任。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以上汇报，敬请知悉。敬具。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日

在清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

致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28)

内田康哉之报告所提到的岛川毅三郎，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外交官。据日本史料记载，他于1867年生于三重县津市。在加入名古屋师团后，岛川受到了神尾光臣的知遇。在神尾担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期间，岛川亦随之来华，担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午年在小村寿太郎支持下，岛川还考察了蒙古、北满洲、西伯利亚等地，而后又赴俄国留学，从事中俄关系的侦探。庚子事变后，岛川毅三郎随着新任公使小村寿太郎再次来到北京。在小村和内田康哉两任公使领导之下，岛川毅三郎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机密活动。鉴于他精通中俄两国政坛内情，在日俄战争前夕，岛川毅三郎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官。(29)

岛川毅三郎的语言天才，表现在除通达俄文外，还能讲十分流利的汉语，机动灵活，善于应酬。因此，这位刚刚穿上道士服不久的日本翻译官，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高云溪的好感，掌握了许多情报。岛川之报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日本外交档案中，该报告还如实描述了他最初进入白云观之经历。岛川称：

下官幸亏在白云观早有素交，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夏秋之交，开始到该观往来。最初只是在观内参观，时而在后庭花园散步。其出入每与道士吃茶谈话；交游稍熟，即由小官建议他们烹制闻名京城之白云观斋饭，于花园开宴。当时，后花园已被璞科第租用，后庭入口处，贴有“大俄国璞寓”字样。

道士们容纳下官的建议，盛飨以饭食。告别之际，下官还给道士七十五元小费。道士喜而纳之。自是以后，彼我之间往来频繁。道士或赠物品，或赠书画等。我方亦有时在该花园设宴，招待道士等客。起初，每次高仁峒并不列席，皆辞谢之。如此往来之间，已逐渐获知，璞科第与白云观之密切关系、以及璞科第在白云观避暑生活之实际状况；并厘清了白云观与宦官之关系、宫中宦官之多数身为道士、其道士之多数为高方丈受戒等事实。下官亦更深介入，试图托事于白云观管事道士，给予金钱，以实施怀柔之策。(30)

观此报告可知，岛川毅三郎到白云观之目的，就是奉命搞清楚俄国间谍璞科第，如何利用高道士来为俄国谋取利益之真相，并进而仿效之。而岛川开始在白云观之得手，是通过小恩小惠，给道士七十五元的小费开始的。这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道士们见钱眼开，“喜而纳之”。于是，不仅岛川个人，还有他的许多同事纷纷参拜白云观。

岛川之报告，还如实地描述他所参加的白云观“燕九节”及拜见高道士的情形。岛川称：

每年清历正月间，白云观开帐。数日之间，热闹非凡。本年特请下官来游，多承关照。于是，下官于本年二月十八日参诣白云观，拜访高方丈，布施百元。受邀作客之时，刑部尚书奎俊在座，亦是友人关系。在短暂交谈中，高方丈频劝饮食，辞归。次日，方丈送来支那饭菜。同时又访问俄国邮政局长葛穆堡约夫，他询以近来众多之日本人参诣白云观，事实真相如何？因此答曰：本年正月开帐之际，只是下官一人参诣。由此可以推察，俄人已察觉到日本与白云观关系日渐密切。(31)

岛川此报告提到高道士宴请他时，奎俊亦在座。这个奎俊乃是满族贵族中一个很特殊人物，字乐峰，满洲正白旗人，家境富饶，权势煊赫。他由山西布政使，升任陕西、江苏巡抚。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四川总督恭寿出缺，清廷命奎俊代之。奎俊奉命后，由上海溯江而上，沿江督抚，争相迎送。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互通电讯，通报如何接待奎俊。刘坤一致湖广总督的电报称：

张制台：奎乐帅昨抵宁，明日展轮，上驶到鄂。拟奉拜，仍住船，即换轮赴宜昌入川。此间亦系住船，未肯入行辕。谨闻。坤豪。戊戌八月初四日未刻发，申刻收。(32)

此处“行辕”，乃是指为了过境的督抚或朝廷要员，专门设立的豪华招待居所。奎俊宁可在船上过夜，也不肯领刘坤一之情，住进精心准备的行辕，其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之锋芒，于此约略可见。

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争相款待奎俊，原因不是别的，盖因奎俊乃慈禧亲信之军机大臣荣禄的叔父。庚子动乱期间，奎俊在成都与西安行在担任军机首辅之荣禄函电络绎，无话不谈，甚至商议收取贿赂银两，应如何安排。(33)二人关系密切，迥非寻常官吏可比。庚子回銮后，奎俊回京任职，住京城黑芝麻胡同，成为“京城四大财主之一”。奎俊亦为高道士之座上客，故能与岛川在宴席上相见。根据《清代职官年表》记载，奎俊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任职刑部尚书，(34)与岛川记载，恰相符合。岛川报告之准确，于此可见一斑。另外，由此报告亦可以看出，岛川的间谍活动进行得很谨慎。他在白云观处处留神，为了避开俄国人的耳目，故光绪三十一年的春季燕九节期间，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改变了以前“多人前往”的习惯，仅岛川一人低调参拜，以避俄人耳目。

四、高方丈向日本人靠拢

光绪甲辰乙巳(1904-1905)间，神州大地上烽烟再起。这次战争的主角并不是清王朝的军队，而是沙俄帝国与新兴的帝国日本之间，在东北平原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本凭借着甲午战争中在中国掠夺的大量财富，国力迅速提升，且全国上下一鼓作气，将在东北经营多年的俄国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消息传到白云观，这里的道士们在高云溪的调教下，似乎也看到了“俄国佬”已日落西山。他们开始对东瀛小国日本刮目相看。

这一年的元宵，北京城张灯结彩，白云观人声鼎沸。与往年相比，来观里找高道士的人更多。然而，就在燕九节刚刚降下帷幕不久，白云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穿着道士之服，满身征尘，火急火燎地来找到高道士门上。

原来这是一位来自东北前线的道士。他向高云溪讲述了在奉天的日本军队炮火猛烈，进军神速，倘若北京的白云观不来设法相救，沈阳及东北各地的道观将会受影响。于是，高道士通过其副手赵秋水，紧急与东交民巷的岛川取得联系。机动灵活的岛川毅三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立即向内田康哉禀报，商议对策。据岛川之报告称：

在与白云观继续往来之间，我军占领奉天，该地大清官道庙之道士，驰至北京，向白云观报告事情原委。高方丈遂命方丈次席之赵秋水，请求我军保护该道观。于是，我驻北京公使草拟一封致福岛少将之函，交与赵秋水。该函之内容如下：

拜启，时下愈发勇胜，可喜可贺。先前烟公访问之际，百忙之中，予以盛情款待，非常感谢。奉天附近之巨大胜利，实乃世界战史大书特书之成功，谨致祝贺。

昨二十四日，依北京白云观方丈之请，谓奉天城西门外之大清宫道庙、辽阳州城迻东的千山、广宁县城西区医巫闾山之诸道教庙宇及其产业，悉为北京白云观所管之下。他们希望日军给以保护。当地之白云观，与清朝有特殊之关系。现该观方丈高仁峒，在清国宫廷受特殊礼遇，向来与本公使馆关系亲密。敬请理解上述情况，特予保护。敬具。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内田公使

致奉天福岛少将阁下。(35)

收信者不是别人，乃是日本的著名中国通福岛安正。福岛乃是长期在华活动的日本军方间谍，日俄战争期间，他正在东北前线兵营任指挥官。内田康哉公使的亲笔信，传到福岛安正手上之后，日本军队在东北自然少不了对那里道教庙宇予以关照。京师白云观的高仁峒方丈，则对东交民巷的日本外交官感恩不尽。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905年4月9日)，“高方丈招待日本驻京公使、馆员及青木大佐等人，且以高方丈之名，赠送书画等，殷勤备至。”(36)白云观方丈想通过这些举动表达对日本人的谢意。

正当白云观与岛川等日本外交官关系日益密切之际，传来璞科第被俄政府任命为驻京公使的消息。面对东北前线不断传来俄军节节败退，水陆俱失的消息。高云溪对他昔日的朋友璞科第之态度亦开始稍稍有所转变。岛川报告谓：

其后，璞科第被任命为俄国驻北京公使，电报传到北京，下官遂佯装不知，探听其消息，得知璞科第早已致电北京公使馆，称将赴北京就任新职，并以避暑为名，欲租白云观花园。馆员某即赴白云观商谈。高方丈回答极为暧昧，谓俟璞科第来京之后再行决定，遂让官员辞去。于是，小官会见白云观中地位仅次于高方丈的道士王纯朴，告以高方丈曾称有本年租给日本公使之意，现闻璞科第来任，当不会有食言之事。当日就此回来。(37)

在稍稍冷落璞科第的同时，高云溪与王纯朴再次于5月7日(四月初五日)，在白云观款待岛川毅三郎等人。据岛川报告称：

于五月七日，在白云观招待日本人，亦邀请高方丈和王纯朴。其时，下官与高方丈在室内对话。直至旁无人影出现，高方丈遂谈及他派赵秋水赴上海之情委，告以赵秋水根本无法选出上海的白云观座主。谓宫廷亦欲将此事作罢，近日高将赴万寿山，请皇太后懿旨。又谈及，大概百日读经之命下，又会禁止外出；高道士还屡次谈及与李莲英等人敦睦共事，并谓介绍下官与彼等相识。且谓常在白云观与下官等相逢，将会招致闲言碎语，故应在正阳门内太升堂密会云云。

高方丈还提醒谓，白云观虽有多名道士，但其心腹只有派赴上海办事之赵秋水，和列席此处之王纯朴二人。此二人均属自己人，应如对自己同样，可以毫无顾虑，谈论秘密之事。小官心领神会，谓我等两人是心友，宜以心传心相交。且约定在太升堂会谈的具体日期而告别。(38)

这是高仁峒与岛川谈话首次涉及与上海白云观之关系。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海上道教名观——白云观》记述：

光绪十四年，徐至成进京，在清廷官员和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的协助下，以改雷祖殿为“海上白云观”，即为北京白云观下院的条件，请得明版《道藏》8000余卷。《道藏》从海路运至上海时，上海地方官吏和绅董们，曾聚集在上海东门外码头迎接，并将马车饰以黄缎，装运《道藏》至白云观供奉。之后，采用北京白云观的规戒，逐渐确立了其全真派十方丛林的地位，成为我国东南地区颇具威望的全真道观。……光绪三十一年，北京白云观赵秋水来观住持，1915年赵秋水去世后白云观日趋萧条。(39)

上文中的徐至成，乃当时上海白云观之住持。上海地方志所记，既说明了高仁峒与上海白云观非同寻常的交往；又提到赵秋水于光绪三十一年出任上海白云观之方丈。所记时间与岛川之报告相符。赵秋水赴上海任职的时间，应是是年五月初七日之后，在高云峒请示慈禧之后所定。

5月10日(四月初七日)，岛川又再次来到白云观的后花园，一边聚餐，一边密商要事。是日，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一朵朵牡丹含苞欲放，一丛丛灌木，散发出阵阵清香，整个白云观被装扮得生机勃勃，姹紫嫣红，充满了浓郁的初夏气息。岛川与白云观方丈交谈融洽。高云溪、王纯朴等道士表示，欲加强白云观与日本驻京公使馆的交往与友情。根据此次会商之结果，将由高云溪出面，在后花园宴请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及公使馆的其他官员。而在此之前，白云观诸方丈则要到高云溪在京城内的另一个私密约会地点太升堂酒家，由日本方面请客叙谈。商定后岛川返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即专门修书一通，确认会面之期。岛川之书称：

日昨趋谒，藉聆大教，有推心置腹之慨，弟佩服不止。兹拟于华历四月初九日(5月12日)下午五点钟，于太升堂敬备便酌，奉邀台驾，未知届时能否有暇，务望赐复为盼。顺颂云溪大方丈坛下日祉。

弟岛川毅三郎顿首。(40)

在收到岛川毅三郎的来函后，高方丈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送来回简。高云溪函称：

毅卿仁兄大人阁下(尊)鉴：

前蒙赐盛宴，飫酒饱德，齿芬犹存，欣感莫名。昨日晨起无事，散步花园，见牡丹多半开者。忽忆前与吾兄及诸友，有赏此花之约。昨日即派纯朴前来订约，幸吾兄赐给日期在四月十一日，甚好。务望是日台驾早临为盼。再者，蒙嘱于本初九日(5月12日)午后，在太升堂聚谈，定遵台命，至期不悮。特此布复，敬请升安，统希霭照，不宣。

方外弟高仁峒拜

贵同事诸友，统此致意。不另及。再者，外有请帖九分(份)，祈费心代送是托。至初九日晚六点钟，准在太升堂恭候台光。特又及。(41)

高仁峒的复函文质彬彬，非常热情，显示这位方丈对外交涉，毫不陌生。他不但希望在白云观宴请日本外交官，而且还盼望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出席。

五、太升堂的神秘晚宴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九日(5月12日)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日子，是日，京城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可是，下雨无法阻挡日本公使馆的大小官员争相前往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太升堂酒家。此酒家位于距离东交民巷近在咫尺的正阳门之内。能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开这样一个酒家，没有紫禁城里的后台几乎是不可能的。岛川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此次日本人宴请高道士的详细经过。其文曰：

五月十二日，雨天。清人雨天不外出，习以为常。因而以为高方丈不会履行约定，尤其不会特从城外远处冒雨来会。然而下官为了在太升堂准备房间及饭菜，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不料，该方丈早已在该店雅间等候。冒雨来会，已感意外；在雅间等候，更觉意外。询问缘由，方知此太升堂酒家，名义为方丈弟子山东人某所开，实为高方丈投资开业。其雅间，亦设在毫不惹人注意之处，与其他房间隔开。室内装饰清洁，可独自饮食，并且可以在此寝宿，设备一应俱全。其伙计亦特殊之人，不离方丈左右，其他人决不许进入其室内。以此情观之，此乃方丈筹谋种种策略的密会场所，不问便知。高方丈亦说明之，得意之情，形之于色。高方丈声称，他所言之密会场所，不独在城内，城外也设一处，即王福居(按，应为“万福居”)酒家，并告以不日可在该处密会之事。(42)

此前，无论是清人笔记，还是小说野史，均记载高云溪在宣武门外开了一处“王福居酒家”。而今我们在日本档案中可以看到，在正阳门以内，还有一个太升堂，也是高道士会见清廷要员及“外宾”的更加神秘的处所。真可谓狡兔三窟。

对于这次神秘的宴请，日本外务省留下了非常翔实的记载。岛川的报告写得有声有色，文采斐然。岛川报告称：

此日宴请，原本是小官出面，招待高方丈。不料，方丈早已将各种菜肴点毕，即要端至桌上。高方丈先以香槟酒敬我，似乎接待宾客的准备，均在此特别的房间进行。

用餐之中，彼我相互倾谈，宴会渐至佳境。高方丈云：此处的服务人都是他的亲信，绝无泄露机密的危险。

于是，提及白云观之后花园，拟以避暑为名租赁之事宜。高方丈委婉谢之云：租赁花园事为好办，其实先前有要务，派赵秋水前往上海。他本拟自身启程，不料，后来宫中以本地之要务，命他改派别人前往。当时，他无法推测有何要务，根据最近宫中预告的消息，才知道本年仍要不得不为皇太后、皇帝于后花园的高坛百日读经。因此，不能立即答复租赁花园事宜。他还说：百日读经期间，方丈当然要戒斋沐浴，花园也要洗请，如有人居住该处，不合读经的主旨，更不能答应租赁给他人。

于是小官质问：以前在白云观招待内田公使时，曾对小官表示，夏季可以居住该园。然而，其后您之旧知璞科第，即将来北京就任公使，直到今日，竟然如此食言，甚难理解。

方丈云：赁予与否，与璞科第的任命无关，完全基于以上所说的理由。并且，自拳匪之乱后，方丈遂与外人交际，在外人中亦有知己。「璞」乃是其中一人。该人在乱后于白云观施粥等事业颇为助力，于是关系殊为亲密。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夏季，将花园租给璞科第为避暑胜地，第二年又续租白云观为该人避暑。仿佛在那一年，皇太后之弟桂祥带领其妃和宫女至白云观进香，如同往年。在该妃等于后花园散步之际，「璞」夫人迎接她们，不但奉以茶点，还以她所擅长的艺术弹琴歌唱，热情款待。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介绍她们受其款待的情形，皇太后遂下令召见「璞」夫人。当时，美国公使夫人带领其他外国公使夫人作为译员，与「璞」夫人一同在宫中召见。世上传说「璞」与宫中的关系更加密切，专指此事。而做媒介者为高方丈，结果对他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

于是，下官打断有关「璞」的情况，又询问了皇太后与高方丈的关系。该方丈谈云：他为皇太后所认知，是在同治帝崩御之后，为了读经出入宫中的时候。皇太后赐予三千两(贰千两？)，作为永世祭粢费，供食给每年春秋之季读经并进香者，习以为常。前所述桂公亦在此时前来白云观。加之，白云观每年逢大读经之际，宫中予以恩施多金，皆是蒙皇太后恩赐之证据。尤其在拳乱作乱时，皇太后巡守在外，方丈于扈从之沿途，照料太后起居饮食等事，故有今日之殊遇。上次万寿节，高方丈于白云观后庭高台戒斋沐浴，乘着夜深人静、天地寂寞之际，寻思百日读经，得到银一千两及各种下赐品。要之，蒙受皇太后之知遇已有三十多年，即自继任白云观座主以来，年年均是如此。(43)

岛川毅三郎的报告，为我们真实地描述了一个京师白云观的道士，以宗教活动为手段，与宫廷建立紧密联系的全部过程。通过与宫廷之交往，高道士又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在京师到处招摇；然后再经由太监，影响清廷的最高决策。这种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历史现象，实在是不可想像的。它为我们研究晚清政治史、宗教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六、道士、太监、皇太后

高方丈在太升堂宴会上，高谈阔论他与慈禧太后关系，还泄漏他与宫中太监头目交往的细节。岛川之报告云：

再据该方丈所谈：他如此深得皇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最初，宫内宦官总管刘(诚印)多子协助。此刘总管之威势，非如今日之李总管，于宫廷内外威势赫赫。他意志极其坚强，而又是宽宏大量，清浊能容。收入也相当多，多处创建许多寺观，一面为皇太后祈祷万寿，一面扶植自家势力。白云观现有今日之兴隆，也多依仗刘总管之布施。

他还说：李[莲英]总管与刘总管相比，更加清廉洁白，努力少有过失，因而手腕不如刘总管，威势与财力也差，但皇太后的信任仅次于刘总管，如今是皇太后信任最为专注者。他与高方丈的关系也特别密切。李总管之外，又有一位姓崔[玉贵]的总管。据说此人尚年少，今年三十岁。此人颇像刘总管，其手腕有压倒李之势。高方丈对崔氏以师弟相称，亦有特别之关系。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宦官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其中高方丈授戒之弟子又居多数，以致白云观在宫中之势力膨胀。

于是，下官请求他介绍刘总管或崔总管，方丈答以十八日将要赴万寿山，有事与他们商谈，可以借此谈及。他同时还缕陈他和宦官往来全属私交，丝毫与公事无关。后来，在他对交游的官员做出人物评价之际，谈到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先年来到京师，对在京的王大臣以及李莲英颇为失礼，因而李经迈狼狈不堪。当时，李莲英与李鸿章关系颇为亲密，有意提醒李经迈。高方丈曾受李莲英的委托，将李经迈约到太升堂的房间中，转告其意。由此可见，他自己在官场里面成为何种机关。

接着，下官又告高方丈，内田康哉公使愿捐修缮白云观的经费。他回答说：如是布施，乐意受纳，可否将其名与其他捐助者，一同公布于世。本官答以完全可以。由方丈的语气来看，私贿并非秘密提交，而称谓是为白云观接受布施。可见，高方丈虽然已经在此幽会场所，与下官等进行密谈，而姑置事实，但至少在名义上，还注意行止端正，以免蒙受日后之祸。其后，杂谈一时，此夜告别，而暗夜下雨，回路困难，高方丈用自己的马车将小官送回住处。

五月十四日，该方丈于白云观后花园招待贵公使等人之时，小官比预定时刻稍稍早到，在该方丈的居室送交一千两票据作为内田公使的布施。该方丈甚为感谢，谓全是小官从中出力，满面喜色，热情接待，且将皇太后与李莲英的合影一张、皇太后赐给方丈的御笔字画扇子一把、用宫廷内的菩提树制造的念珠一串以及一柄扇子赠送小官。在当天的宴席上，方丈对公使之布施厚礼再三称谢。(44)

岛川的报告，既揭示了慈禧太后与高道士之间不同寻常的往来，还说明了宫中太监刘诚印、李莲英等，乃是这种关系的牵针引线人。通过这种关系，在紫禁城出现了“宫中宦官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其中高方丈授戒之弟子又居多数，以致白云观在宫中之势力膨胀”的怪现象。这些记述，对于厘清道士、太监与皇太后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直接、最可信之史料。

七、璞科第当上俄国驻华公使之后

璞科第在华活动，给俄国带来不少好处，因此，这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官，很快被提拔成为俄国驻华公使。当璞科第被任命为公使时，他本人当时并不在北京。但是，无论是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还是白云观的高道士，均已经得到他提升的消息。1905年6月30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璞科第到达北京。当天高方丈即登门拜访他的这位知己，而后又有一系列活动。

当时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交战双方正在策划在美国朴茨茅斯的谈判。为了让本国政府及时了解俄国动向，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专门写了一份报告称：

关于送呈白云观方丈谈话要领之件

新任露国公使璞科第于六三十日到达当地，与该公使有亲交之称的白云观方丈，高仁峒即往访该公使。其后于二日，高方丈又赴万寿山与李[莲英]、崔[玉贵]两总管会面。归来之后，岛川通译官与高方丈交谈，其谈话要领由该通译官呈上，别纸附来，谨供参考，并敬请查阅。敬具。

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四日

在清国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45)

内田康哉的报告所附呈的岛川密报，名曰“白云观方丈高仁峒谈话要领”。其文称：

新任俄国公使璞科第抵达此地，当时作为方丈的高仁峒，即赴俄国公使馆与其会面，次日高仁峒又至万寿山。七月二日，岛川通译官于白云观探知以上情况，并约于次日与该方丈会面商谈。他很快接到高仁峒的回音，谓拟在三日下午六时，在太升堂面唔。按照预定时间，下官在太升堂与方丈之谈话。其内容如下：

璞科第到任的消息是由俄国公使馆告知的。会面之时，因和多数人聚在一起，无奇可谈。唯璞科第不愿住方丈周旋于西山的避暑胜地，希望如同以前那样仍居住白云观，而方丈却婉拒。璞科第讽刺方丈称：是否因为有意将该处租赁某外国公使。然后，璞科第谓这次出任公使，繁忙多事，无法至避暑胜地安闲过日，因而不用。其它无话可记。

关于方丈于二日赴万寿山，向他提问是否有事会见李、崔两总管。他答云：并非带着璞科第的使命而去，在万寿山有关璞科第的传闻谓：该人在清国驻在多年，清国朝野多有知音，此次作为公使到任，也会有很多方便。又据说，近日谒见呈递国书云。方丈似乎不知道他在京滞留数日，而后又要以日俄媾和谈判委员而离开。

高方丈谈到，内田公使寄来白云观牌楼修缮费一事，已告总管。总管谓：日本与他国不同，崇信儒佛教义，故对道教之信奉亦较他国真诚。总管还谈到内田公使夫人谒见时的服装等诸情况，对该夫人有许多话，询问其归任日期。

岛川通译官向方丈称：李、崔总管无暇外出宫廷，其他宦官也不得外出，故希望介绍合适的人。高方丈即答想要介绍福某，同时称：宦官中有种种任务，其中有类似御史的，比如此福某探知城内外之事，负有随时向宫廷汇报的职务。所以他知悉宫廷内的情况，自不待言，又精通世事，为人也伶俐，能明白事理。明天即四日与他有约，可谈此事，或许该人结伴往访。(46)

岛川毅三郎关于白云观的报告，叙述得如此点滴入微，形象生动，读后颇使人有些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这绝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给其上司的机密报告。它经由内田康哉之手，直接呈递到日本外务大臣的面前，岛川的报告，使人看到了一个随机应变的外交官，同白发苍苍、年过六旬的道长，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彼此利用的真实图画。这些记载，对于了解晚清宫廷与道士，或是京师之白云观本身之历史，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由于岛川在京师白云观等处的出色表现，他的职务很快被提升为日本驻吉林总领事。而那位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璞科第，在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之后，又在北京的公使馆官邸大约呆了两个年头，便一命呜呼了。

*本文中的日档史料由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连成博士翻译。

注释：

①汤用彬等编：《旧都文物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②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③中国道教协会主办：《中国道教网》，“教派人物”。

④高仁峒：《云水集》，光绪十一年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⑤高仁峒：《云水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序言。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七年，李端遇遗折。

⑨高仁峒：《云水集》，光绪乙酉冬刻，白云观藏版。

⑩印光：《印光法师文钞集后编》，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