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宫和文庙是庙学的两个核心要素，庙学教育机制的运转和祭祀活动的开展，则构成了云南庙学在边疆社会实践“臣民”塑造的两方面内容。作为以传授儒学为宗旨的教育场所的庙学，其教育机制运转是中原王朝在云南边疆，以庙学实践“臣民”塑造进程的集中体现之一。
于云南而言，域内栖息着众多在生活习性、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方面与内地汉人迥异的世居族群，因此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构成了云南庙学实践“臣民”塑造历史使命的理论基础，利用庙学日常教育活动传播儒学以整合边疆各族群文化，从而增强边疆社会的历史文化认同，塑造“臣民”共同体，则构成了中原王朝以庙学为实现“臣民”塑造臂助最为直观的表现。
一、云南庙学教化旨趣自唐太宗贞观四年诏“州、学县皆作孔子庙”为肇端，庙学制始在内地广泛实践，历两宋（辽、金），元时庙学制规制已至为完备。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中庆路庙学落成为滥觞，庙学制的云南实践较之内地迟了六百余年。
庙学制的云南实践则走过六百余个春秋。其间借助云南庙学不断由统治中心向边地演进，儒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边疆社会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借助庙学教化而实现的“臣民”塑造社会成效逐渐显现。
云南庙学的与内地庙学并无二致。一方面，教育内容与形式均是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讲求圣人之道，儒学则长久地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科举制对庙学教学内容的导向性作用日趋明显，日行课业为师生授受的常用方式，为国家培养治术之才则构成了庙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文庙释奠礼，乡贤和名宦祭祀等祭祀形式，构成了庙学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
《云南府儒学乡贡题名记》记载：“国家于郡县必建学，择秀民以学乎其中，给以饩廪，蠲其徭役。简师儒以司教事，责守令以致饬励，而又董之以宪臣，务俾成德达材。”
但若从元明清三朝对云南特殊边疆属性的认知出发，将庙学纳入到由“崇儒重道”“用夏变夷”及传播儒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核心元素构成的中原王朝云南边疆文教政策的语境下考察，那么，云南庙学的教化旨趣，则体现着以“臣民”意识整合为目的的另一番意蕴。
元明清三朝拟定之边疆文教政策在云南得到切实贯彻，庙学制之云南实践蓬勃展开。但受域内多世居族群、边疆文教发展相对滞后等边疆属性影响，地方官员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则有所倚重，即极为强调庙学的教化意涵，即庙学通过促进儒学及儒学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流布来实现“臣民”意识整合的作用。
元王朝设云南行省，实施“比于内地”的经营。庙学作为云南行政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而一体创设。但初附之云南边疆族群林立，离心势力根深蒂固，“重译不通，嗜欲不同”是基本现状，而如何以“周、孔之道”化之则成为一道不可忽视的施政议题。故此，云南庙学自创设之初，即被赋予实践“臣民”塑造的使命，这对兴建庙学的认知中有鲜明体现。
至元十三年，郭松年为新落成的中庆路庙学撰写碑记。郭松年曾于元初两次游历云南，收拾沿途见闻撰《大理行记》，因此对边疆社会的人文风貌有甚为清晰地认识。
《大理行记》记载：“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见王者之 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
碑记中以西汉文翁兴学于蜀比中庆路庙学的创设，寄语“任斯事者”以“用夏变夷”为己任，言语中鲜明显露了以庙学传播儒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以之整合边疆各族群文化，从而实现边疆大治的政治意图。至元二十四年，大理路庙学竣工，路学教授赵辅弼为之作记，透过是则记文亦可见元代地方官员，对于云南庙学教化旨趣的经典表述。
面对“礼乐衣冠皆未得其正”的边疆实际，地方官员领会中原王朝边疆文教政策内涵，以庙学促动儒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流布以进行文化整合，实现“臣民”塑造的政治目的跃然纸上。
有元一代，在庙学持续演进下，儒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广为流布，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历史文化认同。元王朝借助庙学在云南边疆实现的“臣民”意识整合的社会成效并不理想，边疆社会多元的文化格局未被撼动。
明王朝在元明清三朝的云南边疆经略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入明后，继续推行以传播儒学为核心、以“用夏变夷”为主旨的文教政策，依然是明王朝云南边疆经略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即朱元璋所言“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即通过庙学推行教化、实践“臣民”意识整合来实现边疆的“臣民”塑造。
基于此，庙学被作为行政体系构建的组成部分，先后在云南各地设立。随着云南庙学演进的深入，有关地方官员对于以庙学为实践“臣民”塑造臂助的认知与表述，开始频繁见诸史端。正统中，明王朝置提学官以董一省学务，明代云南提学官群体对云南庙学在整合“臣民”意识中的作用的认知与表述亦值得关注。
三、边疆认同感历明一代，中原王朝依靠庙学等实践路径，促动了儒学在云南边疆的深入流布，边疆社会的历史文化认同较之前代显著提升。儒家思想被云南各族人民广泛接受，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感日趋增强，和平地消除中原王朝与边陲云南之间的文化壁垒，推动云南社会朝着与中原内地整体统一的方向迅速发展，最终奠定了云南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
中原王朝以庙学为臂助而实现的“臣民”塑造成效亦达到较高层阶。至明代后期，滇人即有“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也”这一蕴含明确“大一统”政治理念认同的基本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催生超越族群认知界线的、具有鲜明地方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意涵的“云南人”称呼的出现，反映了“臣民”塑造在边疆社会的实践成效。
但综观明王朝在边疆推行的“臣民”塑造实践，其实际成效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云南庙学分布的区域性不平衡性是其直观表现。
朝代鼎革后，清王朝延续了前朝以传播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政策，庙学、书院和义学等官办教育形式，共同构成了清王朝在云南边疆实践“臣民”塑造的多样化路径。地方志书相关记载的详尽， 为考察清代云南地方官员对于庙学教化旨趣的认知和表述提供了许多便利。
“今天下声教四讫，无远弗届，凡遐陬僻壤，靡不渐披。滇虽僻处天末，距京万里，而雕题、凿齿之俗，悉为敦诗说理之乡，盖沐浴德化之久矣。”
吴应枚于雍正十年以翰林院编修履职云南学政，至十三年考满离任，其间多就云南庙学在实现“臣民”意识整合方面的作用作过阐释。吴应枚对庙学在边疆社会推行教化、实现“臣民”意识整合作用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
结语爰至道光年间，在全国庙学整体呈现废弛特征的情形下，云南地方官员对庙学教化旨趣的认知、借助庙学整合“臣民”意识的政治初衷仍未改变。庙学在边远世居族群聚居地区实践“臣民”塑造的缺漏，本质上暴露了云南特殊的边疆属性对实践“臣民”塑造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
[2]张廷玉.《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