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凤明
右翼又称右派，源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2年的国民公会上，当时代表激进势力的雅各宾派议员坐在议席的左侧，而代表贵族阶级保守势力的吉伦特派坐在右侧。之后的立法会，将坐在右侧，支持旧制度的君主制的人称为右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左翼”与“右翼”的划分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国家和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含义往往也有所不同。
日本右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别。狭义的日本右翼是指右翼团体，开展恐怖、暴力活动的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法人组织，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采用街头宣传车宣传右翼政治主张的活动方式，一般被称为“街宣右翼”、“行动右翼”；广义的日本右翼是指右翼思潮，即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天皇制”国体观的社会势力，以及日本政治势力中的保守政党极端派。狭义而言的日本右翼团体数量并不多，处于日本警察部门监管之下，影响力有限。广义而言的日本右翼思潮势力人数多、影响大，与政治势力结合紧密。
一、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
日本右翼源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尊皇攘夷”运动，1881年右翼分子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等人组建成立的“玄洋社”是最初的右翼团体。“玄洋社”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右翼团体的正式形成。“玄洋”的意思是越过“玄海滩”，即福冈县西北面与对马海峡相连的海滩，越过便到达朝鲜，因此更名为“玄洋社”表明继承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具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含义。战前右翼的组织构成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代表国粹主义的“封建性日本中心主义团体”，另一部分是代表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革新运动团体”。有代表性的国粹派右翼组织有：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组织有：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等。
玄洋社
日本右翼思想的源头来自《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建国神话强调的“日本中心主义”，具体包括：“天皇观”、“国土观”、“国体观”、“武力建国理念”等。简而言之，“日本中心主义”的含义是：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绝对权威、正确、善良的神，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日本要不断扩张国土，把全世界统一于天皇的统治下，为了建立这样的王道乐土，必须坚决使用武力。
二、日本右翼的历史分期与特点
日本右翼从幕末明治时期发展至今，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界分为战前右翼和战后右翼。战前右翼主要包括以玄洋社、黑龙会为代表的“封建性日本中心主义团体”，以及以北一辉、大川周明思想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性质的 “国家革新运动团体”。1945年之前，在日本国内，右翼的活动往往带有黑社会色彩，标榜革命，大搞恐怖袭击，针对政界人士和财阀。在国际舞台上，日本右翼与军部相勾结，参与并策划了各种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活动。
1945年之后日本右翼并没有作为军国主义的流毒被彻底清除，二战后东西方世界进入冷战局势，美军出于战略部署的考虑，没有废除天皇制，1951年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加速了右翼的复苏。同时，日本国内的执政者多是战时的旧官僚、战犯，其在思想上与右翼团体有很多契合之处。尤其是1950年代开始岸信介内阁利用右翼势力打击左翼势力，为日美安保体制的制定和实施保驾护航。这成为右翼势力与战后政治结合的开端，同时也是战时右翼思想与军国主义体制结合的变相延续。
1945年之后的日本右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50-60年代，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势力利用右翼组织对抗左翼势力。复活后的右翼为了制定“自主宪法”采取了反苏、反共、重新武装的政治主张，并开始支持保守政权的亲美路线。
第二阶段是70年代至今，代表精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新右翼开始活跃。1970年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带领四名名为“楯会”的私人武装组织成员在自卫队总部发动兵变，呼吁推翻战后宪法，使自卫队成为保卫天皇和日本传统的军队，失败后切腹自*。为纪念此事件，1972年3月，原生学联（新宗教团体生长之家的学生运动团体）*铃木邦男在东京组建了“一水会”[1]，新右翼正式登上战后日本政治的舞台。他们提出了“打倒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激进主张，倡导反美、反苏、“回归日本民族”、“反体制、国家革新”等思想，并与战后初期的右翼组织划清了界限。
1970年11月25日，东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的阳台上发表演讲。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化的实现，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主张日本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行进，从此，日本进入新保守主义时代。新保守主义时代的右翼在思想方面，体现为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强调天皇至上和日本中心主义，鼓吹“中国·朝鲜威胁论”；在历史问题方面，他们否定二战的侵略性质，拒绝战争反省、赔偿和谢罪，否定东京审判。同时，主张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卫队正名，建立全面自主的军事力量。
新右翼势力经过了70、80年代的发展，90年代至今进一步发展成为强烈否定侵略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的文化思潮与社会势力。
平成时代（1989-2019）是日本社会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国际与国内的社会形势变化，刺激并促进了日本右翼思潮与势力的发展。日本战后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和稳定发展的二十年，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但泡沫经济带来的经济长期低迷笼罩了整个社会，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传统雇佣形式解体，非正规雇佣的大量出现给民众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冲击。以小泉淳一郎内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削减公共支出和民众福利的方式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刺激市场。同时，自民党内的政治势力不断利用右翼思潮转移民众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
小泉纯一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日本社会上的右翼过激分子和过激思想愈发活跃，将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与所谓的“复兴日本传统历史文化”结合，营造“正常国家”的国家主义共同体意识。右翼思想与宗教、文化、政治势力结合紧密，通过推动各种民间社会运动兴风作浪，给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通过遗族会、神道政治联盟、日本会议等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向政界输送国会议员，2019年9月11日安倍第四届第二次改组内阁之后，包括安倍本人在内，隶属于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内阁成员有16人，隶属于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内阁成员亦有16人。[2]
从思想特征方面而言，现代日本右翼继承了战前右翼的思想，强调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基础上的所谓的“神国意识国体观”，右翼思想认为日本是远远高于任何国家的“神”的国家，天皇是神的代表，以天皇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是正统的国家统治制度。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从国体观的角度出发，将战前日本右翼的思想特征归纳为10点：
(1) 对国家的忠诚超过一切；
(2) 强调平等与国际联合，对宗教的憎恶；
(3) 对反战和平运动的抵制和对“武德”的赞美；
(4) 对国家使命感的歌颂；
(5) 宣扬国民的传统和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恶劣影响；
(6) 强调义务高于一般性权利，强调秩序高于自由；
(7) 以社会性的结合作为基本的联系纽带，重视乡土与家族的联系；
(8) 以权威主义建立人类关系；
(9) 确立正统的国民宗教或道德；
(10) 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抱有成见，警惕和猜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破坏性思想容易普及。[3]
日本著名记者猪野健治将右翼定义为：“与左翼对抗的在野势力的先锋队”，猪野认为虽然右翼势力之间主张有很大差异，而且从未登上过政权宝座，但基本理念大致可以整理为二十个项目：
1.对天皇及国家绝对的忠诚；
2.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与之保持同一步调的势力；
3.比起理论，更重视行动；
4.守护民族传统和文化，警惕外来思想和文化；
5.重视义务、秩序和权威；
6.民族使命感；
7.命令系统中的权威主义；
8.家族主义式的全体主义；
9.保守倾向；
10.一人一党倾向；
11.少数精锐主义；
12.家父家长式的人际关系；
13.警惕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评论员、教职员；
14.草率的直接行动（有越级上诉、恐怖主义、政变倾向）；
15.国家利益至上；
16.向往军事力量的扩张和强化；
17.推进爱国教育；
18.全盘否定战后体制（打破雅尔塔•波茨坦体系）；
19.高度戒备媒体的报道姿态；
20.重视仪式（祭典、典礼、礼仪、宴会等）。[4]
综上所述，平成时代的日本右翼思潮与活动是70年代的右翼思潮与活动的延续，尽管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平成时代的右翼思潮的思想源头依然是维护天皇中心主义，将天皇制视为日本国体的核心。一方面，平成时代右翼团体的暴力、恐怖袭击活动逐渐减少，作为暴力团体活动的右翼分子越来越不得人心，其人数和社会影响力都有所减弱。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宗教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右翼日渐猖獗，他们打着复兴日本文化传统的口号，广泛开展各种民间活动，与政治势力紧密结合，影响日本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成为当前日本右翼思想与活动的主要方式。
日本东京
三、右翼势力“日本会议”情况
“日本会议”是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大的右翼保守团体，是集合了政治、文化领域保守思想精英的社会组织，该组织以灵活的活动方式，通过发起各种市民运动，影响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政府的政治决策。“日本会议”正式成立于1997年，但其源流始于七十年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民粹主义社会组织，是平成时代日本政坛与社会右倾化的重要象征，安倍内阁多名阁僚都与日本会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日本会议的理念根基和人员构成均来自新宗教团体生长之家。
（一）、“生长之家”与“日本会议”
“生长之家”战前战后都积极支持并开展右翼活动，其思想源头——唯神实相、唯心所现、万教归一。其创始人谷口雅春认为：“一切宗教皆源自天皇。大日如来、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皆出自天皇，犹如同一光源发散出七色彩虹。只礼拜各宗本尊，不礼拜天皇，如同只见彩虹而不见太阳。如同万物皆依太阳而生，万物也皆依天皇之大御生命而生。”[5] 虽然1983年谷口雅春宣布停止政治活动，但教团内已经形成了以安冬严、椛島有三为首的一批原教旨主义分子，继续从事右翼活动，并不断扩大活动组织规模。70年代椛島有三成立右翼团体“日本青年协议会”，该组织日后成为“日本会议事务局”。在“生长之家”等宗教团体的参与和支持下，1974年“保护日本之会”成立，1981年“保护日本国民会议”成立，这两个右翼思潮组织于1997年5月30日合流成为“日本会议”，同时为加强与政治的结合，在“日本会议”成立的前一天，1997年5月29日“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成立。
（二）、“日本会议”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
虽然参加“日本会议”的组织团体数量庞大，且包括了神道、佛教、新宗教等信仰理念相去甚远的宗教团体，但这些团体都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日本中心主义色彩，修改宪法、重建国家神道体制是他们的一致诉求。具体而言，“日本会议”的基本目标包括：1、继承美丽传统的国体（崇敬天皇、恢复战时国体）；2、制定符合新时代的新宪法（修改宪法）；3、打造维护国家名誉和国民生命的政治（打造强硬的日本外交政策，放弃战争谢罪意识和自虐史观）；4、实现培育日本感性的教育（确立日本中心主义和忠君爱国意识）；5、维护国家安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强化军备、自卫队海外派兵）；6、以共存共荣之心缔结世界友好（凸显日本的世界大国地位）。[6]
由此可见，“日本会议”的右翼思想必然催生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主张修改宪法、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倡导爱国主义教育。而这些活动与宗教右翼不谋而合，得到了宗教右翼的大力支持。参与“日本会议”的宗教团体既有传统宗教团体，如伊势神宫、天台宗等，也有众多新宗教团体，如灵友会等。不仅有神社神道系、教派神道系、新教神道系，还有佛教系及其他各种宗教。
“日本会议”几乎囊括了神社系的所有团体。统领全国神社的“神社本厅”由战前与内务省下属神祗院共同承担“普及敬神思想”的皇室讲究所等组成，在战后继续“仰仗伊势神宫，努力维持道统”。伊势神宫、明治神宫、热田神宫，甚至于游离神社本厅之外的靖国神社，这些在神道指令下被拆解的“国家神道”的各个部分，在“日本会议”中重新聚集完整。“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成员与神道系政治联盟的成员高度重合也印证了日本会议的神道基调。另外，“日本会议”中的新宗教团体生长之家、国柱教等在战前、战时、战后的相当一段长时间里都是“国家神道”、“圣战”和天皇的积极拥护者。[7]
“日本会议”积极开展修改宪法等社会集会活动，为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提供活动平台，利用“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向政界输送右翼代言人，影响日本的政策走向。
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右翼已经脱去了街头暴力的外衣，“街宣右翼”、“行动右翼”已经成为少数。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经过七八十年代鼓吹日本模式优越论的“日本人论”，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平成三十年间日本不景气催生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今天呈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坛的右翼，更多地是主张修改宪法，扩充军备，以恢复“正常国家”为口号，否认侵略历史，企图让日本走上所谓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道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日本社会各界的右翼保守主义者称这种右翼精神为“爱国心”，以支持保守派政治家，支持保守派政党，直接参加选举，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煽动社会舆论等各种形式，影响着日本政治，这也正是当前日本政坛整体右倾化的主要推动力。
注释：
[1] 一水会成立于1972年5月30日，受到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的“楯会事件”的影响，以铃木邦男为代表的右翼分子以追悼和缅怀自*的三岛由纪夫和森田必胜为名，创建一水会，一水会的含义是每个月的周一（水曜日）召开集会。
[2] 详见2019年9月14日版しんぶん赤旗：「靖国」派ズラリ 自民閣僚 第4次安倍再改造内閣。
[3] 【日】丸山真男：《戦前における日本の右翼運動》，《丸山真男集》，第九卷，岩波书店，1995年，第151页。转引自：步平 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4] 【日】猪野健治著 张明扬 刘璐璐译：《日本的右翼》，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5页。
[5] 高木宏夫：『日本の新興宗教 大衆思想運動の歴史と論理』，岩波新書，1959年，P37。
[6] 参考日本会议官网：“日本会議が目指すもの”，http://www.nipponkaigi.org/about/mokuteki，获取日期：2020年4月23日。
[7] 王盈：《右翼宗教、“日本会议”与安倍政府》，《宗教与美国社会》，2016年02期，第224至225页。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