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三国中魏国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夺汉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权，而司马氏在手揽大权后也依葫芦画瓢代魏建晋，然而西晋建立不过半个世纪就发生八王之乱，随后永嘉南渡“东晋”政权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么“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之类的朴素循环论的结果，其本质还是跨州连郡的门阀大族依托帝国皇室内乱争夺下一轮统治权的斗争，也正是在这新旧交叠的关头，诞生了一位出身于世家大族、做派却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枭雄，亦即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桓温。
公元312年，他生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的名门桓氏，之所以只说是“名门”而非“望族”，是因为其祖先曹魏政权的大司农桓范在高平陵政变后被司马懿所*，使得龙亢桓氏沦为刑家，这种境况直到永嘉之年高层洗牌后才发生改变。
当时其父桓彝主动踏入南迁士族的交友网络，与陈郡谢鲲、泰山羊曼等并称“江左八达”，名噪一时。他协助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进一步涉足政坛，任宣城内史相当于太守，一番励精图治后，其辖区内颇有政声，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长，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卷入一场战乱，高层掌握朝堂的颍川庾氏与手握大量军队的武将发生矛盾，后者攻打建康，抱着守土有责的信念，桓彝选择抵抗，但他势单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见叛军势大想干脆投降，桓彝闻言厉声反驳：
“吾受国浩恩，义当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
没想到所在县城的县令江播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悄悄通敌，导致叛军绕过防线最终*死桓彝，这一年，桓温才十五岁，这个年轻人“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这位卖队友的江播也没活多久，于三年后病死家中，他的三个儿子害怕桓温来寻仇或者闹丧，遂在灵堂迎接前来吊孝的宾朋时准备了利刃以防不测。
恨入骨髓的桓温哪会惧怕，这位年轻人身着素白衣衫佯装吊客混入灵堂，在靠近江播长子江彪后突然从衣中抽刀将其击*，另外两个儿子见状大骇仓皇奔逃，被桓温踏步赶上一刀一个将其全部击*。
或许在今人看来私人仇恨不当祸及家属，但在那时这种为父报仇的刚烈勇猛为桓温赢得了“至孝、猛毅”的名声，史载青年时代的桓温“豪爽有风概，资貌甚伟，面有七星。”所谓“七星”应该是对脸上几颗黑痣的美称。后世人以为他是凭借为人豪爽、能力出众娶到了“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使这个复仇少年从此踏入东晋政坛步步登天，这种分析其实暗含了事后归因的推定忽略了历史的本相，若我们回到当年的情境会发现这份“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加码，而那将是一条沾满鲜血的未来之路。
建国之初的东晋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陈郡谢氏等士族辅佐，但是一家独大难免树大招风，王敦之乱便是血的教训。为求借力打力，晋明帝司马绍迎娶颍川庾氏女文君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纲，骤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够扎实，前述战乱就是一例，庾亮虽是皇帝舅舅，但也没脱层皮，后来他平乱有功又懂得辞让，取信皇室，才勉勉强强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将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重回权力之巅，一番起伏让颍川庾氏开始注意培养在其他士族中的势力，作为曾经抵抗叛军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温就成了最好的“统战对象”之一。所以晋明帝与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长女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就招桓温为驸马，后者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内史加辅国将军，获得超越其父亲的地位。
如果命运的齿轮停止于此，或许桓温可能成为一个留下不错名声的士族外戚，可造化总弄人，作为曾经统一天下的东晋王朝自建立伊始就注定将长期处在“复国”与“偏安”的纠葛之中。主掌军政者必须展现出志在恢复故土的形象，在野却想获得权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为契机，颍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忧闷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军事和荆州刺史，奉命镇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须接替兄长的遗志继续北伐，可彼时他才35岁，资格老的他调遣不动，年纪轻的又都水平有限，环顾四周只有桓温既年轻又靠谱，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温受命为前锋小都、假节，率部据守临淮（今江苏盱眙）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对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赌上了几乎所有的筹码“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怒。”但这改变不了东晋只能在局部战场上小胜后赵政权，无法建立战略优势的大局面，加上国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师前线两头兼顾，结果劳心忡忡，于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临终前他上表请求让儿子接掌荆州。
如果这个申请被批准，接下来的历史可能也没桓温什么事情了，但我们知道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不会停止，朝中忌惮庾氏世袭军权，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岁的皇帝女婿桓温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这个在各方严重都还略显青涩的“中间人”将从走马上任的那一刻开始在齿轮声中改写历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温接任荆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后，这个“年轻人”该如何行动呢？
其实桓温上位最初是源于各方都认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颍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携的“小弟”，在皇族司马氏看来这是自家女婿，从其他大门阀的角度来看，桓温虽然出身名门但根基浅薄，不构成威胁，由他担任此职大家都很放心。或许这时节各方都忘了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桓温，当年曾白衣藏刃灭了仇家满门，他从来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为“棋手”，想要撼动棋盘就必须需要筹码，桓温把目光投向了西边，哪里有块不算硬的“肉骨头”——占据巴蜀的成汉，这个趁着西晋国乱建立的小政权正日渐衰微，想要讨伐无非两种方法，一是调动大军，二是精兵突袭，他选择了后者，对敌可“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擒之必矣”，对内则能够在皇族和其他门阀反应过来前先建功立业免遭掣肘。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他上疏朝廷准备西征，然后不等批复直接出发，四个月内他三战三捷，兵抵成都，但敌众我寡，攻城战打得十分艰难，眼看“众惧欲退”之际，史载“鼓吏误鸣进鼓”，军队只能再一次发起冲锋，结果一举拿下成都。成汉国军投降被送往建康，这个持续了四十五年的小政权宣告灭亡。
平蜀后，他效仿昔年刘备入川事迹，简拔任用当地官员名士，当然其中有些人只是表面恭顺实则谋划造反，但都被桓温摆平，面对如此功劳，朝廷不得不赏赐，本来是想授予豫章郡公，但那是大郡仅次于王爵，有人反对说如果桓温未来能“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所以把爵位降成等级低一些的临贺郡公并封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可别小瞧最后这个头衔，所谓“仪同三司”是指拥有和司徒、司马、司空一样的侍卫和待遇，是顶级官员的荣誉，加上“开府”以后就意味着他能建立幕府和署衙“得专辟召”从辖区简拔人才为自己所用，而此时桓温已统辖八州之地，可招募官员、士卒，自由调配各种政治、经济资源不再完全受制于朝廷，为求制衡，建康方面扶持扬州刺史殷浩。
此人是个口头军事家，平时一派名士风范，把天下大势谈得头头是道，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后赵石虎病逝，关中大乱，桓温本来有意北伐，不料朝廷怕他立功死活不答应，桓温非常不满“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显然是想逼宫，朝野上下各种劝阻又许诺要封他太尉才勉强安抚住桓温，但此时北伐已势在必行，所以高层改派殷浩统兵，结果这个只会夸夸而谈的“大师”与新投降的羌族将领姚襄产生矛盾，使之倒戈相向。
殷浩猝不及防之下丢盔弃甲而逃，损失不计其数，如此惨象给了桓温发难的机会，他上疏弹劾殷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此次出征“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结果“身狼狈于山桑，军破碎于梁国，舟车焚烧，辎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所以他希望朝廷予以严惩，战争的失败和桓温的压力都让高层不得不答应把殷浩废为庶人，从此断绝其政治生涯，而桓温也从此成为朝野博弈局面上最强的一位棋手，他的北伐也将无人能止。
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桓温亲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同时又派奇兵出子午谷栈道合击前秦，当他行至西晋故地时，当地居民带着粮食和酒在道旁迎接，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甚至垂泪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然而古代战争中一旦长途跋涉，粮草供给将会是决定行动成败的关键，前秦方面也不蠢，当下坚壁清野，让东晋军队不得不因缺粮而撤退，路上还被偷袭了一把，前有强敌后有离心离德的朝堂，桓温最终只带回了关中三千多户百姓。
其实后见地看，不同于弱小的成汉的前秦在疆域、人口、军事能力上都不是东晋能够速克的对手，所以桓温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身为当局者他肯定也无法超然物外，毕竟一旦成功那将是恢复故国的泼天功劳，各种生前身后名都会随之而来，所以他决定再次北伐。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他二度进军，在伊水（在今河南洛阳城南）一带顶盔贯甲亲自督战，在那里他击败了曾经攻破殷浩的羌族将领姚襄，收复洛阳，据《晋书》载他“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桓温也因此升为南郡公，不久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头衔，成为笼罩在朝堂上下最大的阴影，倘若他成功那么改朝换代也并非妄想。
然而魏晋时期，南北交界之地战乱纷纷，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仅依靠一时的征服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统治，等桓温大军凯旋，北方司隶、豫州等地又纷纷失陷，二次北伐失去了重要战略成果，对此他当然不满意，想三度北伐。
有了先前的经验，朝堂上非常担心他真的成功了怎么办。兴宁二年（公元364年），皇族和门阀想以为扬州牧、录尚书事为条件和诱饵，让桓温入朝参政，若他答应则军权难免旁落，桓温又不傻，他依然如故驻在驻地，一只眼睛盯着朝中，另一只眼望向北方。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自认为准备充分的桓温，向北方另一个政权前燕发起了浩浩荡荡的进攻，这听起来很美，实则重蹈第一次北伐的覆辙——即粮草不足，其部下劝他要么干脆闪击前燕国都邺城，要么等到明年夏天再说，桓温不听，他想步步为营地进攻，结果被前燕大将慕容垂拦在了枋头（在今河南浚县）直到粮草耗尽，十五年前后撤遇袭的场景再度重演。
慕容垂以轻骑八千席卷而来，让撤退中的桓温付出了三万人阵亡的惨痛代价，拓土无功，只好学曹操重整内部，桓温把兵败的锅甩给了部下，后者不服，联络前秦和前燕然后叛变，这不啻给了桓温以口实，让朝野上下都看到“我没打赢全是这小子捣鬼！”所以他重新上阵，在寿春将叛军全部解决，还彻底掌握豫州，即通往东晋都城建康的锁钥。
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带兵入朝废掉了皇帝司马奕，扶持和自己有些交情的琅玡王司马昱登基，当年的“王与马共天下”仿佛重演，只不过桓温所图更大，这位一代枭雄想要的可不仅仅是“共治”那么简单。压力之下的司马昱忧闷成疾，这位近乎绝望的皇帝在临死前一度想过下诏桓温，甚至写下了“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这种司马懿听了会沉默、诸葛亮听了会流泪的诛心之言，如果轮到桓温真的听到，估计就值一句“好的，谢谢”。
这时节，门阀士族的代表王坦之将诏书撕毁，司马昱哀叹：如果这祖宗江山要易手，关你何事！
王坦之道：既是祖宗的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司马昱叹了口气，把诏书改成“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在法理上断绝了桓温登基的可能。
后者哪肯罢休，他带兵入朝，一边拜谒司马昱的陵墓一边要求朝廷加九锡，此时朝中是陈郡谢氏的谢安、太原王氏的王坦之、琅玡王氏的王彪之等人主持，他们知道桓温也已重病，不久于人世，所以找各种理由借口拖延，直到桓温咽下最后一口气。
回顾桓温的一生可以发现，他求名求权也想匡济天下，他没当上忠君纯臣，也做不得篡位反贼，在权力的滋养下，面对东晋门阀的清谈、制衡、分权等掣肘，他既不肯顺从也不愿彻底撕破脸皮，用朱熹的话说这是个“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谢）安亦无如之何。”
据《世说新语》载，桓温生前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或许他说这话正是希望自己能做得决绝一些，不再“进退失据”，可他终究没有踏出那一步，只留给后人一个叹息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