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掬芬：“长不大”的老太太告别了她91年的“童年”（忍者传奇阴影升起）

穿上柔软的粉色长裙，她终于有机会和舞台体面地道别。

2014年，方掬芬85岁，在话剧《海鸥和别的鸟》中饰演一个只有两句台词的角色。她坐着轮椅出现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由人推着绕行一周。

中风后，方掬芬匆忙告别了舞台。这是她时隔25年的再次登台，她朝着观众微笑，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保持稳定的船。生平的最后一场演出，方掬芬完美谢幕。

方掬芬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儿童剧成人演员，她的童年在炮火中暂停，却在舞台上得以延续。年过半百时，舞台上的她还是青春活泼的孩子。

2020年12月31日8时05分，方掬芬逝于北京。这个自称“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太太，结束了她长达91年的“童年”。

方掬芬的画像（油画）。新京报记者彭冲摄

漫长的“童年”

“我大概会成为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太太。”

在自传《漫长的童年》中，方掬芬把这句话说得无奈又自豪。她的玩具，从房子中间的大厅开始，一直摆进卧室的桌子，里面有俄罗斯的套娃，有非洲的面具，有西方精巧的洋娃娃，也有中国传统的老虎布偶。

做客的人觉得新鲜，都喜欢上手摸两把，方掬芬就把最稀罕的牛玩偶藏起来，生怕被摸脏了。但她会大方地展示自己心爱的笑翠鸟玩具，每次家里来人，她都要把一对“鸟”抓在手里，用力一捏，玩具发出“哈哈”的叫声，“好玩吧？”她眉毛一抬，期待地问。

这是一种来自澳洲的鸟，在当地的传说中，笑翠鸟令人振奋的叫声是给天神的讯号，示意他们点亮太阳，为大地带来晨光。

每当太阳升起，阳光在地面投下阴影，孩提时期的方掬芬总会对着影子跳舞，动物造型的手影在地面上隐现。哪怕后来躲在潮湿的防空洞里，与蜈蚣和毒虫相伴，她依然能找到一处开着茶花的花园，在里面跳舞。

方掬芬生于1929年11月11日，湖北汉口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她的童年在时代的剧变中匆匆结束。

1937年，抗战爆发，8岁的方掬芬开始跟着家人四处逃难，坐小船，走山路，跑警报。她的家被日军的炮弹击毁，从小喂到大的母鸡也被弹片击中，潦草地死在地上。

不到12岁那年，方掬芬被送进了难童教养院。她和那里的女孩子一样，穿着统一的白粗布上衣和黑裙子，左胸前有一个碗口大的红印——那是难童的标记，也是她童年的疤。

方掬芬常常吃不饱，在一个个睡不着觉的夜晚，听着肚子里“咕噜噜”的叫声，脑子里想的全是在战争中谋生计的父母。曾经，她和弟弟妹妹总是模仿父亲摇头晃脑的姿态念诗，也爱学着母亲的嗓音唱歌，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和“云儿飘，星儿耀耀”的歌声像涟漪一样在家里荡开。

她的家散了。母亲改嫁、去世，父亲失业，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姐姐，方掬芬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师范部毕业后选择去教书，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948年，方掬芬考取了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戏剧专业。此后，她成为了一名儿童戏剧演员。

方掬芬在《以革命的名义》中饰演别佳。受访者供图

“我的童年是短暂的，因为它充满了苦难。我很早就离开了家，饱尝了人世艰辛。我的童年又是漫长的，因为我终身所从事的是儿童戏剧事业。我一生都在观察儿童，体验他们的心灵，揣摩他们的动作。”

方掬芬一直保持着如孩子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天真。她喜欢尝试各种美食，二女儿王朝晖说，“咸菜、臭鸡蛋、火锅，还有辣的、油的，她都爱吃。”也喜欢四处玩，“只要精神好，坐着轮椅也要周游世界。”

八十多岁时的最后一场旅行，方掬芬去了澳大利亚，见到了会“哈哈大笑”的笑翠鸟。

匆忙的告别

1949年解放后，方掬芬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只有1米49的她肤色很白，鼻子又高又尖，头发发黄，像个洋娃娃，剧院里根本没有合适她的角色。方掬芬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苦恼地想要另谋出路。

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儿童剧团成立，方掬芬被分配到儿童剧团当演员。在《神气活现的小白兔》中，方掬芬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一只小雌兔。

她高兴不起来，“竟要我演兔子，这真是生平头一遭。怎么演啊？”她在自传中回忆，其他演员都是稚气未脱的小朋友，只有自己是大学毕业的成年人。一想到要像孩子一样穿上紧身绒衣、戴上“小尾巴”，一跳一拍屁股，方掬芬就觉得脸发热，很是难为情。

改行的念头继续折磨着她。导演孙维世看出了方掬芬的顾虑，向她解释了剧团选成年人演儿童剧的原因——比起小孩子，专业的成年演员有着丰富的生活和艺术经验，能创造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这也是借鉴了当时苏联专业剧院的模式。

方掬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国外那些头发花白、穿着高跟鞋的老艺术家，一上台就成了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她被打动了，终于在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成了新中国首位儿童剧成人演员。

1954年，方掬芬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1956年6月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式成立。方掬芬从训练班毕业后，成为剧院里的演员兼表演教师。

她演了很多“小人物”，在《以革命的名义》中，她是饱受饥苦的流浪儿别佳，在《报童》里，她是四处为家的难童蛐蛐。

王朝晖把母亲的戏都看了一遍，“特别不爱看”的是那部《岳云》，方掬芬饰演的是金国猛将金弹子，在台上被打“死”了。方掬芬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动作：像八爪鱼一样爬上去。王朝晖觉得在短短18分钟的戏里，母亲把角色演活了，“母亲总说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快’的演员，但她能慢慢琢磨，特别专注。”

方掬芬在《岳云》中饰演金弹子。受访者供图

1980年，方掬芬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1981年，中国儿艺为庆祝建院25周年，推出儿童剧目《十二个月》，52岁的方掬芬在里面饰演12岁的姑娘大妞。

为了演出小姑娘的灵动感，她开始减肥。“妈妈当时的腰围是2尺3，但导演提供的服装尺寸是2尺1。”在王朝晖的记忆里，母亲每天都在练腰，“早晚练，在床上还练，她扶门框下腰，每天都出很多汗。”到最后，方掬芬终于穿上了腰围2尺1的戏服。

方掬芬在《十二个月》中饰演大妞。受访者供图

1988年，方掬芬的丈夫、剧作家王正创作了《喜哥》，方掬芬扮演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旧社会的小女孩，到处流浪，历尽辛酸却很乐观，受尽折磨但也刚强。王朝晖觉得，“有点类似她的自传。”

“生活是不沉的湖水，我总也是天真、乐观而有信心的。”方掬芬常对女儿说一句话是，“学会在夹缝里生存。”

没演多久，方掬芬突然中风住院，59岁的她就此匆忙告别了舞台，“喜哥”成了方掬芬在儿艺的最后一个角色。

“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儿艺，儿艺对母亲来说，就是家。”

最后的登台

退休后的方掬芬还是会每天化妆，描眉毛、抹口红、擦香水，“我小时候家里穷，没香水，母亲出门前就把花露水洒在手绢上。”长大后每次出差去国外，王朝晖都会给母亲带回化妆品，在澳洲居住的大女儿王子音也常常给母亲买口红和香水。

70多岁的时候，方掬芬曾在一家人面前半开玩笑地说要去文眉毛，丈夫王正放低了声音，悄悄对她说，“咱们这个年纪好像不大合适。”方掬芬大笑。

方掬芬的80岁生日。受访者供图

“女人就是要漂亮。”这是方掬芬的信念。刚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时候，方掬芬想方设法把又肥又长的军服穿出个性——裤腿挽到小腿中间，袖子挽到肘弯下边，军帽戴在后脑勺上，前面露出头发，帽檐靠近头顶，领口敞开，里面白的、红的或花的衬衣领子翻在军服外边，她在自传中写道，“自以为这样显得风度潇洒，不那么土气。”

后来，女儿们常给她买衣服，但过两天就会发现，母亲把裤腿或衣领重新裁过了。女儿说她头发少也不黑，不如剪短一些，但方掬芬我行我素，执意要在头上绑出一个辫子。她被剧院的人称作“小美人”，“我妈一去剧院，‘呦！小美人来了！’大家都这么说。”

方掬芬一直没有离开戏剧事业，退休后还看戏、做评委，后来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太好了，但每次看剧，她还会给演员指导几句。

王子音、王朝晖姐妹俩陪着母亲看完一场又一场戏，方掬芬几乎每年都会去澳大利亚住上一段时间，由大女儿陪着看各种戏剧。方掬芬虽然从没说过，但女儿们知道她心里的遗憾——演了大半辈子的戏，却没能体面地和舞台告别。

2014年，由契诃夫的《海鸥》改编的话剧《海鸥和别的鸟》开演，王朝晖担任制片人。当时，剧里缺一个老演员，导演问王朝晖，“你觉得*妈能给咱演一下吗？”

这部戏的布景很简单，只有白布，没什么道具。试戏的时候，当导演看到方掬芬穿着一袭柔软的粉色长裙，坐在轮椅上，在音乐中被人推着绕舞台一周，“感觉一下子有了，节奏立起来了。”

阔别舞台25年，方掬芬很快进入了演员的状态，但年过八十的她，很难背下来大段的台词。而以前，这对方掬芬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方掬芬对王子音说，“我在适应现在的这种戏剧风格，其实要再年轻点，就会适应得更好。”

母亲的再次登台，王子音很支持，她跟妹妹说，“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可以让妈妈好好地和舞台告别。”王朝晖也很高兴，这是她第一次和母亲一起工作，也是唯一一次。

2020年，方掬芬与女儿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左一为大女儿王子音，右一为小女儿王朝晖）。受访者供图

“业余”的母亲

方掬芬对孩子有着对成年人同样的尊重，她从不打骂孩子，“在街上，她看见谁打小孩，马上就去管，喊着‘儿童是弱者，不许打小孩！’”王朝晖说，很多接触过方掬芬的孩子都喜欢她，“作为儿女来说，有这样的妈实在是太幸福。”

母亲的一辈子都扑在了儿童剧上，作为女儿对母亲的“忽视”不是没有怨气。在王朝晖的记忆里，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三岁前，父母都被下放了，各奔东西，我一个人在北京跟保姆生活，四岁就上了全托幼儿园，一个礼拜回家一天。”但这难得的一天时间里，“母亲也不是自己的”——总有不认识的人来家里向方掬芬请教表演。

和那个年代的母亲不一样，方掬芬的手工活做得并不好。她不会做衣服，王朝晖只穿过母亲织的一条毛裤，没半年就坏了，而姐姐王子音则一件都没有。王朝晖常常觉得丢脸，“别的女孩子都穿得很好看，有一种红格子的线呢衣服，人家妈妈都买了布来做，我就没有。”

每次去开家长会的也都是父亲，“因为爸爸是剧作家，在家时间更多，我们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方掬芬偶尔去开一次家长会，格外认真，她把老师讲的话一句一句记下来，再一句一句复述给女儿，听得王朝晖不耐烦地直摇头。

方掬芬对孩子没什么要求，只有一条——不许当演员。王朝晖6岁的时候，方掬芬就对她说，“你一长得不好看，二不出类拔萃，演员太辛苦，你当不了。”懵懂的王朝晖觉得，做演员就意味着像母亲一样成天不着家，她才不想。长大后，在辗转反侧考虑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这句话在王朝晖脑海里一遍遍回放：母亲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不留情面，似乎有些残酷。

2002年，王正去世，家似乎一下子变小了，母女打照面的时间多了起来，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多了起来。王朝晖不习惯母亲突然多起来的唠叨，“我就觉得你这么多年也没操心，现在操心有点晚了。”吵架的时候，委屈的王朝晖曾经这样说过方掬芬，“你就是一个业余的妈妈，你什么都不知道。”

方掬芬心里也没底：自己这个母亲是不是做得不够称职？2009年，从不在人前直白表露自己情感的方掬芬，写了篇文章，第一次表达出自己对家庭、对丈夫的愧疚。

“其实我们很理解你的，理解你为家庭的付出和不易。”王子音看完文章后对母亲说。王朝晖也读懂了母亲的愧疚和爱，心里发酸。

2019年，方掬芬90岁生日时，王朝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们真喜欢你这‘业余’妈，因为你是‘业余’的，我们才能没有束缚地长成今天的样子。”方掬芬冲着女儿笑，王朝晖觉得，“到最终，妈妈知道我们是爱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