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浅论翰林官对清代书法风格之影响（神藏天启手游）

书法艺术乃我中华国粹，书法作品是书家天分、境界、悟性、修养和功力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产品。其发展有着漫长的过程，而历代书法风格的衍变过程，就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过程。时至清代，书法艺术已发展到集大成阶段，其突出成就，则在于突破宋、元、明以来帖学之窠臼，开创碑学之新风。此外，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等方面，也成就卓著，面目一新，足可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雅之风格。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而翰林官因当时文人社会中的突兀地位，使得书坛翘楚多出自词林。现就所知进行展示，以就正于方家。

一、清初翰林书家

清代初期书法作品，基本上是继承明代余绪的产物。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尤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1]行草浑雄恣肆，独步一时。傅山[2]的行草劲健虽不及王铎,但由于他拒不降清,以书法抒发其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3]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心情，和他的画相辅相成，皆为妙品。

但时代毕竟不同，书风也在悄然改变。明末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在文化领域采取禁锢和高压的残酷手法,使得书家谨小慎微，性格拘谨，而狂放的草书则有要求书家怀放荡不羁之心境，所以入清以后，书家擅写草书者便鲜见于域中矣。

必须予以强调者，康熙时，圣祖酷爱董其昌书法，至乾隆朝，高宗又推崇赵孟頫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二人书法又以规整柔弱为特点。清代科举考试比明代更重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之风气。与举国上下阴郁弥漫的肃*形成合力，荡涤着书坛的凛凛雄风。而科举优胜者多入词林，词林中人便成引领书风之翘楚也。

清初，帖学仍占主导。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为沈荃。据《清史稿》，沈荃，字贞蕤，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康熙九年，授浙江宁波同知。未上官，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十一年，转侍读。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国子监祭酒。十五年，迁少詹事。十六年，擢詹事[4]。由此可见，其书法成就得到康熙帝赞赏，并得以入直南书房。其子宗敬，也曾入翰林。据《清史稿》，宗敬，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入直。上（康熙）命作书，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宗敬官至太常寺少卿[5]。足可证康熙自认沈荃曾对其书法产生过很大影响。

就家学渊源而论，沈荃为明代馆阁体（即台阁体）创始人沈度[6]十世孙，乃正宗馆阁体传人。而沈荃度书体又效法董其昌，康熙深爱董体，所以御制碑文多出自沈荃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康熙十七年，圣祖降敕，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十九年，复谕吏部优叙，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寻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右庶子。累擢詹事府少詹事[7]。属于特授馆职的翰林官。

上有好，下必甚焉。不知不觉间，书风为之一变。笪重光、姜宸英[8]、何焯[9]、汪士鋐[10]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皆为帖学大师。其中除笪重光中进士授职刑部外，其余三人皆入翰林，且均为学者，著述宏富。四人书法虽远追晋、唐，但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除汪士鋐外，诸人作品未能脱离帖学带来的软弱气质。

其后，有张照以及梁同书、王文治等，均以书法名于时。虽功力不输，但无甚建树，尤其因科举书法讲究“乌、方、光”，“馆阁体”之正统地位更获加强。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照敏于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11]”

梁同书，字元颖，晚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诗正子。乾隆十七年会试落第，高宗特赐与殿试，入翰林。大考，擢侍讲。淡于名利，未老，因疾不出。晚年重宴鹿鸣，加侍讲学士衔。卒，年九十三。好书出天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初法颜、柳，中年用米（芾）法，七十后乃变化。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琉球皆重之[12]。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出为知府。因事降级，乞病归。后当复官，厌吏事，遂不出。往来吴越间，主讲杭州、镇江书院。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内廷有以告，招之出者，亦不应。喜声伎，海内求书者，多有馈遗，率费于此。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所著《诗集》外，有《赏雨轩题跋》，略见论书之旨。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13]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翰林出身的官员在清前期对清代书坛影响之大，不容置疑。除前述的他们身居科举顶层，对士人的引领因素外，皇帝对书法的厚爱和对书家的惠顾，使得他们声名愈张。如《张照传》所记之“《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翁方纲传》所记之“散馆日，高宗取卷阅之，谕曰‘牙拉赛音’，汉语‘甚好’也”；《王文治传》之“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无疑也会使书坛风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而好书者或不喜为官，淡于名利，或官位不显，且多长寿，譬如梁同书，寿“九十三”，无疑会使其书法创作拥有充分的时间保障。

二、乾隆四大家

至乾隆朝，帖学久盛而衰，碑学悄然兴起，从而形成了两种风格并存的局面。当时成亲王、翁方纲、刘墉、铁保，并“乾隆大四家”。

成亲王永瑆，高宗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永瑆尝闻康熙中内监言其师少时及见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永瑆广其说，作拨镫法，推论书旨，深得古人用笔之意。高宗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并令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以手诏为序。刻成，颁赏臣工，薨，年七十二，谥曰“哲”[14]。由此可见，高宗对书法的重视和对成亲王书法成就的欣赏。

翁方纲，字正三，顺天府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弱冠入翰林，散馆日，高宗取卷阅之，谕曰“牙拉赛音”，汉语“甚好”也。官至少詹事。重预鹿鸣宴。熟读群经，著述宏富。于金石之学尤精审，尝取《熹平石经》一十二段残字，勒于南昌学宫。著有《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并有诗六千余首传世。[15]

刘墉，山东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乾隆四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兼署礼部，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五十年授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清。[16]

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姓觉罗，称为赵宋之裔，后改今氏。父诚泰，泰宁镇总兵，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年二十一，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袭恩骑尉世职。于曹司中介然孤立，意有不可，争辩勿挠。大学士阿桂屡荐之，迁郎中，擢少詹事，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历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嘉庆二十三年，召为司经局洗马。道光初，以疾乞休，赐三品卿衔。四年，卒。铁保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见，倨傲，意为爱憎，屡以措施失当被黜。然优于文学，词翰并美。两典礼闱及山东、顺天乡试，皆得人。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复增辑改编，得一百三十四卷，进御，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自著曰《怀清斋集》[17]。

铁保虽称赵宋后裔，然属于满洲士子，中进士未得馆选，后得荐入玉堂，属于“外班翰林”。在有清一代满洲书家中，铁保书法成就应属最富盛名者。

乾隆四家中，除成亲王外，其余三家皆翰林出身。可见当时书家阵营仍以词臣为中坚。另外，各书家自幼便善书，除成亲王爵高位显、刘墉官运较佳，曾任大学士外，翁方纲、铁保皆仕途不畅。反而为其书法创作赢得了时间的保障和沉静之心态。

三、碑学时期翰林书家之作用

书法史称乾隆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因康熙乾隆好董、赵，上行下效，帖学之风炽热矣。但同时，于帖学之外，碑学亦悄然兴起，另辟蹊径，乃是中国书法史上至为重要的事件。

碑学之出现及其最终兴盛，与时代风气之浸染息息相关。考其原由，大抵与碑版的批量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有关，更与书家学者的极力推崇有关。

在乾隆后期书法转变中，起关键作用者乃钱沣。沣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幼时家境贫寒，偶然得到些残篇断简，便熟读深思，考中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纂修官、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湘南学政、湖广道察御史、值军机等职，时和珅用事，钱沣曾当面指责。又曾上疏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案，以直声震海内[18]。

钱沣所处时代，正值满朝上下皆学董体之时。而惟钱沣颜鲁公情有独钟。他平生仰慕颜真卿为人，书亦法之，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堪称清代学颜第一人。大楷临摹《颜氏家庙碑》、《告身墨》、《中兴颂》、《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行草从颜真卿《争座位稿》、《祭姪文》、《十二意》入手，晚年以颜为本，参以欧、褚笔法，行笔颇为沉着痛快，亦有八面出锋之势，苍劲雄健，耐人寻味；小楷则博采众家之长，习王羲之、王献之、钟绍京等历代书家精品。晚年还得益于褚遂良、米芾书法精髓。钱书小楷刚健婀娜；大楷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行书、草书风神独绝。他学习古人而迈出古人的法度，自成一家。在清代，学颜书之人，必先从习钱南园入手。誉满全国的另一大书法家何绍基即刻苦研习钱字而卓然成家。

碑派代表书家甚夥，其中，尤以何绍基影响至大。绍基，字子贞，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后历主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勖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又五。绍基于《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慕手追，遂成一家[19]。书法入颜鲁公之室，尤为世所宝[20]。

的确，绍基为清代颜体第一，他以真卿为本，融北碑，碑帖互济，行书最精；据说绍基臂长似猿，故而晚号猿臂翁、猿叟。简放四川学政时，绍基五十四岁。从京城出发，水陆兼程，一路舟车劳顿，依然不废笔砚。因负盛名，沿途求书者络绎不绝。他随到随写随赠，酒酣兴至之日，往往一日里竟写就百余幅对联，依然无懈笔无倦容。史传飞将军李广“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五十七岁那年，何绍基作《猿臂翁》诗，曰“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烦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猿臂岂止两臂通。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书法射箭，李广与绍基，两人皆长臂似猿，相隔近两千年，却一善射，一善书，心有灵犀，两臂通互。应是艰苦磨砺与触类旁通之悟性使其然也。

每每鉴赏何绍基传世墨迹，尤其是晚年作品，堪称“人书俱老”之典范。其过人之处有三，一是线条优美，似万岁枯藤，且行且留。留者，用笔迟涩，笔纸磨擦力大而前行，抖颤笔意便应运而生。此非笔力不及之软弱，而是绵里藏针之刚强。二是结字之疏朗与灵性，较之鲁公字法，当密处更密，当宽处更宽。三是疏密有致，以晕化墨团布列于白地空间，恰似天上乌云，与流动之纤细线条形成黑白、粗细的强烈对比，给人以“看似无心，实则有意”之美感。

孙星衍篆书亦颇具气象。星衍，字渊如，江苏阳湖人。少能诗，袁枚赞之为“天下奇才”，成忘年之交。乾隆五十二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官至郎中，后受浙江巡阮元之聘，主诂经精舍。博极群书，勤于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抄无虚日。著有《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京畿金石考》二卷[21]。其篆书有过人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矣。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由于碑学提倡古拙，脱离了馆阁体之束缚，所以翰林中人优势已大不如前期帖学时代明显。诸多大家并非词臣出身。此时崇尚碑学的翰林书家不乏其人，但贡献最大、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者，应为词林之外的邓石如。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以至汉碑作法走向成熟，碑学通过广泛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已经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碑派面目。

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又号完白山人，因避仁宗讳，故以字行。他生于僻乡，少于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受寿春书院梁望（山献）赏识，荐与江宁梅锍。梅氏家藏历代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炖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帝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辟阖，得之史籀，稍参隶意，*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客梅氏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石如年四十六始娶，常往来江、淮间，卒，年六十三[22]。

邓博采众长，勤学八年自成一派。后去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吸收汉碑和唐李阳冰《三坟记》篆字之势，使之浑朴庄严，苍劲有力，自成一家被后人称为“邓派”（亦称皖派）。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其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又在于小篆。其小篆以斯（李斯）、冰（李阳冰）为师，结体略长，并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使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作品，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为清人篆书提供了典范，对篆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其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入隶，又佐以魏碑之笔力，使其风格独树一帜。其楷书并未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等常法，而力求平正古拙，苍茂浑朴，与时俗的馆阁体几乎是格格不入，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比较而言，其行、草书，不及其篆隶功力深厚。

邓石如的取得突出成就并形成巨大影响，与数位翰林官的鼎立相助所关甚巨。据记载，编修张惠言故深究秦篆，时馆修撰金榜家，偶见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于荒寺，榜备礼客之于家。荐于尚书曹文埴，偕至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皆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23]” 曹文埴乃乾隆二十五年传胪（二甲第一名进士），入翰林，授编修[24]；陆锡熊，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以修书，特授翰林院侍讲，属特授馆职的翰林官[25]。

当然，他也受到过翰林官的排挤。当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26]。，但最终对他支持最大者，乃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石如客居其家。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沅为置田宅，俾终老。濒行，觞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27]”

毕沅拥有状元头衔。他先以举人入仕，授内阁中书，又中乾隆二十五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修撰。以爱才下士而闻名宇内[28]。

嘉庆后，碑学大家便不再被词林中人所垄断。如沈曾植（光绪六年进士，授主事）宗汉章草而用北碑笔法，辗转险奇，欹侧多姿；包世臣（嘉庆十三年举人）行书、吴熙载（字让之，生员）篆书、莫友芝（道光十一年举人）篆书、张裕钊（道光二十六年举人）楷书、吴昌硕（无功名，广求名师）师《石鼓》，用笔苍辣，大气淋漓；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吸收碑书之宏阔气息，下笔千钧，纵横开张。

词林中人，仍不乏书法大家。如师法汉隶，用篆意而行笔战掣，与曾熙（光绪十七年举人，补兵部主事）并称为 “南北二宗”的李瑞清，便是翰林出身。

李瑞清，字梅盦，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江苏，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辛亥后，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29]。他曾创办两江师范学堂，创设图画手工科，设立画室及有关工场，并亲自讲授国画课，增设音乐科，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李仲乾、黄鸿图皆出自其门下。

林则徐行书，俞樾行楷等亦颇有重名。林则徐大名鼎鼎，兹不复赘；俞樾，字廕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最久。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樾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光绪二十八年，以乡举重逢，重赴鹿鸣筵宴。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及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编、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其余杂著，称春在堂全书[30]。曲园先生桃李满天下，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清代书法领域影响巨大者，尚有阮元。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徵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嘉庆四年，署浙江巡抚，寻实授。十一年，诏起元署福建巡抚，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道光十二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十五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许之，给半俸，濒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与鹿鸣宴。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优诏赐恤，谥文达。入祀乡贤祠、浙江名宦祠。

阮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篡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揅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31]。

在书法风格转变方面，阮元特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由于其“山斗”之地位与声望，使尊碑抑帖终成风气。

在此风云际会过程中，包世臣的贡献值得一书，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不久被劾去。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32]。并撰《艺舟双楫》，充分肯定碑书之客观价值，继而在书坛上掀起尊碑浪潮。于是，自嘉道而至咸同，书家结社，竟习碑版，成为一种风气。而由于碑学崇尚复古，与“馆阁体”渐行渐远，最终使翰林群体在书坛上的影响日趋减小，象“扬州八怪”中擅长“漆书”之金农，方笔刷涂，孤高冷峻，而擅长“六分半书” 之郑燮，杂陈诸体，个性明显。而他们均与词林无缘，翰林书法的影响已今非昔比矣。

碑学书法，以篆刻为根基。所谓篆刻艺术，乃于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质材之上雕刻以篆体文字之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作为国粹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以贯之、无比厚重的悠久传统。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向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或自篆自用，或馈赠文友，钤记落款，观赏把玩，可从中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古人以“纸墨笔砚”为文房四宝，而四宝之外另有一宝，即篆刻印章也。

篆印之滥觞，当不晚于周代。篆刻用刀，世称“铁笔 ”。而就风格而言，先秦印玺多古朴厚重，气象万千，于简拙中见得功力；秦印多柔媚纤巧，精美雅致；而汉印多平直方正，大气磅礴。因志趣有异，故而各据一端，论者亦见仁见智，实高下难分。至清代，最有影响者之一便是邓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作品苍劲质朴，恢宏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堪称篆隶双美、沉着雄厚。而脱胎于篆书的隶书则面目独特，朴拙敦实。后世篆隶之法多参北碑，笔法斩截稳健；行书亦是融碑帖于一体，各书体，古风扑面，相互激荡，对清末乃至当今中华书法风格仍有着巨大影响。

四、翰林书家的流韵遗响

尽管清末书法大家多已非词林中人，但以此辈的地位和学养，仍有不少被举世推重之人。晚清时期翁同龢和民国时期的谭延闿，便是典型代表。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考中清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持变法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归里后，隐居虞山西麓鹁鸽峰墓庐。困顿七载后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33]。

同龢出身翰林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喜书法，由研习董其昌书法上溯至米芾、颜真卿，所作书法淳厚宽博。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从他其作品观之，颇具颜体书貌，但又吸收刘墉、何绍基等前辈“习颜而出已意“之法，用笔比较奇肆率意，结体比较宽博开张。有同时融汇赵、董之意，潇洒自如。在晚清学颜者诸家中，具有很大影响。

谭延闿（1876年-1930年）则既是晚清翰林，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二十八岁点翰林，后与时偕行，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与蒋介石结盟，直至逝世。且广交游，有“药中甘草”之誉；能治军，曾多次领军征讨，有“翰林将军”之称；善书法，为民国颜体第一人，时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喜吟咏，著有《祖盦诗集》、《慈卫室诗草》、《祖盦诗稿》等。故颇值得一书。

就家世而论，延闿乃翰林谭钟麟之子，家学渊源深厚。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钟麟考中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七，谭钟麟，字云觐，号云卿，湖南茶陵人。散馆授编修。官至两广总督，谥文勤。谭延闿乃谭钟麟之子。延闿字组安，号畏三，一号无畏，另有祖安、慈卫、非庵、訒斋等别号，室名有瓶斋、慈卫室等。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延闿考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十一，谭延闿，钟麟子，会元。字祖安，号组庵，未散馆，选庶吉士，以办学务，授编修。延闿中光绪甲辰科会元，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延闿运蹇，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但尽管如此，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会元者，仅延闿一人而已，所以在桑梓之地颇具人望。

延闿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少年临池，颇有笔力。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惯性作用，在朝显贵写一手好字者尚为数不少，而最著名者莫过于谭延闿、于右任二家。延闿三十岁后，致力颜书，借鉴何绍基等前辈笔法，终生浸润，遂以名世。真书规范《麻姑仙坛记》，笔力弥满，气象壮伟。论者谓其临池一丝不苟，“撇”必搓而后出锋，劲挺利落；“竖”必停而后下注，有如悬针；“捺”则厚朴端重，“点”则沉如坠石，尽得雍容挺拔之旨。一生写《麻姑》凡二百余通，颇多得意之作，有时半日可得一通，其精熟如此。擘窠榜书、蝇头小楷俱称精妙，南京中山陵奉安纪念碑为其手笔。而至民国，延闿书坛成名，至今写颜字仍无出其右者。四十岁后，涉笔行、草、篆、隶，其中行书广取黄山谷、苏东坡、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诸家之法，俊迈豪放，洞达自在，宽博温情，于雄浑博大中更有清气弥漫，既以得力于颜真卿、翁同龢，晚年则稍参米芾笔意，卓然兀立于民国书坛。

延闿虽翰林出身，但其书法中却无“馆阁”之气。而同科状元刘春霖，写得一手漂亮的“欧底赵面”的“馆阁体”。后论为官，延闿远胜春霖，论书法，延闿亦大胜之。延闿学书，自有主见，深得颜书“峻拔宽博”之神髓。后又吸收刘墉“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进而领悟钱沣楷法结体，雍容端庄而无呆板凝滞。由于延闿既能入古，又能出古，泥古而能化，所以被于右任称之为“有真本领”。谭延闿为法广博，取翁同龢“天骨开张”之意趣；且未拘泥于“颜体”之宽厚，参以米芾之洒脱倜傥，得其长而弃之短，从而熔铸出自身风范。观延闿行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用笔线条潇洒，笔意沉着，颇为清雅飘逸。晚岁尝致力章草，亦能入室。擘窠榜书、蝇头小楷，莫不兼擅。作书喜用硬毫，好以极硬之毫写扇面，乃追踪唐人之笔趣也。

综上所述，清代翰林官在书法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起过重要作用。占据书坛要津达数百年之久。尽管他们已乘风而去，但其文才风流仍存乎于天地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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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铎，明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升至少詹事。崇祯时擢礼部尚书，未赴。李自成破京师，福王立于江宁，授铎东阁大学士。顺治二年，清军毕江宁，铎迎降。入清任礼部侍郎、尚书。镞于家，赠太保。参见《清史列传》，页6543—6544，《二臣传·王铎传》，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2] 傅山，字青主。明遗民，誓不仕清。康熙举鸿博，山拒不应，免试授内阁中书放还。仍自称为民，气节高尚。书法被赵执信推为国朝第一。参见《清史列传》，页5790，《文苑传·傅山传》。

[3] 朱耷，明末清初杰出书法家、画家。字雪个，又字个山、道朗、个山驴、朗月、庵、传綮、破云樵者、人屋、驴屋和因是僧、八大山人等。原名统，明宗室，生于江南。甲申后，结束贵胄生活，为避灾祸，隐姓埋名，寄悲愤凄凉之情于书画。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削发为僧。善画花花鸟竹木，以简略见胜，独出新奇。书法古朴，博采众美，独标一格，有点划流美、挺拔遒劲之风神，颇具晋唐之风。。擅画山水，大都荒岭怪石，表现“残山剩水，地寒天荒”的境界。画花卉多写芭蕉、枯荷、古松；画鸟，多无名之鸟，画鱼，多无名之鱼，大都形象怪诞，表情奇特，冷酷逼人。表现出作者的高傲、冷漠和仇视现实的精神状态。

[4] 《清史稿》，第9945页，《沈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出版。

[5] 《清史稿》，第9946页，《沈荃传附子宗敬传》。

[6] 沈度，字民则，善书，以婉丽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洪武中，举文学，弗就。坐累谪云南，岷王具礼币聘之，数进谏，未几辞去。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参见《明史》第7339页，《沈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7] 《清史稿》，第10014页，《高士奇传》。

[8]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明太常卿应麟曾孙。圣祖目宸英及朱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霭荐应鸿博，后期而罢。方蔼总裁明史，又荐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之害，辞甚恺至。尚书徐乾学领一统志事，设局洞庭东山，疏请宸英偕行。久之，举顺天乡试。康熙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年七十矣。明年，副蟠典试顺天，蟠被劾遣戍，宸英亦连坐。事未白，卒狱中。参见《清史稿·姜宸英传》。

[9]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遘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藁有手简吴县令卻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参见《清史稿·何焯传》。

[10]汪士鋐，字文升，号退谷，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甲第一名进土，入翰林，授编修。受敕命编纂《全唐诗》。在书法方面，汪士鋐初习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中年时学习赵孟頫；再变而得褚法，。康熙帝称赞他的字为国朝第一，与姜宸英并称“姜汪”。二人各有所长，姜精于行书，汪擅长真书，皆被视为当时一绝。

[11] 参见《清史稿》第10493—10495页，《张照传》。

[12] 《清史稿》第13891页，《梁同书传》。

[13] 《清史稿》第13889页，《王文治传》。

[14] 《清史稿》第9094—9095页，《成哲亲王永瑆传》。

[15] 参见《清史列传》，页5495—5496，《儒林传·翁方纲传》。

[16]参见《清史列传》，页1986—1990，《大臣传·刘墉传》。

[17] 《清史稿》第11280—11282页，《铁保传》。

[18]参见《清史列传》，页5934—5936，《文苑传·钱沣传》。

[19] 《清史稿》第13436—13437页，《何绍基传》。

[20] 《清史列传》，第6006页，《文苑传·何绍基传》。

[21] 《清史列传》，第6006页，《文苑传·何绍基传》。

[22] 《清史稿》第13892—13893页，《邓石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