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纯金：近代地理风水古籍市场

导语

近代以来，堪舆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在中国社会内外广为流通。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江南地区，数量巨大的堪舆师群体著录有大量堪舆书籍，与该地域发达的刻书业、售书业相结合，从而形成庞大的堪舆书市场。

近代江南堪舆图书的编印

近代江南地区，书坊不仅是刻书匠户，已是集编、刻、售合一的文化出版事业。民间坊刻的书籍数量已经超越官刻与家刻本，即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出版社跃居市场主流。 有市场需求的书籍都能印制发行，因与切身利害相关，从官绅富豪到平民百姓皆对堪舆信而求之，所以各式风水书籍也在此时大量刊行。近代江南堪舆图书的编印主要有书坊刊印和私家刻印两种。

书坊刊印，简称坊刻，即民间书坊刻书。“坊”，即以刊印销售书籍为业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又称为“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等。坊刻本，顾名思义指由民间书坊刊行的印本书籍。据江凌研究民间坊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刻印书籍视社会需求而为之。二是把刻书作为主要的经营活动，以盈利为目的。三是接受委托雕印的加工业务，有相对稳定的工匠和相对固定的经营场地。坊刻不仅兴起较早，分布较广，而且数量较多，印量较大。近代江南地区流通的堪舆图书以坊刻本为主。当时刻印各类堪舆图书较多的书坊主要有上海广益书局、苏州扫叶山房、上海校经山房和苏州金阊书业堂。

光绪二十六年创办于上海,初名广益书室，总店设于河南路一百三十七号,支店在福州路三百三十八号。广益书局的出资人为魏天生、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先后聘请魏炳荣、周菊亭、刘季康、曹冰岩任经理。

广益书局拥有石印印刷厂和铅印印刷厂，广益书局最初出版科举考场用书和童蒙读物，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逐渐取消，广益书局经营受到重创，濒临*。鉴于这种状况，广益书局及时调整了经营思路。光绪三十年广益书室改名为广益书局，邀魏炳荣担任经理，周菊亭为协理，聘胡寄尘、陆保璿为编辑主任，其经营理念转变为出版普通古籍、堪舆卜筮之书，业务渐有起色。

清末民初，广益书局所刊石印堪舆书现存的有《八宅明镜》、《地理琢玉斧》、《地理正宗》、《山洋指迷》、《三元总录》、《入地眼全书》、《罗经顶门针》等数种。

《八宅明镜》分上、下两卷一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箬冠道人著”，中为“校正八宅明镜”，左列书“上海广益书局印行”， 扉页上有售广益书局新刊刻卜筮书广告《占卜灵》一则。每页二十行，每行四十二字，书中有插图多幅，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

《地理琢玉斧》四卷二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页眉上书“严陵张九仪先生”右侧书“銮头歌括”，中书“增释地理琢玉斧”，左侧为“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每页二十行，每行三十八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书中有插图多幅；

《地理正宗》十二卷二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湘阴蒋国宗城氏订”，中为“校正地理正宗”，左侧为“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扉页为印花框，“框内上方横书“前集记录”，框内分三行，从右至左依次为“第一地理辩证序九略序，第二图书先后八卦解，第三诸家五行本部补论。”每页二十行，每行四十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

扫叶山房是清末民初上海较有影响的书坊之一。《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说：“在民国初年，该店有相当地位”。扫叶山房为江苏席氏所建刻书坊，名取“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意，来表达刻书、校书之不易。

席氏刻书始于明万历时。主人席启寓雕板印行《十三经》、《十七史》行于世，又辑唐人诗百家付梓印行，所刻各书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启寓之后分洞庭、虞山两支，其在虞山(今常熟)者多好刻书。

启寓孙名鉴，字玉照，为扫叶山房最为著名的主人。据《扫叶山房书目》载，扫叶山房共有五个分号：扫叶山房北号，位于上海棋盘街；南号，位于上海彩衣街； 汉号，汉口四官殿；苏号，位于苏州阊门内；松号，位于松江马路桥。并开设苏省阊门内中市大街、上海城内彩衣街和城外北市抛球场口南道三处为客户邮寄图书。以上海棋盘街北号为总号，还发起组织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一度成为当时上海刻书业中的领军人物。

鸦片战争后，石印技术传入上海，石印技术的引进，使得扫叶山房出版速度与质量大为提高，同时也使得书刊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扫叶山房在光绪三十年前出版石印古籍一百零三种，至1918年，出版石印古籍多达五百多种。

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堪舆书计有《阳宅都天滚盘珠要法》、《雪心赋辩讹正解》、《宅谱指要》等数种。《雪心赋辩讹正解》四卷，刊刻于宣统元年，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宛陵孟天其先生撰”，左侧两行为“雪心赋辩讹正解”，左下有“余品三题”及钤印。扉页上端有“宣统二年石印”，中部有扫叶山房商标。每页二十行，每行三十六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

上海校经山房创办人朱记荣是清末目录学家，在整理古籍方面颇有建树。关于校经山房的创办时间，至今仍有争议，但基本上可确定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据刘昭《上海石印“拟鼓词”考略：以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拟鼓词”为例》一文研究，校经山房成立时间应为光绪九年（1883）或光绪十二年。

关于上海校经山房的地址，较为肯定的说法是最初创办于大东门内漕宝路，但后期迁址至“河南中路广东路之北，门面朝东”，另有说法为“后迁山西路昼锦里口怡益里”“（校经山房）为印售线装经史子集、通俗小说等的老书店。又陆士谔所著中医书若干种。”

据1925年校经山房出版的《图书目录》共收录该书局自成立至该年出版的书目一千五百七十五种，其中堪舆类有《地理大全辑要》、《地理大全要诀》、《地理金弹子玉弹子》、《地理铅弹子》、《地理铁弹子》、《地理青囊经》、《地理六法点穴大全》、《地理五决》、《阳宅三要》、《阳宅爱众篇》、《阳宅大全》、《地理直指原真》等一百零三种。

校经山房所刻堪舆书多为翻刻建阳邹氏寄傲山房书版。故其出堪舆书扉页多题有“龙雾邹廷猷先生审定”几字。

《地理大全辑要》×卷×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龙雾邹廷猷先生编辑”，中书“地理大全辑要”，左侧为“上海校经山房石本。”扉页××，每页二十行，每行四十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该书署名“魏里许明子远澹园甫辑，男荣久一甫订正，孙袁媛载雍、临瑶载雍甫校”该书卷七之终附有“新出学堂书广告”一册。卷十末处附有“新出地理医书广告”；

《地理阳宅大全四集》×卷×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龙雾邹廷猷先生编辑”，中书“地理阳宅大全四集”，左侧为“上海校经山房石本。”扉页××，每页二十行，每行四十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该书署名“魏唐许明子远澹园甫手辑，男荣久一果庵甫续补”；

《地理金弹子铅弹子》×卷×册，共有牌记，四周单边，分为三列，右侧书“龙雾邹廷猷先生编辑”，中书“地理金弹子铅弹子”，左侧为“上海校经山房石本。”扉页 ，每页二十行，每行四十字。版心单黑鱼尾，四周单边。该书卷末附有“医书广告”。

清末苏州著名的书坊。书业堂早在明代就开始刊刻销售书籍。万历二十八年（1600）曾刊汤显祖《南柯记》，到清初仍然继续营业，书业堂营业直到光绪年间”。其主人为赵姓人士，出书颇多，以堪舆书和小说等日常书籍为主。其刊印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较大，在晚清苏州图书市场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书业堂在这一时期刊刻的堪舆书有《六壬经纬》、《八宅明镜》等。

私家刻制，又称私刻、家刻，是私家出资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家刻书包括家刻与他刻两种形式。家刻即作者著作并由本人或后人付梓，他刻指刻书家刻印其他著作。

私家刻书者刻书目的不外乎两种：

一为传播书籍文化知识，如清末常熟著名藏书架和出版家张海鹏所言：“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以为己，刻书以利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也广。”

二为名流千古，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一文中提及“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一法。”

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有著述能力并有财力者为自己刊刻著作，财力有余者亦刊布他人著作；仅有财力者选时人或前代优秀著作进行刊布。私刻版本著录形式大都为姓氏加斋号，如广德钱氏《地理丛刊》、休宁程式《百二汉镜斋秘书四种》、镇江袁氏《润德堂丛书六种》、苏州沈氏《自得斋丛书》等。

1 钱文选《地理丛刊》

钱文选，字士青，号灿升，晚年自号诵芬堂主人。同治十三年（1874）生于安徽省广德县，曾任云南、长芦、两浙、福建等盐务稽核所所长。因其“幼时孤寒，以樵采为生。后遇葬师，为其父觅一佳穴营葬，遂得日渐康泰。故笃信堪舆之学”。后因欲求佳地安葬母亲，“登山涉水，出则探讨，归即研求，昕夕殚精”，在学习堪舆术之余，广购堪舆诸书，前后二十年共搜罗一百六十余种珍本堪舆书。其自谓“余所购者皆是木版书，及精抄本且多孤本，为近世的少有，余精制框架，谨慎庋置，如杜元凯之设库，晏平仲之凿楹，无以过之。”

他担心自己去世后，这些资料散失，以致堪舆之学不传，所以先将所藏堪舆诸书检点整饬，编成提要，提要“首冠以各书大纲，次分叙各书之原委，著者姓名，何年出版，原书册数分别注明。”提要于194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开始着手编订《地理丛刊》，以使“后来学者饱览三元三合各家，融会贯通，大道公开，偏见尽泯”。

《钱氏所藏堪舆书目提要》附有其刊印《地理丛刊》的启事：

（一） 提要中各种堪舆书矣大局平定后，拟分明印行，名约《地理丛刊》，如有人欲附印此书，祈先将姓名住址详细示知，以便随时通讯。

（二） 丛刊价目若干及详细办法，将来付梓时再行通知或登报章。

（三） 海内有藏堪舆书为提要中所无者，如愿附入丛刊以广流传，祈先示知书名及内容，矣印书时再将书直接寄交印书局取回收条为凭，印就归还。

（四） 印书局或个人有大力者欲印此项丛刊亦可将版权让渡。唯须送书若干部，以便分赠各图书馆，籍保国粹。

（五） 如有函件请寄至上海愚园路和屯十六号钱士青收。

《地理丛刊》所收书中明刊本十七种，清刊本五十六种，抄本三十八种，出版年月失考九种。这些书中銮头类三十种，理气类五十七种，水龙类两种，宅法十四种，罗经四种，选择十五种。

2 程芝云《百二汉镜斋秘书》

程芝云，安徽休宁县人，生卒年不详，咸丰副贡生。素喜藏书，亦爱好堪舆风鑑之术，因见社会上无完整实用的卜字专著流传，便将秘藏的程省著的《测字秘牒》一书的手稿，与搜集到的《火珠林》、《灵供经》、《滴天髄》等堪舆书合编为《百二汉镜斋秘书四种》，于道光四年刊刻行世。

《滴天髄》一书，其名始见于《明史·艺文志》，录有刘基《三命奇谈滴天髄》一卷。至顺治十五年（1658）仲春陈素庵校订《滴天髓辑要》行世。康熙时有黄虞稷“千顷堂”木刻本《命理须知滴天髄》。

《火珠林》一名，最早见于宋《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但撰者不详。至《明史·艺文志》已经不见著录，说明当时此书已难得一见，程芝云校刻时，据所得钞本，署名麻衣道者。

《测字秘牒》作者程省，据《测字秘牒·自叙》称，程省早年即跟随术士流浪四方，后寻得一册《相字心易秘占》，经年研读，颇得要领，故结合自己平生实践经验，写成《测字秘牒》一书。程芝云所得原稿为抄本，结构散乱，缮写无序，程芝云在刊刻时进行悉心研究。进行了正伪校订，并重新分类编排了节次。

3 袁树珊《润德堂丛书六种》

袁树珊，名阜，以字行，晚号江上老人。生于光绪七年（1881）。其家世居扬州南乡袁巷，为医卜世家。其父开昌，字昌龄，寓居镇江城西，以医卜为业，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袁树珊自幼随父学习堪舆、占卜之术。早年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专心于堪舆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

《润德堂丛书六种》为袁氏所著《选吉探原》、《新命理探原》、《命谱》、《大六王探原》、《中西相人探原》、《述卜笨星相学》六种书的合刻本，其中《选吉探原》、《述卜笨星相学》两书为袁氏堪舆著作。

《选吉探原》是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之理论，删繁就简以成书。以干支衰旺为体，方位神煞为用，专以随从太岁月建之重要者为主；论选吉、造葬，则以干支正五行旺气，扶龙、补山、益化命、助本命为主。入学、上官、婚姻、嫁娶、开市、交易、栽种、牧养等事，则以辅佐值事人本命为主。其余琐碎怪异之神煞，概置不论。

《述卜筮星相学》一书。以周易、太乙、遁甲、六壬、棋卜、字卜、选吉为卜筮，以推命、相人、相宅、相墓为星相，引经据典，寻流溯源。书后收录有东西各国堪舆卜筮学书目。

近代江南堪舆图书的市场供应

图书的市场流通涉及图书的刊刻、供应、消费。近代江南地区发挥堪舆图书销售的主渠道是遍布江南各地的大小书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就曾经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老书店情况进行过调查，如南京“书业向称发达，就其性质可分新旧两种。凡售石印、铅印或西籍教科等书者，皆属新书业。所谓旧书业者，即专售木版书籍，此种书贾大都贩卖性质。……旧书业荟萃于状元境，新书业集中于花楼牌。”

1927年卖旧书的有文奎阁、天禄山房、萃文书局、文苑阁、文海山房、幼海书局、有正书局、合作书局、共和书局、江南官书局等32家。苏州“吴门坊肆，十之八九集中于护龙街，除文学山房、来青阁及求智书店之外， 尚有松石斋张氏、翰海书店王氏、觉民书社陈氏等数家。”

杭州有文艺书局、小琳琅馆、复初斋、麟经堂、抱经堂、集益书局、世界书局、聚贤堂、道生堂、石渠阁、通艺斋、中书房、道古堂等31家。

无锡有新新、文华、乐群、学海堂、大同、世界、无锡、经纶堂、日升、文元、启新、鸿文斋等十三家。

一般来说，只要出售堪舆书有利可图，各地书店都会愿意经营，这样也就在堪舆图书编印者、读者之间建立起了出让与选购堪舆图书的桥梁。换而言之，书店成了图书市场中各类堪舆书的集散场所，为堪舆图书的流通和销售流通建立了主渠道。

（一） 上海

上海的“书市集中于旧租界四马路一带。干线为棋盘街，支线为五马路、交通路、麦家圈、望平街、三马路（今汉口路）”。“专卖线装古书及新版木刻书的老店。有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渊、受古书店和同文书店。

其中最活跃的是西藏路大庆里的中国书店。长泽规矩也称中国书店为“上海旧书肆第一家”。

中国书店是1929年浙江商人金诵清在西藏路大庆里110号所开设。开业后在金诵清及其子金祖同与图书版本专家陈乃乾的共同经营下，中国书店与全国各地同行建立了广泛的业务交流关系，生意兴隆。堪舆图书为中国书店经营的重要书种，在各期中国书店编辑的新旧书目都有著录。如《中国书店丙寅年第二期书目》就有《地理精微集》六卷、《阳宅三要》三本、《阳宅爱众编》四卷、《阳宅十书》四卷、《卜筮正宗》十四卷、《罗经透解》二卷、《平阳全书》十四卷等四十八种。

上海千顷堂书局1883年成立，创办人黄产生。1894年张松涛等接盘。先设在南市城内，嗣后在河南中路广东路之南，后又迁于汉口路山东中路口，门面朝南。出版石印线装的古书。

其编纂的《千顷堂书局书目》中待售的堪舆书目有《葬宅经》一本、《卜筮正宗》四本、《阳宅大成》八本、《阳宅爱众篇》四本、《地理大成》十六本、《天机会元》廿本、《地理录要》四本、《地理入地眼》四本、《地理雪心赋》二本、《地理四弹子》、《乾坤发窍》六本、《阳宅大全》四本、《八宅明镜》二本、《地理大全》十二本、《直指原真》四本、《仁孝必读》四本、《山洋指迷》四本、《地理辩证疏》四本、《地理铅弹子》六本、《阴阳二宅集成》十二本、《阳宅十书》四本、《地理人子须知》八本、《地理辩证直接》四本、《拟龙撼龙经》四本、《地理啄玉斧》四本、《地理青囊经》二本、《地理末学》四本、《地理不求人》四本、《地理扒砂经》四本、《水龙经》四本、《罗经解透》四本、《地理金锁秘》四本、《一贯堪舆》十本等四十二种。

《寻龙诀》丨电影剧照

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受古书店亦出售有不少堪舆书。其民国二十年所编《受古书店旧书目录》中待售堪舆书目有《地理人子须知》十六本、《扒砂经》八本、乾隆间原刻《阴阳五要奇书》五本、光绪间精刻《阳宅指掌》一本、《八宅四书》八本等。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受古书店旧书目录》中待售堪舆书目有康熙刊本《地理铅弹子》八本、道光刊本《地理辩证直解》四本、旧精抄本《水龙经》四本、巾箱本《地理人子须知》八本、巾箱本《地理三会集》八本、原刊大印本《撼龙疑龙经》、原刊初印全书圈点批校《撼龙疑龙经》四本等十八种。

上海来青阁书店为前述苏州来青阁书庄之分店。民国二年年二月底开业于上海福州路 一百三十三号青莲阁，为“上海旧书店所谓第二家”来青阁书店所售堪舆书颇多。其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待售的堪舆图书就有《扒砂经》四卷、《地理指掌》四卷、《地理啖蔗录》八卷、《地理述》八卷、《杨曾地理元文》四卷等23种。

（二） 南京

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1930年考察南京书市后称“旧书肆集中在以夫子庙为中心的周围地方，多在状元境内设摊位，庙里也散放一些书摊。新书肆散见于花牌楼，中央大学前也有。”

杨心佛在《金陵十记）中回忆：旧书摊以夫子庙摊贩市场（即今东、西市场）最多，三步一摊，十步一堆，满地是古旧书，任客自选，其中正规的则设店经营。又称，古旧残书在市场上，大都开架任人翻阅，从未听说图书失窃的事情。金陵世家流散的孤版善本，有时能在地摊上觅得。

后来旧书摊发展至四象桥、莫愁路等地，大概时随市移，但经营古旧残书的方式未变。长泽规矩也说“保文堂李氏、萃文书局朱氏稍微大些，常常印行书目。萃文书局有少的善本。”萃文书局“其规模乃至影响在南京地区收售古籍线装书箱行业之中，位居第一。”

萃文书局1910年由朱甸清创设，原在南京城内状元境，1936年迁到太平路南口 417号，主营国学典籍，是南京较著名的古旧书店。堪舆书为萃文书局经营的重要古籍之一，在各期萃文书局的书目中多有收录。如《首都萃文书局书目第九期》有乾隆刊本《地理支陇乘气论》、抄本《龙经前后篇附杂篇》、抄本《阳宅三要图说》、抄本《撼疑龙经校注》、江宁甘氏活字本《水法宗旨节录》、光绪刊本《风水二书》等堪舆书目代售。1940年年初出版的《首都萃文书局书目》中则有乾隆刊本《地学答问》，咸丰间朱笔圈点校本《地学集要》等堪舆书目代售。保文堂也是南京重要的堪舆书经营书店，1930年四月的《南京保文堂书目》中则有明刊本《地理参赞玄机》、通行本《地理大全》、通行本《地理天机会元》等堪舆书代售。

（三） 苏州

苏州“书肆之盛，比于京师”。据地方文献载录，近代苏州书坊在阊门扫叶山房以外，还有位于观前街北仓桥西的平桥书肆，东来书庄，有正书局，玛瑙经房， 振新书社，观前街上的浦氏文瑞楼、阊门内的浦氏绿荫堂，徐氏灵芬阁， 周氏文津书林和江氏文学山房等。这些书肆有相当部分或多或少销售过堪舆书。

如同治八年（1869）开于苏州阊门外后迁于护龙街嘉馀坊口的来青阁书店，位于苏州护龙街的来青阁，创设于清光绪年间。

店主为苏州洞庭东山人氏杨云溪，由买卖茶改行贩书，出身于书估世家，经营有方，且娴于版本目录，善访古籍“来青阁以发售学堂用书和收售旧书为主，同时也收购一些四书五经及医药书籍的旧版片，雇工修刻后印刷装订成书发售。”

来青阁营销的堪舆书较多，其编纂的《来青阁书庄书目》中待售的堪舆书就有康熙抄本《堪舆旨造秘诀》、南野草堂旧抄本《曾文延青囊叙伪杨益天玉经》、康熙刻本《天玉经注》、崇祯癸酉原刻本《秘传堪舆类篡人天共宝》、万历刻本：《廖公秘传地理扒砂经》、光绪刻本《地理统宗》、小木本《地理人子须知》、明刻本《地理玄关罗经秘旨》、旧刻本《地理仟婆集》、光绪十二年刻本《天香室地书》、铅印本《增广沈氏玄空学六卷》光绪刻本《青囊玉尺度金碱集》、道光刻本《地理元文》、光绪刻本《地理精微集》、乾隆刻本《地理真机全书》、乾隆原刻本《阴宅镜》、刻本《罗经顶门针》、刻本《雪心赋辩说正解》、旧抄本《锦囊经》乾隆刻本《阴阳五要奇书》、万历刻本《阳宅真决》、崇祯戊申原刻本《阳宅都天用书滚盘珠要法》、刻本《阳宅十书》、刻本《八宅明镜》、康熙刻本《宅谱问答迩言》、雍正刻本《宅谱修方催生》、乾隆刻本《星命选时》、《罗经解定》、咸丰刻本《水龙经》、同治刻本《阳宅大全》、旧刻本《张道宗地理全书》、旧刻本《地理六经注》、明刻本《玉尺经》明刻本《地理玄关罗经秘旨四卷》、崇祯癸酉原刊本《人天共宝》、抄本《三元大玄空地理二宅实验》、乾隆刻本《阴阳五要奇书》、道光原刻本《阴阳指正》、崇祯戊申原刻本《阳宅都天用书滚盘珠要法》、同治刻本《阳宅大全》、刻本《金光都临经》等四十余种。

《雪心赋直解》丨民国四年上海铸记书局印行

位于苏州景德路二百五十五号的大华书店，店主唐耕馀“年轻有为， 经营有道，存书丰富，所列书目有三四千种之多，是当时苏州书肆中之大店”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编印的《大华书店书目》第二期著录有《地理辩证》二册、《地学》二册 《地理辩证直接》二册、《心眼指要》二册等堪舆书代售。

（四） 杭州

杭州书肆自昔称盛，乃是胡应麟所称四大“海内书”荟萃地之一。早期杭州的古旧书店主要分布在梅花碑、清河坊、花市路三处，知名的旧书店主要有文元堂书店、古欢堂书店、问经堂书店等。

中后期则主要散布在城站、福缘路、新民路、湖滨、延龄路等路段，主要有抱经堂书店、宜新书店、文汇堂书店、松泉阁书店、天泰书店、维新书店奎记等。

其中抱经堂书局最为有名。抱经堂书局位于杭州城站新福缘路70—72号，由朱遂翔创办。朱遂翔，字懍初，浙江绍兴人。初在杭州文元书局为徒，1915年独自创业，开设抱经堂书局。

抱经堂在前期出售堪舆书数量为杭州书店之冠。民国十五年十月的《杭州抱经堂临时书目》就著录有《地理直指原真大全》、《地理五决》、《阴阳二宅全书》等二十二种。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的《抱经堂书局目录》著录有《阴阳秘诀雾辖经》、《石函平砂玉尺经全书》、《罗经顶门针》、《堪舆宝海未定稿》等五十七种。

（五） 宁波

宁波自宋代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刻书地点，宋代的明州本，元代的庆元路本都负有盛名，而宁波的书坊业在宋元明时代并没有发展起来，在晚清民国间才得到极大的发展。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统计，民国十六年宁波有竞新书店、明星书局、新学会社、文明学社、王文正书庄、二酉书林、宁波书店、学林堂书庄、三鱼堂书庄、天禄阁书庄、世界书局、汲绠斋、通雅书局等十三家书肆。

民国时期编印的《宁波通雅书局目录》中待售的堪舆书有《阳宅集成》八本、道光刊《地理指迷》四本、《地理平阳全书》六本、《地理直指原元》四本、道光四年刊《地理青囊经粹编近见录》、《山洋指迷》二本、湖南刊大板《地理天机会元》、《八宅明镜》二本、《青囊心印》二本等。

近代江南堪舆图书的市场需求

一个完整的堪舆图书市场，除了书坊和书店以外，如果没有广泛的读者购买，以贏利为主要目的书店就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收购相关图书商品。因此，在近代江南堪舆书市场研究中还应该关注堪舆书的消费群体。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合力，堪舆书的读者越来越多，购买者也相当的活跃。到江南城市图书市场上采购堪舆图书的有个人也有相关机构。近代江南堪舆图书的消费者，大致可以分为集团消费者和个体消费者。近代图书馆和藏书楼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后者则包括堪舆师和对堪舆有兴趣的民众。

（一） 藏书家

江南堪舆图书市场也是私人藏书淘书的主要场所。浙江青田人徐则恂，辛亥革命前投笔从戎，曾担任浙江军政府稽勋分局负责人、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厅长。军务之余，喜收藏古籍。“平居自奉甚约，辄以余资购书，读而藏之。积数年，书益富，四部略备，因名所居旁室，为东海蔵书楼。”

东海藏书楼藏有图书“2176种、5万余卷，内有元刊本3种，明刊本约300种”。其中堪舆书甚多，著名的有《葬书》一卷、乾隆丁未刊本《历象通义》十八卷、乾隆丁酉刊本《地理正宗》三卷等。这些书主要是秘书徐冰帮他收集的。

藏书家的书斋

浙江宁波人孙家溎，生于光绪五年（1880），民初曾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建蜗寄庐藏书，藏书多为民国初年所购入，当时欧美各国及日本都到中国来收购古籍，孙家溎面对这种局面出高价购书，宁波等地书商因他肯于出价，于是将新得之书先由他挑选。

据韦力《书林寻踪》记载，其藏书总共有四十四个木箱。其购得的堪舆善书有明嘉靖刻《小十三经丛书》本《青鸟先生葬经》一卷、清嘉庆二十三年彩绘本《天象占图》二册、碧梧轩抄本《选日秘诀》一册、明崇祯五年刻本《秘传堪舆类纂人天共宝》十二卷、抄本《玄宗秘旨》一卷、清抄本《论风水不分卷》一册、清抄本《归厚录》一册等。

浙江宁波人杨臣勋一生以诗书自娱。平时注意收集古籍文献，自谓“寝馈文章功绝少，营求华屋愿终虚”，于宁波城西郎官巷创立清防阁藏书楼。

其子杨荣林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宁波太和酱园经理，从宁波郎官第张氏藏书楼和宁波各书市购入大量古籍善本，清防阁藏书楼得以充实。其所购得堪舆书有清刻本《步天歌》一卷、《地舆略》一卷、《括地略》一卷、明末刻本《三元地理四卷》、明末刻本《地理辨正》五卷等多种。

（二） 图书馆

图书馆也是江南图书市场上堪舆图书的重要买主。清华大学是当时国学研究的重镇，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一批名师大家荟萃清华园，清华大学图书馆故而十分重视古箱的收蔵。

杭州丰华堂是清末民初杭州的藏书楼，所藏古籍“缧缃盈架，颇具规模”。1929年杨家入不敷出、愿出售全部藏书的消息传出，时值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即“派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前往察阅。……总计册数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册，索价四万元……故大学评议会决定购买，即与杨氏议价，一再磋商，始定三万四千元，（议定后杭州书贾出价四万元拟收此书）立有合同存执。

遂造书目逐一点收，书籍有为书目所未载者，杨氏全行赠送，计四千八百九十三本，总共四万七千五百七十六本。……计装八十箱，由浙江大学代向海关监督公署领得护照，交杭州惧大转运公司保险运沪，装招商局太顺轮运至塘沽。”

七月八日，这批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册藏书运抵清华，其中含咸丰抄本《秘传水龙经》五卷、清抄本《辩证雪心赋》一卷、万历十七年刻本《阳宅十书》三卷、万历刻本《地理参赞玄机仟婆集》十三卷等数十种堪舆珍本、善本。“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楼主丁丙去世后，其子孙在杭州开设裕通银号，经营钱庄事务。

其侄丁立诚主其事。并在永嘉设分号，扩大营业。光绪三十三年，温州分号亏损巨万，且负公债，官方责偿，丁氏欲售藏书。

当时日本人多方凯觑，希图将其与陆心源德皕宋楼图书，一并运往日本。恰好此时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设图书馆，听说丁氏售书，事关国粹的保存，于是在当年十月，派缪荃孙、陈庆年赴浙江，以七万余元购得八千卷楼藏书，同年十一月运归金陵，置于盔山龙蟠里，即江南图书馆，后改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这些书含崇文书局本《宅经》二卷、十万卷楼本《葬书》一卷、乾隆刊本《天玉经内传》三卷、明刊地理正宗本《发微论》一卷等五十一种堪舆珍本、善本。

（三） 堪舆师

近代江南地区，从官绅富豪到平民百姓皆对堪舆信而求之，所以各式风水书籍也在此时大量刊行。堪舆成为人民居宅择葬的生活应用准则。趋吉避凶、生克制化的观念深植人心，在这种人人皆谈风水的社会氛围中，许多秀才、道士、和尚以及术数从业者，纷纷加入风水师的行列。

儒者不避谈风水，官绅之间对此类知识多有涉猎，他们与民间地师结合，将民间地师堪舆经验上升为堪舆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刊印流传。

随着堪舆知识日益普及，民众掌握的堪舆知识越来越丰富。在此状况下堪舆师在从业时若只能背诵卦例口诀，略懂皮毛，将无法取信于业主，要获世人礼遇，必须拥有真材实学，也就是要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星相、历法、地质、水文，甚至自然生态都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能服人。因此，这些勘舆师除了依靠自身经验外，不得不求助于市面上广泛出售的堪舆图书。

如桐城勘舆师马泰青在其《三元地理辩惑》中记载：“余弱冠时，尝闻风水家言，又见龙角牛眠之说，心窃慕之，广搜地理各种图册，冥心思索，无间寒暄。”又如勘舆师袁守定：“曾括阴阳家书百十种，穷年读之。”

总之，近代是江南堪舆图书销售的黄金时代。社会需求极大，书坊、书店投入积极，一方面加速了书坊。私家刻印堪舆图书进入市场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堪舆图书的流通范围，在书坊、书店与读者间建立了较通畅的联系。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构筑了较完善的江南堪舆图书市场。

何伟 史献浩 著

路纯金 整理 于重庆两江新区易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