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本简史及中日关系史
(1)古代时期
日本历史很悠久,日本人民从何而来?怎么从远古到古代?是个什么样子?这一切,如同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都成了历史之谜。
古代的日本,没有文字,使用中国文字以前的历史就没有记载。
中国是最早发现日本的国家,要了解日本的历史,需要到中国的历史书中去寻找。中国史*载了日本最早的历史,《汉书·东夷传》记载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倭人百余国,皆为部落,岁时来献云云。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历57年,有倭奴国遣使来洛阳进贡,献男女生口百六十人,并请求赐封。光武帝赐其“汉倭奴国印”,这是中日往来最早的记录。1784年4月的一天,该印在日本福冈出土。
日本历史,通常以神武纪元开始,在其后的数百年间,都是传说的时代。
日本原无名字,其自己的神话中,自称“八大洲”或“八大岛”。
可以想见,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传播到日本了。中国的战国时期,对整个东亚各民族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期,这是中国史成为东亚史的基础时代。由于中国国内列国纷争,对土地和人口的渴求,迫使列国不断向外扩大版图。秦统一各国后,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大国。中国文化最早影响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民族还未形成民族和国家的形态。
内藤湖南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中日两国文化密不可分,这是了解日本文化的钥匙和命门。绕开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既无法回避,也无从谈起。”“我国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国家。”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中国文化的“果”在日本。
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日本有“创作者之圣”的称号。他精通汉学,知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国是一个极度重视面子的国家。”来自海外的人被当做蛮夷,只要给皇帝写好表章,使中国皇帝自尊心得到满足,各国就可以如愿以偿。
公元607年,小野妹子(公元565—625年)受日本女推古天皇的派遣出使隋朝,称隋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并递上国书,书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出天子,无恙。”这是一封前无先例的作品,让隋炀帝十分恼怒:“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炀帝为安抚四夷,还是派了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的回访团,随小野到了日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小野妹子回国后,向天皇述职,称隋炀帝的国书遭百济偷劫,小野害怕因国书的问题,引起两国的紧张关系,佯称丢失。裴世清所带国书,起始句为:“皇帝问候倭皇。”日本人将“倭主”改为“倭皇。”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再度来华,国书吸取了教训,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天皇称谓首次见于中国史书。因这一句话,在《日本记》里,隋再没有派使者来过日本。
圣德太子想让中国知道日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不想损害两国关系,他想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的文化。
宋朝时,太宗皇帝召见日本僧人裔然,听其叙述日本,因叹息谓宰相:“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道也。”宋亡于蒙古,日本“举国茹素”,遂自称“中国”。忽必烈怒,造大船二千艘来惩其不贡。
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分别是日本文永十一年和弘安四年,日本史称文永·弘安之役。这是日本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件。日本龟山上皇和后宇多天皇率领全国向神佛祈祷,求免于难。其祷文曰:“蒙古乃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叶,神犬焉能匹对。”“纵至皇运之末,政道诚无,神祇咎吾无礼,佛天恶我虚妄。然相争之中,当取我国而舍他国,取吾人而舍他人,故当求其助,焉论愿否!”日本依“神力”击退蒙古,日本是伟大的,日本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日本是神国”的观点,就产生在这场战争。
《神皇正统记》第一句话就是:“大日本者,神国也。”日本”“至尊至贵”,这在“没有哲学”的日本是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太祖定鼎南京,日本遣使入贡,皇上向日本使者问其风俗,来使答到:“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太祖嫌其傲慢。太祖派出行人杨载为使,至日本,要求其为臣,并表示征伐之意。怀良亲王(1329—1383年)亲自做了一个答复,其辞云:“臣闻三王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而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宏,做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臣居远弱之倭,偏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常足也。今陛下作中华之王,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座,封疆百万余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机,移星换宿;地发*机,龙蛇走陆;人发*机,天地反复。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臣闻陛下有兴战之策,小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竭力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州,是以水来土掩,将至兵巡,岂肯跪涂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有何惧哉!若君胜臣负,君亦不武;若臣胜君负,反贻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救黎庶之艰辛。年年进奉于上国,岁岁称臣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诣丹墀。臣诚惶诚恐,”帝览书感叹,谓日本为“不可征伐之国”。日本在中国面前,实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立。
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民出海。日本虽然锁国,但允许中国和荷兰在长崎一港贸易。日本锁国后,要求中国的船员,不得载有天主教物品,还要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上报幕府,称“唐船风说书。
”朝鲜“丙子胡乱”之后,皇太极给朝鲜的“敕谕”中,专门提到日本:“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让朝鲜现身说法,引导日本进入宗藩体系。
日本认为:“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像对待蒙古一样,不予理睬。顺治帝时,通过朝鲜送还日本漂流到中国的船民,并转达了皇帝的文书,其辞为:“各国人民,皆朕赤子。”日本仅向朝鲜派了答谢使,还称清为“鞑靼。”德川幕府极力搜集清朝情报,由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成《华夷变态》一书。书中反映了日本人认为“华夷秩序”已经失序。明朝是华夏,满军入关,中华已经沦为夷狄,日本则成为华夏,代表了中国。
特别是南明和郑成功多次“乞师”,“卑辞厚礼”,认日本为“华”,更加促成了日本人的优越感。日本武士道鼻祖山麓素行,就公开提出,圣人之道统到宋朝就泯灭了,应该认定日本就是中国,为将来侵略中国而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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