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航天人，他年轻时留学苏联，回国后研制导弹；嫦娥、北斗、风云、资源……太空中的中国星，三分之一出自他的手；年过半百，他又坐上谈判桌，将我国航天发射服务推向国际；本可以安享晚年时，他却返回技术战线，接过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和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的帅印。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是感动中国人物，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我国航天工程的“总总师”……他就是孙家栋，航天人亲切称呼他“孙老总”。
今天，是“孙老总”92岁生日，让我们走近这位中国航天“总总师”………
2007年，嫦娥一号完成绕月，欢呼的人群中，他悄悄转过身，擦去脸上的泪水。视频来源：人民日报微博
4月8日上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方向明来到孙家栋家中，祝贺孙老总92岁生日快乐。
92岁的孙家栋腿脚不方便，需要借助轮椅走路，但他思路清晰，和来访的客人谈论起航天事业时，依然可以很恰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听到大家感谢他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孙家栋说，航天是国家政府、全国资源和航天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缺一不可。送别时，孙家栋笑着说，天气好时，会出去走走，到公园里散散步，锻炼身体。
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这位航天大家的答案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年轻时留学苏联，现场聆听*“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席话；回国后研制导弹，参与缔造了我国最早的地地导弹；后来受命转向卫星研制，捧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接下来，返回式遥感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第二代应用卫星……太空中的中国星，三分之一出自他的手；年过半百，他又作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坐上谈判桌，将我国航天发射服务推向国际；本可以安享晚年时，他却返回技术战线，接过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和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的帅印……
孙家栋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航天史。
“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次受到表彰，他总说，荣誉是集体的，自己只是作为代表走上领奖台。这一次，走下“感动中国”的领奖台，他仍谦称：感动中国的是中国航天60年的不平凡征程，而不是我孙家栋。
感动中国的航天泰斗
北京阜成路8号院是个随时能偶遇传奇的地方。院子里常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悠闲走过，每个人都是行走的中国航天史。多年以前，你甚至能看见钱学森与夫人相伴在院子里散步。
如今，每天有一个推着手扶车的老人，迈着小步子，在这座航天大院里锻炼腿脚。大院里的人都认识他，见到了总会亲切地叫一声：“孙总好”“孙部长好”。不管认不认识，他总露出温暖的笑容，仿佛都是老朋友。
他就是孙家栋，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2017年2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016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孙家栋荣获了人生中一个意义不凡的荣誉。这个荣誉无关技术，却饱含深情。
“这个奖非常重要，是对航天人几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个专业部门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孙家栋不改谦逊，“老百姓称赞航天搞得好，为中国争气，为经济发展、国防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航天人应该说是达到了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
孙家栋一生拥有数不清的头衔，个个分量非凡：“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原航天工业部及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月球探测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自己最安心的称谓，则是一句最普通的“航天人”，他希望将自己隐没在无数航天科技工作者之中。
“每个航天人都起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作用，但关键在集体，”他解释，“这不是客套话，航天精神中有一句非常重要——大力协同，航天是高风险、高技术集成的事业，不是少数人能够完成的任务，离开群体确实是办不成事的。”
孙家栋的职业生涯尤其长，近乎常人的两倍。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作，至今仍未完全歇下来，前几年还不停地奔波在各大航天研制单位和发射场之间，老伴魏素萍每年给他买四五双布鞋，他都能穿出洞来。
后来，他患了腰疾，影响到腿脚，跑动不再那么勤。即使这样，在各大航天工程的评审现场和重要会议上，他依然经常笑容可掬地出谋划策。“有事情就干，没事就看看报和航天技术材料。”这就是他的晚年生活。
如果不是腿脚的原因，仅从他的言谈和精气神判断，你不会想到他如今已是如此高龄。回忆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他信手拈来，间或带着东北人独有的幽默风趣，以及高密度的爽朗笑声。
笑容是孙家栋的标志。老照片里，不论是会议现场、谈判桌上，还是同事身边、钱学森的病床前，他总露出牙齿，笑得无比真诚。
他的笑容给人温暖，也给人信心。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诸多里程碑的直接缔造者，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用笑容面对。
国家任务：东方红一号
孙家栋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意外。他总是临时受命，然后在一片处女地里做出开创性成果，震惊世界。
1958年，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留学归来，一心要为祖国造飞机。可是刚回国，他就被划分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制。
9年后，作为总体技术人员，他已经参与研制成功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等我国最早的导弹型号，并实现了导弹核武器的成功试验。就在这时，1967年夏天，他被直接调去即将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这颗卫星后来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一天之内，他从一个导弹专家变身为卫星专家——一位对卫星技术并不太精通的专家。
为了尽快组建起总体设计团队，孙家栋亲自确定了一个18人名单，从火箭研究院抽调这18名技术精英，与中科院的部分同志共同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系斗争如火如荼，孙家栋一门心思从搞卫星的角度出发，将派系之争搁在一边，其实顶着巨大压力。但让他感动的是，当这18个人离开火箭研究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之事。领导和群众不得不打心眼儿里佩服，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个好头。
孙家栋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功劳，而是当时*亲自拍板“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使得研制卫星广受瞩目，科技人员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
“文革”搅乱了当时的工业生产体系，制造卫星所需要的元器件经常找不到人去生产。孙家栋便亲自去往有生产基础的单位。于是，在外头还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派人员，一走进实验室便搁置争议，联合起来搞攻关。
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我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从当时情形看，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复杂程度非常高。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有的仪器甚至还没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到1970年很难完成。
聂荣臻元帅万分焦急，找到钱学森，强调一定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钱老组织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得到一致意见，就是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需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时间来不及，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孙家栋说，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到可以拿下来。”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
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几乎不可能在1970年发射成功，有人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守望在航天每一个关口
回首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历程，孙家栋认为，比起实用价值，这颗卫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复杂环境中摸索出了研制卫星的经验，培养了一支卫星研制队伍，形成了全国性的航天协作网，并建起了实验室、试验场等物质基础。“总的来说，打下了后来航天发展的基础。”
沿着东方红一号开拓出来的道路，孙家栋又牵头研制了一系列卫星，从通信到遥感，从不可回收到可回收，从国内到国外。满天中国星，有三分之一来自于他领导的团队。
孙家栋不仅是航天首屈一指的技术专家，也是赫赫有名的谈判专家。上世纪80年代中叶，56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走上管理岗位。此前十多年对海外航天市场的关注和国际航天合作的探索，促使他决心拿下又一个重要任务：中国航天走向国际。
就在他被任命的同一个月，我国政府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一个新面孔要闯入市场，这自然引起了传统市场霸主的抵制，中国航天走向国际的道路，始终不平坦。尤其是美国，对美国卫星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设置了非常严苛的限制条件，几乎呈封堵之势。
于是，孙家栋带领代表团一次又一次与各国政府沟通、谈判，有理有据有节，曾与之谈判的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迈考里斯特惊讶，一位研制卫星的科学家，怎么会具备政策、外交、科技那么多方面的谈判技巧？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休斯公司此前已经发射同步轨道卫星67颗，中国火箭的这次发射精度是最高的。以此为起点，中国航天正式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
副部长退休以后做什么？孙家栋的选择是继续搞技术。1995年，他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航天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嫦娥工程正式上马，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从38岁受命主持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到75岁为我国奔月之旅掌管帅印，孙家栋就如中国航天的“定海神针”，在每一个重大关口指点方向。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卫星经过326个小时飞行和8次变轨，顺利进入环月工作轨道。孙家栋与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一起被称为“探月三巨头”，成功之际，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孙家栋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背过身子，掏出手帕，偷偷地抹掉眼角的泪。
孙家栋从不大悲大喜。不论多么艰难的时刻，身边的人都没见他流过眼泪。可见，在这位年近八旬的航天老人心里，探月工程有多么艰难、多么重要。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孙家栋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幻想将来可以建造大桥。在哈工大读书时，听说学校将要增设汽车专业，我觉得汽车更神秘，可能比造大桥更富有挑战性，没成想最终到苏联学的却是飞机制造，而从苏联回国后却又没有搞过一天的飞机制造，从毕业后的第一天开始就加入了中国导弹研制大军。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要在中国导弹事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一门心思地投入最初的导弹仿制和研制工作中。但更没有料到的是，搞了近10年的导弹研制，却又与卫星结下了终身的情缘。”他说。
如今我国在轨卫星已经数百颗，如何用好这些卫星是孙家栋最关心的事。他认为，卫星工程不仅是天上的事，有了空间基础设施，就像有了电和公路，但要真正用起来，还得空间信息落地，在地面上进一步开展大量研究。
“比如气象卫星，大量气象研究人员进行数据分析和预报，满足各类专业需求。这是很长的产业链，航天人能做的不多，需要与全社会合作。”他说。
有人让他给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工作打分，按五分制，他打三分。“这倒不是谦虚，航天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要精益求精。”
然而，几十年的同事却给他打了高高的分数。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孙家栋是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的人，跟他一起痛快！”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说：“孙家栋待人谦和，在工作中他总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解决问题的点子，跟他在一起，心里踏实！”
国家也给予他至高的认可。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以孙家栋命名的小行星第148081号正在太阳系中运转不息；嫦娥二号卫星已经飞到1亿多公里以外的深空，成为我国飞得最远的航天器。孙家栋的一颗中国心，就像他洒向宇宙的颗颗中国星，闪耀在中国航天的璀璨苍穹下。
(来源:中国航天报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