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中心的“现代人”，常常向往所谓的“诗和远方”，那么，“远方”究竟有什么？在扯下想象的面纱后，真实的“远方”是什么样的？
2002年，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从北京离开，带着父亲的书，沿着他走过的路，坐着绿皮火车去了鄂温克人的敖鲁古雅乡，进入了他的“远方”。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他亲身与“远方”的风物相处，尝试融入鄂温克人的生活，接触浪漫符号包裹下的活生生的人。“边地群像”系列记录了他与父亲两代人同敖乡的羁绊。
近日，2022北京图书市集现场，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乐府文化，邀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导演顾桃，与国内知名编剧、书评人史航围绕边地民族鄂温克人的下山展开对谈。两人以酒为媒介，透视鄂温克人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聊到当地人打猎的禁忌，回溯他们对人地关系的看法。
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画面。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最北部的根河市，有一所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主的小镇——敖鲁古雅。这里曾世代居住着以狩猎为生、与驯鹿相伴的鄂温克民族，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2003年，生态移民在全国各省市吹响，敖鲁古雅也不例外。鄂温克人被收缴了猎枪，住进了红屋顶、白外墙的新敖鲁古雅乡。他们被告知，那里有“新生活”。
七十岁的老猎人安道不清楚“新生活”意味着什么。有天喝了酒，他睡前习惯性地吹蜡烛，却怎么也吹不灭那盏灯，一气之下用炉钩把新装的灯泡敲碎了，这才安然入睡。同样困惑着的还有玛丽亚·索，“没了枪，没了放鹿的地方，做梦都在哭”。喝惯了森林里流水的驯鹿，下山后一度连水都不喝。2022年8月20日，百岁老人玛丽亚·索走完了末代女酋长的最后一程。
新世纪之交，这些“远方的声音”回响在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的耳畔。跟随父亲顾德清的脚步，他希望用镜头记录重返森林之后，那些没有猎枪的猎民在森林里的生存样貌与精神状态。从2004年起，《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与《犴达罕》先后与公众见面，构成了围绕鄂温克民族的“边地三部曲”。作为补充，他将拍摄期间的日记心得整理成册，连同父亲的日记一道，试图提供一种隐藏于客观镜头背后的画外音。
对谈活动现场。
这样一种日记体的回溯同样触动了编剧史航。活动当天，史航从包中翻出了这三本书，书页一侧贴着密密麻麻的标签，每一条都指向了阅读时汗毛竖起的时刻。有观众提问犀利，穿梭于各种活动现场的他如何能对书中细节记得清楚。史航调侃说之所以参加的活动多，是因为自己“很容易被找到”，但这一次纯粹是因为被书中内容触动，“想要尽快跟人交流，在对话中互相补充细节，才能加深记忆”。
史航在对谈活动现场。
日记的对照：
两代人对话的延续
不同于纪录片，“边地群像”系列由顾桃的两本日记《敖鲁古雅》《边地记事》，以及其父亲顾德清的《猎民生活日记》组成。谈及记录的初衷，顾桃称，上世纪80年代，父亲顾德清记录了北方森林狩猎民族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生活。2002年的春节，顾桃想给年迈的父亲拍几张当地的照片，却发现昔日父亲的老友都已不在人世，2003年生态移民后，敖乡的生活早已不复当年。猎民们耐不住山下的生活，重返了森林，但没有猎枪的他们在森林中如何生活？这些引起了顾桃的好奇，他架着几件“家伙”，在敖乡住下。
作为纪录片的补充，顾桃认为，日记记录下的是那些淹没在镜头之外的声音。“摄像机是客观的，你看到了，你到场了，或许就录下了，但总有些东西是记录不下来的。”史航称，这也是整个系列所吸引他的地方。书中收录不少照片，史航注意到，影像总是自带一种遗憾，而文字弥补了那种遗憾。“顾德清先生在书里写道，他特别想拍猎民出发时那种列队隆重的氛围，但总是赶不上，大兴安岭没有那么宽的车道，猎民也不会等他架好机器再出发，预想的镜头都没有时，你的想象就得慢慢屈从于当地人自然的序列。”
《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
在文字之间，顾德清与顾桃也在延续着两代人的对话。顾桃回忆说，印象中的上世纪80年代，父亲每次从拍摄地回来，总要把屋里的白炽灯拧下来，换上红灯泡，将卧室改装成临时的暗房，勾兑药水，冲洗出照片。远方的林海，牵着驯鹿的鄂温克人，篝火旁堆积的猎物……这些最初都是在显影液里，在每一张照片中慢慢浮现，“父亲有意让我进入他的感受”。史航称，难怪《猎民生活日记》中，顾德清总是一遍遍重复“鲜红的猎物”，其实是因为当时的照片多为黑白，即便有彩照，也舍不得多拍，所以只能通过文字去反复强调。
此外，史航谈到，两代人的日记还带给他一种“新的出发感”。如今的碎片阅读时代，长篇小说很难接续，但日记体却少有断裂的感觉，读者可以走走停停，随时进入。“每一天都在推开一扇门，跟这群人一起去打猎赶路，看岩画，晚上自动归队，天一亮又可以一起出发。”
相较父亲而言，久居敖乡带给顾桃的多了几分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脱节感，融入“远方”并不容易，转身回乡，却发现与家乡也已渐行渐远。时下许多人内心的漂泊感多少与之有些相似，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与故乡和远方的关系？
在史航看来，他与故乡的关系是“藕断丝连”，保持着一定距离，同时内心清楚其间的“丝”一直存在。人们无法接纳的不是漂泊感，而是漂泊感带来的自我失控的自责。“人就是不要单一，不要扁平，所有这些惆怅都让人更像人，更懂得人。”史航称，从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记得家乡的人是幸福的，而回不到家乡的人是值得理解的。
对于鄂温克人：
酒是“诺亚方舟”
长期以来，猎民与“酒”似乎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连接。鄂温克人嗜酒，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藏酒”。敖乡的维佳也不例外，搬迁前，他想喝但不敢喝酒，搬迁后，他开始每天喝酒，但常常觉得很累。酒对于鄂温克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顾桃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
顾桃表示，纪录片中通过对当地人饮酒的刻画，试图传递的其实是失去猎枪后的鄂温克人，复归森林中的生活后，还有什么能够维持他们的信念，不至于在绝望中失控。某种意义上，酒对于鄂温克人而言是“精神控制”的工具，他们用酒麻醉自己，在迷离中好似短暂回到了过去的狩猎时代；同时，喝酒的人还有一种清醒在，他们清楚地感知到那种无可奈何。
史航提到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中的片段，小王子曾问酒鬼：“为什么喝酒？”酒鬼称“因为羞愧”。小王子追问“为什么羞愧？”酒鬼回答说：“因为喝酒”。包括古代诗人黄庭坚曾有诗言：“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由此，酒的确构成一种循环，“当世间之事无法挽回时，它就成了唯一的逃路”。
具体到鄂温克人饮酒，在史航看来，酒对他们而言是“诺亚方舟式”的存在。他们通过酒夺回了虚幻的主动权，仿佛可以回到狩猎时代的过去，不用任何人同意，重新遇见那些在世的，又或已经离世的老人，死去的猎犬、驯鹿，以及曾经打回家的猎物。这背后同样蕴藏有民族性的意味，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方式与亲切之物保持联系，当外界无法理解时，我们又能否做到至少不将其污名化。
鄂温克人的丛林：
了解与共存之外的等待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敖乡的鄂温克人曾沿袭着世代传承的打猎规则。猎熊不能打头，猎犴要提前三天洗澡，洗去身上的人味……顾桃在书中称，鄂温克人狩猎遵循自然界的时间表，精简猎物种群的老弱病残，母的绝对不打，因为它要生儿育女，而现在偷猎的，“可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顾桃解释说，初听时，人们或许会觉得这些讲究多少有些“滑稽”，但这背后支撑着的是属于当地人的信仰。过去鄂温克老猎打熊时不打头，因为熊是他们的精神图腾，剥皮时还要不停念叨，“熊大哥，冬天来了，我需要一副手套过冬啊。”割熊的耳朵时要吹哨，模仿站干林被风吹过的声音，割熊腿的皮还要念叨，“有了手套我还要一副靴子来暖脚。” 犴的鼻子内软组织特别细腻，所以打犴之前一定要洗几天澡，把人味去掉，这些都有所谓的仪式在。通过这些世代传承的仪式，当地人建立起与自然的关系，也生发出人与人关系。
这些远方的仪式同样令史航着迷。在其看来，这反映出的是一个朴素到如今已经快被人们遗忘的道理——人必须尊重动物的习性才能与之接近，了解后才能促成共存，正是因为不了解，才多次发生“你死我活”式的人地矛盾。
《边地记事》，顾桃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
在了解与共存之外，顾桃在书中频频提及：“我没有别的能耐，等待就是我最大的能耐。”顾桃称，2003年生态移民前后，曾有不少导演、记者想去记录报道鄂温克人的生活，但常常没待几天就匆忙下山了。与当地猎民的相处中，常常需要去熟悉对方的禁忌，遵循时间的节律。“玛丽亚·索老人的帐篷中有神位，就放在帐篷中几个木杆间，中间有一个铁炉子，外面来的人看不见，径直绕过去，老太太随手拿起小木棍就打了一下，这能打疼吗？意思不过是，你不能从这里过去。但有的人可能就懵了，觉得这里的人怎么这么野蛮，马上就下山了。”
顾桃说，与当地人相处的时间中，大多时候他并不是拍摄者，而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先“存在”。“外出赶路，跟不上猎人的脚步，就会被赶下山，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创作者’。”史航认为，书中的“等待”在如今快节奏的世界中正变得稀缺，停不下来的脚步背后还有失落的“敬畏”。
最后，谈及“现代人的诗与远方”，顾桃称很多人都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的第一句回复永远是“你先行动起来”。在他看来，当人们只是在自己已知的知识边界中打转时，不管用什么方式探讨，永远没有意义，离不开紧密的自己，那些“远方”从未与个体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本质不过是呼吸，这个呼吸意味着“一口气”，而没有人能代替你去感受。
从这个意义而言，顾桃说，他喜欢成吉思汗的那句话：“如出发，必到达。”
嘉宾/顾桃 史航
整理/申璐
编辑/青青子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