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中国古代作家的写作很少有单一的，往往各种文类文体都要一显身手。陶渊明（365-427）主要写诗，兼及散文、辞赋，同时又大写其小说，是一位高水平的全科作家。
最肯花大力气来写诗
陶渊明曾编辑过自己的作品，其组诗《饮酒》前有一段小序云：“余闲居寡欢……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可知他整理自己作品时还有助手帮他抄写誊清。
较早编辑陶集的人们中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501-531），而流传至今之《陶渊明集》的规模格局则是由北朝学者阳休之（509-582）定下来的。阳编十卷本陶集现已不存，但他那篇《陶集序录》可知陶集形成的早期过程：
余览陶潜之文……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焉。
可知此前已存三种陶渊明集，阳休之在此基础上综合加工，重新编定了一个十卷本，把《五孝传》和《四八目》（一称《集圣贤群辅录》）两部杂著也编了进来，比萧统那个只收文学作品的八卷本更加齐全，遂成为后来各本陶集的祖本。
世间通行各本《陶渊明集》都是按文体来编排的，顺序是：诗、赋、文、其他。陶渊明辞赋写得很少，只有三篇，这就是《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和《归去来兮辞》；其前两篇还是仿古之作。陶渊明是最肯花大力气来写诗的，这乃是他反潮流、至少也是不同于流俗的地方。
在《陶渊明集》里，共有诗一百二十余首，辞赋与文十二篇，杂著两种（即《五孝传》与《四八目》）。
《搜神后记》曾被认为伪书除诗文集十卷之外，陶渊明还有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卷，题陶潜撰。而梁·释慧皎在《高僧传·序》中已经提到“陶渊明《搜神录》”，看来此书在南朝至唐初一直流传，只是书名有不同的提法和记载。
《搜神后记》曾被认为是伪书，署名陶潜乃出于后人假托。《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指出：
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两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
这一段提要的措辞底气明显不足，且自相矛盾。《晋书》是唐初官修的，既说《搜神后记》中关于干宝父婢的记载乃剽掇《晋书》而成，却又说其书“非唐以后人所能”，那么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时候伪造假托的呢？
唐修《晋书》取材甚广，且喜录小说，干宝父婢事，《搜神后记》书之于前，《晋书》跟进于后，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至于古小说中夹有若干作者身后之事，乃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一般来说这是后来的抄录者、整理者按同类项合并的思路，将另外一些比较晚出的故事加了进来，不能因此就断定全书皆伪。
又鲁迅以“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为由，指认《搜神后记》“盖伪托也”。这个理由同样难以起信。陶渊明固然是旷达的，但他的思想和趣味其实也相当复杂，从诗中可以看到他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奇书颇为爱重，而且阅读时神游八极，多有奇思妙想——《穆天子传》在西晋时出土及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显然大大刺激人们的艺术想象，从而推动了两晋志怪小说的繁荣。在未能证伪之前，我们还是要将《搜神后记》视为陶渊明著作。
打通各种体类的作品研究陶渊明必须把他各种体类的作品打通了来阅读和思考。试举例明之。陶渊明生平有一件大事，即曾经在晋末军事实力派将领、南郡公桓玄（369-404）手下任职，而这个桓玄后来一度取代东晋自己当了皇帝，而又很快失败身死，是个名声很差的匆匆过客。有学者为爱护陶渊明起见，否认他曾经仕于桓玄，但《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一首》，可确证他当时乃是桓玄部下。
当桓玄带兵东下攻入首都坐上龙椅以至失败之时，陶渊明因为母丧在家守孝，始终没有参与其事。陶渊明对桓玄的态度在《搜神后记》中曾有所流露，书中卷三“流星堕瓮”条载：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谁当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桓宣武就是桓玄的父亲桓温。早先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是桓温的僚佐和朋友，关系近密；陶渊明本人又是直接在桓玄手下效过劳的，曾对这位英雄寄予很大的希望。《搜神后记》里的这段故事表明，在桓玄败亡之后，陶渊明也没有把他看成是大逆不道的恶人。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获长沙公爵位，后来世代相传，陶渊明对家族荣耀十分珍视，也十分习惯东晋的门阀政治体制。所以，他对南郡公桓家父子很自然的有一种亲近感，即使桓玄垮了，他也并没有全然以成败论人。当然，陶渊明也并不反对打垮桓玄的刘裕开创自己的新王朝，他同刘宋的官员颇有来往，暮年甚至响应刘宋王朝的征辟。当时持这种宽松灵活政治态度的官员和士人相当多见。
赵宋以后的士大夫往往抱有忠于一家一姓的政治伦理，又相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遂不能理解中古时代包容性甚强的风习，他们非把陶渊明改塑成东晋的忠臣与遗民不可，于是弄得陶渊明研究中疙瘩甚多，矛盾百出。联系陶渊明的诗文来细读《搜神后记》，有助于人们消除固陋，对历史人物回归到合于当时情境的理解。
（摘自3月22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