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3日，由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城讲坛”2024年第三讲于常州市图书馆举行，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
受邀作《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的主旨演讲。
“张謇与现代化”特此分上下期刊发本次主旨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主旨演讲|罗一民：同为江苏人的盛宣怀与张謇（上）——盛宣怀与张謇的交往及恩怨
二、盛宣怀与张謇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
毫无疑问，盛宣怀与张謇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引领者，他们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多领域、多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业绩。他们是同乡，也是同道。但是，由于兴办各项事业的具体年代背景和客观条件不同，以及个人禀赋和志趣等主观因素的区别，形成了他们在具体创业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具体功效及历史评价的不同。研究分析这一点，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盛宣怀和张謇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他们的创业路径选择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创办实业方面。
由于盛宣怀比张謇早起步二十多年，且处于洋务运动的兴盛期，故他的实业方向主要是航运、矿山、铁路、电报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产业，并且具有强大的官方背景和洋务领袖李鸿章的鼎力支持。他创办的实业，要么是官办，要么是官督商办，要么是商办官助，尽管他内心深处向往市场化的“商本商办”，但无时无刻不得益于同时也受制于无所不在的官方力量。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由官办改为商办后，政府仍然将粮食等大宗货物特交招商局专运，并用公款为电报局款培养人才。这些都为改制后的商办企业增添了额外的利益。另外，他年轻时从事典当钱庄行业的经验，使他极善于运用金融手段筹募运作资金（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同时，盛宣怀秉持“在商言商”理念，在为国家和企业谋利时也合理合法为自己赚了不少钱。
而张謇创办实业时，官办式微，民办勃发。尽管他也不得不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大生纱厂中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官股”，但仍是以民间商办为主，官方仅按股分红，不过问企业任何经营管理，“听商自便”。张謇从直接关系民生且进入门槛较低而又竞争激烈的棉纺业起步，意向高远，但步履维艰，全凭一己之力运作民间和官方资金勉强成事。另外，他作为一介书生下海经商，既无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又无金融运作技巧，早期创业的艰辛困苦远非一般人想象。同时，他在企业成功获利后，除了“厚待*”，便是无休止地将企业和自己的资金投入教育、城建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去。这使得他身后留给子女的财产不多，所创办的企业也后继乏力。
（二）在兴办教育方面。
盛宣怀由于有着雄厚的财力来源和强大的官方背景，加之长期生活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并多与外国人和西方文明接触，因此他办教育的起点比较高，手笔比较大，且筹划规范、运作顺利。他一出手，便瞄准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正规大学，而且向国际一流水平的美国名校接轨看齐。他制定和践行了中国最早、最规范的大学章程和规制，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政府审批支持、巨额资金筹措、校园选址施工、师资学科建设等常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于1895年、1896年相继创立了北洋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天的上海交大），涵盖了文、理、工、法等各个学科，多年引领和支撑中国的大学建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贡献重大。
张謇1902年开始创办学校时，主要着眼于乡村小学及为小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由于经费不足，他分别逐个创建学校，时办时停，还往往贴上自己和亲友的“私房钱”。他在创办通州师范时，本想让江苏省政府出资办成公立学校，但没人搭理，便只得办成私立师范，靠私人和民间筹资。办学过程中遇到经费、买地、基建、师资等各方面的问题，十分艰难。1903年，通州师范勉强开学。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借鉴日本学校的办学经验，聘请了日本的教员，学校才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张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地区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种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树立了地区性样板。而且，他创办的私立师范、盲哑人学校、戏曲学校、纺织刺绣职业学校，均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
（三）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
盛宣怀的主要特点是：
1、善于定规立制，规范运作。他年轻时就熟悉祖辈和家庭对义庄、慈善堂等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规矩，自己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后来在上海等大城市又了解到西方慈善组织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方式，因而他注重对慈善运作进行“顶层设计”，从募捐筹款到济困扶贫，均有详细而严谨的规定。
2、他动员募捐和动用官办企业资金的能力特别强，手中积累了较多的捐助款项，且主要针对灾害和战乱展开救助（较少办养老院、婴儿堂等慈善实体），在义赈应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大。
3、他的慈善行为遍及全国各地，并不偏重于一地（包括家乡常州），他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在多地分设机构开展活动，因而具有广泛的影响性。
4、他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和国际声望，因而能够与外国人联手开展慈善活动，并一道创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来，他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创会会长。
张謇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偏重于南通一地，对全国的影响力主要靠南通的示范作用；
2、偏重于慈善实体设立，建立各种慈善机构；
3、偏重于慈善实体的广覆盖和全面性（从育婴堂到养老院，从栖流所到改良所，从贫民工厂到盲哑学校，几乎无所不包）；
4、资金较缺乏，往往边筹划、边建设、边完善，有时要靠卖字和生日寿礼所得资助养老院等机构。
（四）在推动地方建设方面。
盛宣怀20多岁便跟着李鸿章当幕僚，为官经商经历十分丰富，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但由于他没有当过地方官，又没有成为地方上的士绅领袖，因此他主要创办铁路、矿业等全国性的实业，而惠及相关联的地方，并没有深耕某一地方，全力推动某一地方（包括家乡常州）建设。对某一地方建设影响较大的个案，是他在主管招商局时被任命为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时，为了发展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全力疏浚山东境内大干河——小清河，从而造福两岸民众，推动地方交通和经济发展。1893年12月，山东巡抚上奏朝廷：“小清河全功告成，推盛首功，传旨嘉奖。是河工程阅时三载，用镪七十余万，皆盛筹集。”
张謇则有所不同，他虽然也因经济和政治活动常年在外奔波，甚至一度在南京和北京当官，但他始终立足南通、深耕南通，全面推动南通早期现代化建设，以至于当时就使南通被誉为全国的“模范县”，后人则将之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怀抱建立“新新世界”的理想，推动南通地方建设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他虽然不是地方官，却依靠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影响力，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以治理现代化为先导，促使南通实现了跨时代发展，使之成为地方建设的楷模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样板。
（五）在为官从政方面。
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年轻时就成为官场翘楚李鸿章的幕僚和亲信，对官场情形和能量十分熟悉，因而对当官很精通，也很感兴趣。他深知，在他那个时代，官场政坛主宰一切，即使经商办实业，也完全取决于官方的支持。因此，他在创办实业时，要么兼任官职，要么主持官办企业，要么当“官督商办”的“督办”，要么以官方为后台“商办”。他的努力方向是“当大官”、“干大事”（可能也含有“发大财”的意思），亦官亦商，官商结合（这或许是他常被人称为是“官僚资本家”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得已而又颇有成效的选择。当然，本着强国利民的理念，他在当官理政时，也颇有若干建树。他在当全国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尚书及电报局、海关负责人时，采取了许多争国权、利民生、促发展的政策举措。特别是他本着“欲谋富强，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的认知，抓住交通和通信这两个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命脉，奏请朝廷全力以赴。他在职权范围内，直接制定了铁路和电报领域许多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政方略和运行规章，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张謇也是一个亦政亦商、亦官亦绅的人物。但是，由于他是出身寒门的读书人（状元），他的为官从政具有独特的个人特点。一是对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改革充满热情。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以新科状元和翰林院编撰的身份公开发表政见，抨击李鸿章；在清末时以江苏咨议局负责人身份，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二是当做官有利于企业和国家事业时，他就当官，当做官无助于企业和国家发展时，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时，他便毅然挂冠而去（包括辞去国家农工商总长）。三是不当官也照样做事，包括从事地方建设治理和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活动。另外，即使不做官，也与官府、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利用官方资源干事创业。四是在农商总长等高官任内上，基于“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的认知，在经济立法、政策扶持、机构改革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开创性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务改良。
三、盛宣怀与张謇的共同点及其时代意蕴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盛宣怀与张謇有着太多的差异，甚至经常以两个对立的形象出现。盛宣怀往往被看作是买办官僚资本家，而且在个人品行和政治行为方面饱受诟病，而张謇则是公认的爱国主义民营企业家，且品德高尚，在政治上与时俱进。显然，人们已习惯于褒张贬盛。然而，随着对盛宣怀研究的逐步深化，对其认识渐趋客观，人们会惊诧地发现，盛宣怀与张謇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同类人、同路人。而且，通过探究他们两人相似之处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动因，不仅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他们，还可以看出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内在特质和基本走向。因此来说，盛宣怀与张謇的共同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他们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而走上实业报国的道路。
盛宣怀与张謇都生活在国家被不断侵蚀、瓜分，内忧外患深重、危机四伏的晚清，如何拯救国家、振兴民族，是当时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共同追求的使命担当。《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痛心疾首，盛宣怀则“病榻拆膺长叹”。与此同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救国必须强国，要强国必须富国，要富国必须兴办实业。张謇的信念就是“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盛宣怀则在1896年被光绪皇帝授予专折奏事特许权后，在所上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就明确提出：“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他从甲午战败后，中国亟须强军富国出发，提出将练兵、理才、育才有机融合的治国要策，并主张像“泰西诸邦”那样，“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张謇说他办纱厂，就是为了与列强在纺织业上竞争，以“堵塞漏厄”，“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盛宣怀则说他热衷于矿业，就是因为“中国财产莫大于矿”，且列强多虎视眈眈于此，“故宜大力自办煤矿，用先进技术开采”。由于思想理念趋同，盛宣怀与张謇先后走上了实业救国、兴国、强国的道路。
第二，他们都在创办实业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委屈和磨难。
由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实业的先行者，或者说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难免不受制、受困于旧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客观境遇的种种困阻。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经历种种屈辱、困顿、煎熬，几乎事败梦碎。当他四处为办厂在民间募集资金时，有人报以白眼和讥讽，有人奚落地问“工厂是何物”；当他向官府求助时，“心口相商，笔舍俱瘁”，“告急之书字字有泪”。甚至当厂房初步建成后，还有人居然纠众要烧毁厂房。张謇形容当时就如“跻危涉险之人，攀虎豹而出居虬龙，稍一错止，瞬晴皆有齑粉之势。”他在功成名就多年后，仍感慨万千地说道：“困苦情形，不但他人未曾尝试，及鄙人回溯生平，亦有数之厄运也。”当然，他也就因而能做到：“不顾牺牲目前之快乐，力与患难为敌，久且相安。视烈风雷雨与景星卿云等量齐观矣。”
无独有偶。盛宣怀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也有着张謇那样忍辱负重、千磨百折的苦难经历。由于煤铁矿业关系国计民生和维护国家权益，1877年，盛宣怀在创办招商局有所成就后，便在李鸿章的支持和鼓励下去湖北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找矿、办矿。他先在广济采煤，后在大冶炼铁，但由于所需资金巨大，科技水平和人才又跟不上，在大量投入后，宏伟的煤铁同时开采计划只得中途搁浅。此事引起了地方士绅的非议和官府的不满。湖北督办李瀚章在收到民间的告状后，致信李鸿章说：荆门矿务局“上损国税，下碍民生，而于洋煤无毫末之损，于公亏无涓滴之益”。李鸿章面对湖北矿业的困境，又无计可施，只得严厉训斥盛宣怀“实属办理荒谬”，并下令撤销了荆门矿务局。盛只得抱憾而归，蒙丑而退。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五年艰苦，履濒于危，十万巨亏，专责莫诿。地利亿万年暂置之犹可望梅止渴，竟舍之则泼水难收。天理人心，昭昭如揭。原拟俟东海得手，分资派员，先办荆矿，俟煤可供用，而冶炉反掌可成矣。”
祸不单行。几乎与此同时，湖南著名学者王先谦带头弹劾盛宣怀在招商局购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案中，“扣帑入己”、“侵渔中金”。后虽经招商局负责人唐廷枢为之辩白：“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但是，盛宣怀还是因弹劾风，于1882年黯然离开招商局。更为可悲的是，清廷1884年责令盛宣怀全额赔偿湖北开矿亏损，几乎全部赔进了他和父亲在江苏开设典当钱庄的多年盈利。后来，盛宣怀通过创办电报业东山再起，大获成功，但又多次受到官场参劾。他深有感悟说道：“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即身其事，成败利钝亦绝无把握，若非不辞劳怨，不避疑谤，惨淡经营，焉有今日！”这与张謇“舍身喂虎”办实业的经历和体验，何其相似！
第三，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首创者。
盛宣怀和张謇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都认识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因而都在创办实业稍有成就后，便不遗余力地兴办现代教育。
张謇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基本理念，主张以实业为支撑兴办教育，以教育反哺实业和各项现代化事业。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第一所聋哑人学校，以及中国最早的戏剧学校、刺绣、纺织学校等。他参与创办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海事大学等一批中国早期的大学。他在南通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类学校共三百七十多所，在一个地区率先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由衷赞叹道：“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犹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盛宣怀与张謇一样，充分认识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他早在1895年就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向光绪皇帝奏请设立新式大学堂，并同时呈上《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随后，光绪御笔亲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它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所国立新式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现代大学。盛宣怀所拟定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规范性章程和第一个规划性文件，是我国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第一个范本。北洋大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用书等方面，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蓝本，其培养的学生也基本达到美国著名大学水准，因而毕业生进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试。
刚创办北洋大学堂不久，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北洋大学堂以培养工科、法科人才为主，南洋公学则以培养文、理科为主，兼及政法、财经，两校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基本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基础。盛宣怀与张謇一样，特别重视师范和小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先务中之先务”，因而于1897年3月，在先期的南洋公学中，“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学院”，并“复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之法。另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国立师范学校办学模式，使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私立通州师范得以借鉴模仿。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较为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它的首创性、奠基性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人物郑观应赞誉道：“此乃东半球未有之事，其非常不朽之功业也。”
第四，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慈善向现代转型的奠基人。
盛宣怀和张謇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乐善好施，热衷慈善，而且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吸纳西方慈善理念和方式，促成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建立的先行者、成功者。
张謇为了推进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建设，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张謇1903年出访日本时，认真考察了若干具有现代色彩的慈善机构，回国后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哑学校。接着，他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育婴堂为蓝本，移植其一整套制度和方法，重建和改造南通育婴堂。“力去普通育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他早期所从事的慈善是传统型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晚期，他借鉴西方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力推跨越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和扶助并重，践行“养”与“教”相结合，“教养并重”。例如，他办贫民工场和济良所，一面对贫弱残缺和误入歧途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还在传统的育婴堂设立幼稚园，使“育婴”与“幼教”相结合。他所创办的栖流所收养的流浪人员，也要“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养成独立走向社会的生存能力。
盛宣怀在1892年就创立了“龙溪盛氏义庄”，着重对族人“赈贫”、“优老”、“恤茕”、“助婚”“劝学”。后来，又创设“家善堂”，对苏州普通苦难民众实行“拯难、救急、解衣、推食、恤婺、悯孤、施医、送药，惜字、放生”。1897年盛将久已成立并在全国多地运行的广仁堂，主干迁往大上海，不仅收养孤寡幼童，还设立戒烟所，帮助吸食鸦片的烟民戒烟，办义诊所，为穷人免费治病。他在去世前，立下遗嘱，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家庭财产的十分之四用于赈灾济贫等慈善事业。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模仿欧美创立的现代家庭慈善基金会。
1904年，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型慈善组织。作为中方代表之一的盛宣怀，拟定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建明章程》八条，建立分会二十多家，募集大量筹款。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完成历史使命，中国会员开会决定成立独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公推盛宣怀为首任会长。在不太长的任期内，盛大力推进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建设。辛亥革命被革职后，盛仍关心支持红十字会工作。1913年，盛个人出资租用外轮，解救南京难民三千余人。1914年，他再次向红十字会捐银一万两，用于安徽难民救助。1916年，盛去世，沈敦和副会长在追悼会上，称赞他是“大实业家而兼大慈善家”。
第五，他们都热衷于家乡的文化事业。
盛宣怀与张謇都很热爱家乡，并都希望家乡的文化建设继往开来，独领风*。张謇于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开办了中国最早对市民开放的私人图书馆；1913年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地方性报刊，并创建了翰墨林书局；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具有现代色彩的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成现代化大剧院——更俗剧院；1922年还创办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所拍摄的《四杰村》等影片，被送往美国纽约放映。
盛宣怀为了使家乡常州的文化薪火相传，“卒前辈之精神，为后人之模范”，于1895年就开始出巨资主编地方大型文献丛书《常州先哲遗书》，将历史上颇有建树的常州先哲大师们的著作汇编成集，以传承常州文脉，引领家乡后人。该书从选材到校勘，从抄校到刻字全由名家执掌，内容丰厚，刊刻精雅，被看作是近代郡邑丛书之冠。该书的刊印，使常州诸多珍贵文献得以流传于世，使后人真切了解古人的思想、文学、艺术和科技成果。该书在清末面世后，引起学术界、出版界很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出版界的“师资”和中国版本目录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似乎也成了图书善本和精品的代名词。
除了出生地常州以外，盛宣怀对于长期生活的苏州的文化事业也十分热心。他对苏州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十分关注，自己也多方设法收购了大量藏书。1910年，盛宣怀将藏书集中起来，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首家私人公共图书馆（后因种种原因，在他去世前未能向公众开放）。
综上所述，盛宣怀与张謇诸多共同点的本质在于：他们都具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执着的强国梦想，这是他们百折不挠、负重前行的根本动因；他们都是从旧营垒中脱颖而出的时代引领者，这是他们超前性、领先性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是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文明意识的先知先觉和先行先试者，他们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但并不坚持“全盘西化”，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对外国取长补短，这是他们在早期现代化探索中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们在早期现代化的推进中，不仅坚持领先性，而且注重全面性，将自己的事业和视野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注意到现代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联性和共促性，全面着手和推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个共同之处：是时代需要他们，时代选择他们，从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引领了时代，推进了时代。
关于盛宣怀和张謇等时代先驱所从事的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有学者明确指出，以追求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主轴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在徐徐展开过程中，呈现出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奋力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负，是志士仁人力推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因。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先后出现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实业报国”、“收回利权”、“提倡国货”等一系列动作，有意无意构成了中国式早期现代化的民族特征。
二是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现代化核心的工业化，在西方国家主要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近代，最早则主要靠官方启动和推进。早先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是官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逐步演变为官商结合、官督商办，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企业就是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清末民初，则形成官商分途、以商为主、商依官助的局面，代表性企业就是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这也表现为原先的商为官用向着官为商用转变。这时出现了一批类似于汉冶萍公司、江南造船厂等由官商合办转制为完全商办的企业。
三是以为民谋利为最高目标。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充分意识到富民生与固国本的关系，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既追求“强国”，又追求“富民”，力促改善民生。后来的张謇等民营企业家，更是本着“大德曰生”的理念，以为民谋利造福为兴办企业的主要追求。
以上所说的三个基本特征，涉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体力量、最高目标，具有较多的中国元素和时代特色。在动力系统方面，具有外来被动性刺激因素，更有内在主动性的自救、自强内生因素；在力量结构方面，并非表现为国家或民间的单一性，而是呈现出国家、地方、商人、民众等各方共同发力的多元性；在最高目标方面，不单单表现为以“利”为先的资本性，更有“义”在“利”前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种种积极因素，促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种种艰难困苦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由于政府治国理政有误，社会力量发动不足，朝野内在积极性发挥不够，加之列强侵扰，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并未能达到理想的彼岸。盛宣怀与张謇的创业经历，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成功，是时代的成功，他们的失败，是时代的失败。
由此可见，盛宣怀与张謇的所作所为，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奋发图强、砥砺前行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他们也囿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走得更远更好。他们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后人总结反思。当下，我们所全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外无强敌入侵、内无动乱纷扰，近现代形成的物质基础较为厚实，国内外现代化的知识经验积累十分丰富。只要我们主观认知正确、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我们就能创造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光辉业绩。江苏，作为盛宣怀、张謇等一大批有所作为的乡贤生于斯、长于斯的风水宝地，我们一定要秉承先贤精神，“做示范、走在前”。
来源 | 张謇与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