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王国，教会和王权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
从内部来说，双方需要精诚合作，共同维持着法兰克人在拉丁东方的统治；从外部来说，共同的敌人穆斯林也迫使双方加强合作。
在这样一个武力冲突不断的国家，国王所代表的武士阶层占据着主导地位，教会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许多情况下教士甚至突破教义限制，亲自上战场配合国王的军事行动，总体来说，王权和教会的政治合作既有仪式方面，也有实际方面。
仪式方面体现在国王的涂油加冕礼中，实际方面则体现在教会人员在政治、军事事务上对国王的配合上。
“王权神授”的政治理想可以追溯到《圣经》之中，如《旧约全书·申命记》中摩西告诫以色列人一定要选立“神所拣选的人为你的王”。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取得了和其他宗教一般的合法地位。
随后狄奥多西皇帝规定基督教为帝国境内唯一合法宗教，基督宗教和罗马政权政治合作的路线被基本确定。
罗马帝国西部崩溃之后，在原有土地上兴起了几大蛮族国王，其中，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克洛维一世独具慧眼，于496年皈依基督教正统，取得了罗马教会的支持。
墨洛温王朝末期，王权旁落，宫相专权。
749年，矮子不平派遣使者前往罗马，向教宗问了一个著名问题：由空有王名而无王权的人担任国王，或有王权的人担任国王，哪个更好?
教宗回答：应由有王权的人担任王。
教宗的回答满足了不平称王的愿望。
可见，在不平称王上，教宗的授权至关重要。
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被利奥三世加冕为帝，被认为是象征王权神授一个重要事件。
此后，虽并不是每位君主都由教皇涂油加冕，但此习俗渐成惯例，成为象征君主合法性与神圣性的重要仪式。
耶路撒冷拉丁王国也沿袭了这一做法。
根据《继位法》，新的继承人需要在12岁时被加冕为国王。
涂油加冕礼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先是国王由神职人员施以涂油，然后是国王的加冕礼。
国王的涂油加冕仪式是王权和教会联合的重要象征。
经过涂油礼，国王具有了准教士的特性，他的统治具有了神圣性。
在仪式中，国王发誓保卫教会和王国的安全，大主教则起誓维护国王的统治。
王权和教会之间形成联盟，经由仪式达成合作。
同样，国王经由大主教涂油加冕才具有统治合法性的仪式，也为政教冲突埋下了伏笔。
教士参与政务、提供军役除了国王的加冕礼之外，耶路撒冷王国王权和教会的合作还体现在教会贵族对王国政治的参与上。
首先，耶路撒冷大主教凭其身份便自动获得了参与高级法庭的权利。
大主教在高级法庭中位高权重，“是高级法庭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约翰的伊贝林曾说如果高级法庭要修改某条法律，必须先征求大主教的意见。
在王位继承有争议的时候，大主教的意见也是至关重要的。
1110年，戈弗雷去世，王国高级法庭召开会议，商议怎样处理戈弗雷的遗愿。
此时大主教阿尔努夫便站在了埃德萨伯爵鲍德温这边，他和提比利亚的约瑟林共同拥立鲍德温为国王，由此保证了王国的稳定，保证了王位的顺利继承。
此外，各个主教区的主教也能参与高级法庭，从而和国王共同商讨国家大事。
在王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教莫过于提尔的主教威廉，他作为鲍德温四世的老师，便长期活跃在高级法庭上。
除了大主教外，教会贵族还是国王的封臣，因而根据《效忠法》也有参与高级法庭的权利和义务。
同西欧一样，耶路撒冷王国有大量国王或世俗赐予教会土地的惯例。
获得了土地的教会贵族，无论他的土地是否是直接从国王手中，根据《效忠法》次级封臣也要效忠国王的规定，他因此也需要参与高级法庭。
通过高级法庭，一方面，教会实现了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王权联合了教会贵族，双方有了合作的场所。
此外，一些教士因其文化素养而成为了国王的亲信，提尔的威廉便是如此。
根据推测，提尔的威廉大约于1130年出生于耶路撒冷，1146年前往西欧接受教育。
他在西欧受教育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大致情况还是可以根据其自己的记载而获知。
他在巴黎和奥尔良待了16年，10年时间学习文科，6年时间用来学习神学。
剩余的5年时间他在博洛尼亚学习民法。
大约于1165，他返回耶路撒冷王国，接着先是被阿卡主教授予一份牧师的俸禄，顺利成为阿卡大教堂的神职人员。
然后便受到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的重视。
有时，教会中的高级教士还充任王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帮助国王来处理一些事务。
在加洛林时期，查理大帝就曾重用一些有文化的教会人士来参与王国政务。
在中世纪武士阶层相对缺乏文化素养的年代，识字的教士备受青睐，往往较为容易得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这种惯例随着十字军东征也带到了拉丁东方在耶路撒冷王国，高级教士担任王国政府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
1124年，鲍德温二世被俘后，耶路撒冷大主教沃蒙便担任王国摄政，手握大权他指挥了对提尔的围攻，同威尼斯人和比里的威廉签署条约，共同营救鲍德温。
他还并协助军事统帅统筹军务。
在西欧，神职人员一般是不能拿起武器参与战争的。
但是在拉丁东方这样一个武装朝圣流行开来的地方，一些高级教士甚至直接参与了战争并担任指挥者的角色。
1105年，耶路撒冷大主教埃弗雷尔便聚集了一支一百五十人的军队在拉玛的战场上协助鲍德温一世。
1132年，主教威廉组织了远征，在耶路撒冷至阿斯卡隆的路上修建了名为阿拿德的城堡。
哈丁之战之后，面对萨拉丁的进攻，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便说服伊贝林的布里安留在耶路撒冷，并帮助他组织城防。
也是他，与萨拉丁谈判，为耶路撒冷换来了较为宽恕的投降条件。
不仅是耶路撒冷大主教，许多其他教区的主教或者修道院长也曾出现在战斗中。
可见，在王国日常政务中、在军事战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都能发现教士的身影。
教会的力量是王国举重若轻的一支力量，他们在各种事物中都发挥着影响，帮助国王管理与保卫着王国。
协助国王处理婚姻问题婚姻问题往往是考验教权与王权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亨利八世在英国宗教改革之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写过许多维护天主教教义的论文。
由于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无法为他生育后代，亨利八世便另谋新欢。
他意欲和安妮·博林结婚，但忌惮西班牙王室权威的教宗拒绝批准他和凯瑟琳的离婚。
这令亨利八世大为恼火，于是便下决心脱离罗马教廷的约束，由此开启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
之所以婚姻问题会令教权和王权之间剑拔弩张，根本还在于双方之间的权力争夺。
在中古西欧，婚姻问题历来是教会的专属领域，即使在中古后期教宗权力衰退的时代，教宗仍然是西欧婚姻问题的最高裁定人而国王作为一国之君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婚姻问题，这无疑会使他大为苦恼。
所以，婚姻问题往往会成为教俗双方较量的焦点。
这在耶路撒冷王国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在耶路撒冷王国，教会往往在婚姻问题上会迁就国王的选择，为了王位继承的顺利进行，为了王国的安危，教会在婚姻问题上经常扮演辅助者的角色。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戈弗雷之弟鲍德温便获得了埃德萨伯国，成为埃德萨伯爵。
为了巩固他在埃德萨的统治，鲍德温不仅鼓励手下人与亚美尼亚人通婚，甚至自己也迎娶了一位亚美尼亚领主的女儿。
1113年，两人顺利成婚。
此时，鲍德温尚未和亚美尼亚的阿尔达离婚，因此犯了重婚罪。
教会在这个问题上迫于国王的权威没有发声，默认了鲍德温的行为。
鲍德温一世和阿德莱德没有子嗣，因此，王位将会传至罗杰二世手中。
这不符合鲍德温和耶路撒冷王国贵族们的意愿，因此，鲍德温在教会的协助下，决定和阿德莱德离婚。
大主教阿尔努夫满足了鲍德温的愿望，宣布由于鲍德温和阿德莱德的血亲关系，因此两人的婚姻无效。
阿德莱德立即返回西西里，次年去世。
在鲍德温一世的婚姻问题上，教会很好的充当了辅助者的角色。
当国王不需要教会为他的婚姻发声时，教会便容忍了他的重婚罪。
而当国王想离婚时，教会便满足他的要求，宣布他的婚姻无效。
此外，另一个能凸显耶路撒冷教会在婚姻问题上配合国王的例子是伊萨贝拉女王的婚姻。
鲍德温五世短暂的统治一年后便去世，他的母亲西碧拉和西碧拉的妹妹伊萨贝拉曾为王位而爆发冲突。
后伊萨贝拉的丈夫汉弗莱临阵退宿，投靠了西碧拉，王位由此落到西碧拉和他的丈夫居伊手中。
1190年，西碧拉去世，伊萨贝拉的继承权凸显。
而同时，康拉德由于守卫提尔城有功而获得一定的威望。
野心勃勃的他打算谋求和伊萨贝拉的婚姻以此来登上王位。
在王位人选上，康拉德确实有明显优势，汉弗莱因其当年投靠西碧拉的行为而备受唾弃。
于是，康拉德请求耶路撒冷大主教及博韦主教批准伊萨贝拉和汉弗莱的离婚，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伊贝林的布里安、西顿的雷诺以及其他反对居伊的领主的支持。
伊萨贝拉的母亲也以伊萨贝拉结婚时年仅8岁为由要求伊萨贝拉和汉弗莱离婚。
教会满足了康拉德的愿望，博韦主教宣布伊萨贝拉和汉弗莱的婚姻无效，伊萨贝拉最终和康拉德结婚。
在伊萨贝拉的婚姻问题上，教会再次屈从，满足了世俗的要求，保证了王位落到强有力的康拉德手中。
在耶路撒冷王国，王权和教士之间的政治合作是十分紧密的。
国王保卫了教会的财产安全，教士则积极的参与了王国事务。
通过仪式上的涂油加冕礼和实际中对王国政治、军事事务的参与及对国王婚姻问题的裁定，教会在巩固王权、维护国王统治、保卫王国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